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小說家

許多人認為作家與小說家之間存在著某種重要的聯係，這種聯係不平等，有偏見，誤解深得已經超出我的想象。他們認為，作家和小說家根本不能擺在同一條水平線上，小說家隻是作家的一個“附屬品”，就像曆史上的宗主國和藩屬國之間的關係。在他們的頭腦中，作家已經把小說家的職能替代了，給出的原因非常簡單，那是因為作家可以涉足所有文學體裁，而小說家則隻會在小說這一棵樹上吊死，兩類人（甚至可以並為一類）不在一個等級上。容我這麽說，這種理解是極為外行，極為不負責的，作家和小說家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是包含與被包含，主人與仆從，老師與學生，博學多才與見識狹小的關係；小說家擁有作家不會有的靈敏、智慧和幽默，所以，作家與小說家之間不存在任何聯係，他們是兩個獨立且矛盾重重的人，就像男性和女性從性別上來講是對立的一樣。

既然作家和小說家之間不存在聯係，那他們之間的區別又是什麽呢？作家和小說家的區別不能僅靠作品體裁去判斷，這是膚淺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一個作家去寫小說，並且因為他寫出的小說成就非常高，就說他是個小說家。這個區別明顯與我之前的說法形成了一個悖論，既然作家可以轉變成小說家，那麽小說家不就是包含在了作家之中嗎？顯然，這不是問題的答案。（問題在於，一名作家寫出的小說，成就會高嗎？）米蘭·昆德拉也認為作家和小說家是不一樣的，他在耶路撒冷發表某項文學獎的獲獎演說時提到過，他把自己看作一名小說家，因為小說家是希望消失在自己作品背後的人，是拒絕公眾的人；他沒講作家又是一種怎樣的人，但從他評價小說家的話中可以輕易推理出來他心目中作家的輪廓：作家是個公眾人物，肩上背有很重的社會責任，同時他們也十分樂意拿著自己的作品被此起彼伏的閃光燈淹沒。

這種認識是流於表麵的，沒有觸及關鍵，那僅僅是一種職業本能，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基本原則。是否麵對公眾，完全是在於個人，而不在於個性，作家和小說家都可以選擇沉默，同樣，他們也都可以選擇麵對公眾。所以在後麵的演說中，米蘭·昆德拉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加深了自己對這個區別的認識，對聆聽他演說的諸多聽眾道出了一句“精彩的猶太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隨後他進一步解釋說，那是因為人類的思考總是抓不住真理造成的，上帝在笑我們的愚笨。他說，偉大的小說正是帶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這充滿了諷刺，因為小說便是小說家思考的產物，小說從沒抓住過真理，那是不是小說就沒有存在下去的價值，小說家就沒有必要再寫小說了呢？因為照我這麽說，我們在小說中找到的就不是真理，而是一堆可笑的思想上的廢棄物，這有什麽意義呢？不，這恰恰是小說的特點，隻要篡改掉一點，它就不是小說，因為小說的任何地方都具有假設性。

已經約定俗成的事物到小說中會統統變成假設的，還沒有認識到的事物在小說中則會變成猜想或是實驗，在這種環境之下，不存在真理。這在人們越來越追求精準的今天是無法想象的。赫爾曼·布洛赫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乃是小說的唯一存在理由。根據我的理解，這裏的“發現”，指的是世上極其細微的任何東西，包括人的細微情感，以及人有時特別的行為。真理作為早已被先人總結出來的嚴肅、一成不變的東西，它首當其衝被小說家擯棄。小說家不是不知道真理，他們甚至熟練掌握了一種真理（寫作的真理）。但他們在寫作中甘願曲折迂回地走很多彎路，避開一切真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聽到上帝的笑聲，上帝的笑聲越大，他們就越成功。他們活在假設之中，活在遊戲之中。寫字的人一旦深入小說的創作中，那麽他就會帶上小說家的思維，他會愛上小說，會愛上上帝的笑聲，因為寫出一部“道德”的小說的人，都必須具備這個特性，這是小說家的個性（前提是把小說家看成是一個個體，才能說這個特性是“個性”，否則即為“共性”）。

那麽，作家和小說家的區別就在這裏了，作家緊抓真理，而小說家卻拋棄真理。作為一名公眾人物，作家的社會責任空前沉重，而他們卻也似乎很享受這個責任帶來的壓力。作家常常對記者說，他是為社會寫作，為窮苦、貧困和社會底層的人寫作，為了指明社會前進的道路，他不得不寫作。這是作家的無奈，從他們常說的話，和他們常寫的文章中可以稍稍覺察到一點，他們被迫追隨真理，因為社會的發展需要真理，人民生活的提高需要真理。這麽緊迫、重要的事擺在麵前，任何人都會皺起眉頭。所以，作家拒絕上帝的笑聲，他們堅持嚴肅，他們活在固定之中，一切都井然有序，都被人設計好了。可惜的是，他們沒有感覺到自己的無奈，反而覺得這是社會對他們的認可。我們可以想象，一輩子都困在一個沒有歡笑的世界裏的人是多麽的可悲。

一名典型的作家背後——他的國家——往往存在著一個極權。但並非所有情況都適用於這句話，作家在任何體製的國家下都有，社會需要這些人做出犧牲。與作家不同，小說家卻不是在任何體製的國家下都存在，比如，極權會厭惡典型的小說家，不是限製言論自由，就是殺害他們，直到他們銷聲匿跡。原因在於小說家無視極權下的真理，這有悖於極權領導人民所走的方向。極權掌握著“真理”，掌權者認為他和他的人民隻有一條路可走，即追隨他堅信的“真理”，甚至不管這個“真理”是否夠格稱得上真理。蘇聯也許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共產主義”在這個政權中是唯一的真理，而且除了這個真理之外政府也不允許有任何思想的存在。在這片土地上，上帝連笑的資格都被剝奪了。那麽，是不是小說就在蘇聯那兒消失了呢？不是的，蘇聯不會做那麽愚蠢的事；蘇聯很聰明，知道與其讓小說消失，還不如利用它。某段時期的蘇聯，本土小說的發行量十分巨大，也在同一段時期內，小說在蘇聯處於停滯狀態，它不再前進，原因是此時蘇聯的小說不再像過去的俄國小說，目的是發現布洛赫所說的“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那時蘇聯的小說，已經失去了小說本身的意義，被重新強加了許多意義，它的目的是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服務，這是一種社會責任，因此它被迫述說已經被說了成千上萬遍的真理。而寫那些小說的人，在極權的威脅之下，不管他們之前是不是小說家，都紛紛搖身一變，成了典型的作家；誕生在作家筆下的“小說”，那的確是不能稱作為一部小說的。

原諒我的任性，我最不能忍受的事就是：一本閱讀對象是學生的“極具權威性”的書把莫泊桑、巴爾紮克以及其他許多優秀的小說家稱作是“作家”。這是外行、不負責任的說法。而且，一想到我以後會被誤認為是那些掛著高度眼鏡、眼神中流露出低俗和諂媚、高舉“為了社會”的旗幟的作家，我就會不可避免地不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