《白色城堡》劄記

對於它，我自然是再熟悉不過；我仿佛在大街上邂逅了一位老朋友一般，親切地握著他的手和他熱烈交談。

土耳其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在1985年出版的純屬虛構的曆史小說《白色城堡》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世界上對此幾乎已經達成了共識，這個“非同一般”，無論是對他個人，對他的讀者，或是對批評家，都是如此。這是他第三本小說，看完這本書，再看看這個數字，我頓時感到無比驚訝：在這麽短的時間裏，他是怎麽做到的？他太有天賦了，太成熟了。奧爾罕之前的兩部小說《傑夫代特先生》和《寂靜的房子》都在各個方麵略顯稚嫩，它們表現在敘述過於雜糅、冗長，人物心理的過度弱化（尤其以第一部小說為甚）和對實驗性的擯棄。但在《白色城堡》裏，我幾乎看不到這些缺點了，一切都轉變得太快，奧爾罕把缺點全變為了優點，即敘述的高質量，心理的準確把握，無懈可擊的創新。

對一部小說的分析，我必須要淡化作者的作用，不僅僅是因為作者的名聲在閱讀過程中對讀者的影響，還因為這還算得上是一種聰明的行為。但在這裏，我還是提了提作者，這是有原因的，有時候不僅一部好的作品可以帶給我們好處，一名作者的優良品質也會讓我們獲益匪淺。奧爾罕讓我知道了小說家的速度，一種超脫於快與慢的速度，一種精神和寫作上的迅速。

關於小說深度的問題，我不止一次地思考到它的存在意義，得出的結論是小說深度隻是讀者在主觀上做出的判斷，是讀者為了證明這部作品的優秀，從它最淺顯的細節入手，找到的一些簡單明了的小說思索。這些易懂的小說思索往往是作者在議論中點明了的，它經常是直接被小說家在段落中提出來，用議論性的語句做出解釋，而不是源自小說細節。菲爾丁在十八章的《湯姆·瓊斯》中每一章的開頭都要發表點議論性的思考，把它置於小說之外，而托爾斯泰也在《戰爭與和平》中單獨大段大段地議論，然而直接性的好處就是一針見血，人們會更容易認為那些是雋永深刻的段落，從而讓作品永久地流傳下去。《白色城堡》的深度，已經被各個媒體說得令人厭煩了，他們說這本書講的是東方與西方的交會，以及它們之間的文化融合。或許是受到了媒體的影響，周圍閱讀過這本書的朋友也無比強調這個“深度”，並明確地向我提出，寫一本小說，就隻是要寫出深度，最好還要加上各種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我十分不理解這樣的說法。小說是什麽？小說就是一些無意義的生活片斷的組合，把小說割裂開來，它就變得沒有意義，成了一堆廢紙。所以我們看一部小說，是要一部一部地看，而不是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看，我們應杜絕無意義的勞作。同樣，任何東西在小說中都不能分割開，例如精神和物質，小說也是精神性和物質性的統一；我們恰恰把精神（深度）從小說中拿出來了，讓它脫離了小說本身，固執地認為這些小說思索屬於哲學思考。勒克萊齊奧說：小說家不是哲學家。我也十分認同這個觀點，小說家的本職在於一切存在於小說中的東西。而眾多媒體的行徑，無疑是把玩笑性的小說思索上升到了哲學高度，使這些思索脫離了小說而存在，我明白，這隻是宣傳者為作品造的一個噱頭罷了。

從小說的內容看，奧爾罕的確是不想讓自己的小說變得無意義，他做得十分巧妙，但批評家們喜歡在那兒刨根問底。人們說《白色城堡》的主旨是東西方的交會，或許誠然是這樣，但明顯作者不希望評論界緊抓著這個問題不放。奧爾罕處理得很精妙，他可以在其他問題上直接發表議論（如“他們”和霍加的關係），但在東西方的問題上，他采取了回避，小說中沒有任何一處有關於東西方的直接議論，甚至連間接的都沒有。“我”這個意大利人和霍加那個土耳其人在一起生活、商量大事、製造武器和隨軍出征，就像平常的兩個人一樣那樣相處，讀者覺得這一切都十分自然，甚至到最後“我”這個西方人和霍加這個東方人互換身份，在讀者看來都天經地義，不覺任何突兀。我想到了氧氣對食物腐敗所起的作用，它們緩慢地反應，不經意間，食物就腐爛變質了。《白色城堡》中關於東西方的主旨的表達也正是這個道理，它有一種故意的隱秘性。但我們仍然可以窺見端倪，“我”作為奴隸住在霍加的家中，然後給霍加教授天文學、醫學、算術等知識，幾乎把所有的知識都教給了他，霍加也學得很快，利用自己從“我”這裏學的知識，他很快便擢升為皇室星相家。“我”是什麽人？一個來自意大利的文明西方人，知識淵博；霍加又是什麽人？一個土耳其的東方蠻夷，知識麵狹窄。而“我”卻又孜孜不倦地教霍加知識，讓他懂得科學。這些個幾近一筆帶過的細節一下子就表達出了奧爾罕對東西方獨特的見解，西方先進，而東方落後；西方人處於下風都還具有侵略性，善於以科學文化征服落後地區；東方拚命想擠入西方發達世界，小說最後的互換情節更能說明這個道理，這似乎是在反映過去土耳其的社會狀況。

主旨的多樣化是小說的共性，長篇或是中篇小說並不是隻有一個主旨，我們提出的“深度”的概念十分片麵。奧爾罕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就被貼上了探索東西方融合的標簽，以至於我們習慣於說他每一部小說都有一場東西方的交會。《我的名字叫紅》也不例外。評論界說他利用細密畫探索東西方，這部曆史小說的主旨同樣是東方和西方，深度也在於此。對於這些說法，不僅我不敢苟同，甚至連作者也不敢苟同。奧爾罕說，在《我的名字叫紅》中，他最關注的是風格的問題，是15、16世紀波斯藝術家和細密畫家的個性，而它的主旨也是細密畫家的艱辛，另外他也提到了另一個主題，即通過賞畫而萌生愛戀。我希望通過作者對《我的名字叫紅》的解釋說明一個道理：一如《我的名字叫紅》，《白色城堡》的主旨也並非隻有東西方問題，還有作者的孤獨，以及他的對眾人不理解他而感到的憤怒。

小說家靈感的來源是學習，靈感是其他小說家賜予的。

記得第一次讀罷《白色城堡》後，我嫉妒地問自己，為什麽就我想不到這樣奇妙的故事？這種嫉妒，甚至在閱讀的過程中就試圖迸發出來，隻是作者跳躍的想象力讓我來不及去嫉妒他。一個字接一個字的豐富想象，讓我的思維跟不上節奏，閱讀得十分緩慢。然而我享受這樣的閱讀，在其中感受優秀小說家的靈感對我的衝擊，是莫大的樂趣。

如果無與倫比的想象力的來源是靈感，那麽我想問，奧爾罕是如何擁有靈感的？我想現在我已經知道了答案，那就是學習，是因為其他小說家的存在，他才獲得了這些靈感。《白色城堡》的靈感十分典型，它的主要主旨就是來自於其他小說家；而對奧爾罕來說，這個“其他小說家”指的就是福樓拜。福樓拜於1850年造訪伊斯坦布爾，他在給母親及布勒的信中寫道，他目前最掛念的是未來以及他想寫的書。這些他想寫的書當中有一本是名叫“哈勒貝”的小說，描寫的是一個文明的西方人和一個東方野蠻人彼此越來越相像，最終位置對調。我在《伊斯坦布爾》中讀到了這一段文字。相信大家讀到這一段信息後，都一定會張大嘴巴驚叫：這不就是《白色城堡》的情節嗎？

因此，從其他小說家那裏學習，再學習，是小說家靈感的永不會枯竭的源泉，是唯一的保障。正如福樓拜說的那樣：如果一個人一生認真讀了十來本書，那麽他可就算得上是一個聖人了。

《白色城堡》中，奧爾罕完全沉浸在了敘述的沉醉之流中。

在某家沒個性的書店看到《白色城堡》後，我立刻便吃了一驚：它竟然是那麽的薄！這讓我對書的內容產生了懷疑，因為我無比清楚，小說家奧爾罕怎麽會寫出這麽短小的小說來！要知道，他的小說幾乎都是20萬字以上，其中第一部小說《傑夫代特先生》甚至達到了40萬字，而他還未譯成中文的新作《清純博物館》的土文版也有近600頁，是他第二長的小說。他忘情地活在小說中，他希望讀者知道他正在寫一部小說後，都興奮地渴求他寫得越長越好。而《白色城堡》恰恰與奧爾罕說的相反，它僅僅隻有9萬字，是他最短的小說。和他的其他小說不同，《白色城堡》在敘述上十分簡潔，沒有過分的累贅，獨特的景物描寫也基本上消失了。出於這種考慮，在閱讀它之前，我很懷疑此書被媒體吹得天花亂墜的成就是否屬實。

《白色城堡》的敘述跨度長達幾十年，從二十出頭的“我”所乘的航向那不勒斯的船被土耳其海盜劫住，一直講到和霍加互換身份後“我”七十歲時的晚年生活。僅僅了解到這個故事的大概脈絡，我就認為它能夠成為一部宏偉的、野心勃勃的長篇巨著。然而奧爾罕隻用了9萬字就把它寫完了。9萬字的篇幅限製使得作者所承受的敘述強度空前沉重，它考驗了作者對敘述的把握，奧爾罕也一定在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如何才能不失衡，如何才能讓它兼顧左右？

奧爾罕完全沉浸在了敘述之中，敘述的洪流徹底淹沒了他。在《白色城堡》中，沒有場景，也幾乎沒有對話，取而代之的是信息量巨大的高質量敘述。就像《百年孤獨》的敘述那樣。我敢說，是奧爾罕大膽地對場景和對話的拋棄，才使得《白色城堡》始終保持著風格上的統一，在敘述上保持住了平衡，從而讓讀者欣然接受了他，讓他“享譽全球”。

奧爾罕再也寫不出《白色城堡》這樣的作品了，從他隨後的作品中我們能夠覺察得出。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一次采訪中說，他在寫出了《百年孤獨》之後，隨後便感歎道：“我再也不能這樣寫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