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1917年4月9日 列寧封閉的列車

修鞋匠家中的房客

世界大戰的烽火烈焰從四麵八方包圍著瑞士這座和平小島，它在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18年不間斷地成為一部激動人心的偵探小說的場景。在豪華的飯店裏，敵對國家的使節冷冰冰地擦身而過，好像彼此從不認識似的，可此前一年他們還友好地在一起玩橋牌，邀請對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一大群身份不明的人的身影，在他們的住宅裏神出鬼沒。議員、秘書、隨員、商人、頭戴麵紗或不戴麵紗的貴夫人，每一個人都身負極端秘密的使命。飯店前懸掛外國國旗標誌的豪華轎車絡繹不絕，從車上走下來的是工業家、新聞記者、藝術界名流和外表上看來隻是偶爾出來旅遊的人。但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任務：想打探點兒東西，想窺視點兒東西。引領他們的門房、打掃房間的女仆也都受到逼迫去觀察，去竊聽。在旅館、在公寓、在郵局、在咖啡廳，彼此敵對的機構到處都在不停地工作。稱為宣傳的東西，一半是間諜活動；貌似愛的舉止，其實是背叛。所有這些匆忙過客的每一項公開的活動背後都隱藏著第二項、第三項活動。一切都被監視，一切都被呈報。一個某種級別的德國人剛一抵達蘇黎世，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已經知道了，一個鍾頭之後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特務每天都把大批真真假假的情報送到使館隨員手裏，他們再轉送出去。所有的牆壁都是透風的，所有的話都受到監聽，從紙簍裏的廢紙和吸墨紙上的字跡能重新製造出一份份報告，到最終這些狂舞的群魔竟瘋狂到這種地步，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麽樣的人了：是獵手還是獵物，是間諜還是反間諜，是被出賣的人還是出賣者。

可在那些日子裏，關於一個人的報告卻少而又少，或許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並不進出高等飯店，不泡在咖啡館，不觀看宣傳演出，而是與他的妻子住在一個修鞋匠的家裏閉門索居。就在科馬特河後麵的一個狹隘、陳舊、起伏不平的斯皮格爾巷子裏，他住在那種堅實的、屋頂隆起的老城樓房的三層，房子已半被時間半被庭院中的一家小型香腸工廠熏得黑乎乎的。他的鄰居包括一家麵包房的女工、一個意大利人、一位奧地利演員。這些人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因為他寡言少語，他們隻知道他是一個俄羅斯人，名字很繞口。他從他的國家逃亡多年，沒有巨額的錢財，沒有經營可觀的貿易。女房東對這兩個人的粗食淡飯和陳舊的衣著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倆的整個家當都裝不滿他們搬來時帶的一個小籃子。

這個小個子男人是那樣不顯山不露水，生活得盡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社交活動，同樓的人很少在他那尖削的臉上看到犀利和陰暗的目光，也很少看到有客人來訪。但他有規律地每天清晨9點去圖書館，直坐到12點關門。12點10分他準時回到家裏，差10分1點時他離開家，再次頭一個進入圖書館，一直坐到晚上6點。由於刺探情報的特務們隻注意那些饒舌的人，他們不知道，對於世界的每一場革命而言，最危險的人永遠是最孤獨的人，他們讀的多，學到的也多。這樣一來，特務們對這個住在修鞋匠家中不引人注意的人就沒有什麽報告可寫。可在社會主義圈子裏的人知道的恰恰是他，他曾在倫敦一家小型的、激進的俄羅斯流亡者雜誌社做編輯，在彼得堡是某一個發音很別扭的特別黨派的領袖。但由於他在談論社會主義黨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時態度桀驁不馴，口吻十分輕蔑，聲稱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由於他難以接近和不妥協，人們對他的關心也就不多了。他有時晚間在一家小的無產者咖啡館召集會議，參加的人頂多有十五至二十個，多半是年輕人。於是人們對待這個怪僻的人，就像對待所有那些用茶和爭論來使他們腦袋發熱的俄國流亡者沒有什麽兩樣。沒有人把這個矮小而嚴峻的人當回事，在蘇黎世沒有多少人認為注意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這個名字是至關重要之舉，這個住在修鞋匠家裏的人太默默無聞了。如果當時風馳電掣於使館之間的豪華汽車中有一輛在路上偶爾把這個人撞死的話，那這個世界就既不會認出在烏裏揚諾夫名字下，也不會認出在列寧名字下的這個人了。

實現

一天，那是1917年3月15日，蘇黎世圖書館的館員感到驚訝，時針已指向9點，每天所有圖書借閱者中那個最準時出現的人的座位卻空空如也。9點半了、10點了，那個不知疲倦的讀者仍沒有出現，並且也不會再出現了。因為在通向圖書館的路上，一個俄國朋友與他交談起來，或者更準確地說，俄國已經爆發了革命的消息把他驚呆了。

列寧起初不願意相信，這個消息令他一片茫然，但他隨即衝到湖邊的一個報攤上，腳步短促、有力。在那兒，在報紙的編輯部門前，他一小時一小時地，一天一天地等候著消息。這消息是真實的，而且每天對他來說越來越真實可信。開始隻是一次宮廷革命的傳聞和表麵上的內閣更迭，可隨後是沙皇的退位，一個臨時政府的成立，杜馬，俄國的自由，政治犯的大赦——這一切是他多年的夢想，這一切，他二十年來在秘密組織裏，在監獄裏，在西伯利亞，在流亡中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實現了。他突然感到，這場戰爭中犧牲的上百萬人並不是白白地死去。他覺得他們的死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是殉道者，為自由、正義和永久的和平的新國家而死，這個新的國家已經破曉了。這個通常像冰一樣澄明和冷峻的夢想家感到自己像從此心醉神迷了似的。現在坐在日內瓦、洛桑和伯爾尼的流亡者狹小的房間裏的其他上百人歡欣鼓舞，笑逐顏開，他們都為這樣的消息而興高采烈：可以返回俄羅斯了，可以回家了，不是用假的護照，不是把名字隱匿起來，不是冒著死亡的危險進入沙皇帝國，而是以自由公民的身份進入自由的國家。他們都已收拾好少得可憐的財物，因為報紙上還登出了高爾基言簡意賅的電文：“所有人都回家吧！”他們向四麵八方發出電報和書信：回家，回家！聚集起來，團結一致！再次把他們的生命投入到他們生命首次覺醒就獻身的事業——俄國革命。

失望

但幾天之後人們驚愕地認識到，這場像雄鷹展翅般激動人心的俄國革命並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革命，不是一場俄國革命。這是一次反對沙皇的宮廷暴動，由英國和法國外交官所策劃，為的是阻止沙皇與德國媾和。這不是他們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革命，而是戰爭黨派、帝國主義者和將軍們的一個陰謀，這些人不想使自己的計劃受阻。列寧和他的追隨者不久就看出來了，那項所有人都可以返回俄國的許諾並不適用於所有那些要求進行真正的、激烈的、卡爾·馬克思式的革命的人。米留可夫和另一些自由黨人已經下達指示，阻止他們回國。那些溫和的、有利於延長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如普利漢諾夫，被用極為親切的方式沿途由人陪同乘魚雷艇從英國回到彼得堡，而與此同時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其他的激進主義者在邊境卻遭到拘捕。在所有協約國的國境上都有一份黑名單，上麵列有在齊美爾瓦爾德召開的第三國際大會的參加者名單。列寧絕望地向彼得堡發出一封封電報，但它們不是被截留就是不予理會。在蘇黎世和歐洲幾乎無人所知，可在俄國人們卻知之甚詳：這個對手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是何等的強大，何等的有力，何等的矢誌不移，又是何等的危險致命。

被攔阻回國的人束手無策，絕望與日俱增。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倫敦、在巴黎、在維也納召開的總部會議上思考他們的俄國革命的戰略。他們考慮到了，他們設想到了，他們也討論了組織上的每一個細節。十幾年來，他們在他們的雜誌上對各種困難、各種危險和各種可能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探討。這個人畢生隻對這樣一個總體思想一再進行思考，加以修正，並最明確地把它表述出來。因為他被阻留在瑞士，他的這次革命變了味道，讓其他人搞失敗了，把他的人民解放的神聖思想用來為外國人的利益效勞了。在這些日子裏，列寧經曆了興登堡在這場戰爭最初日子的命運，兩者令人驚奇地相似。有過四十年的戎馬生涯，可在俄國人進軍時，他卻不得不身穿平民服裝坐在家裏，在插著小旗的地圖上關注戰事的進展和那些現役將軍們犯下的錯誤。在那些絕望的日子裏，通常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的列寧此刻卻在做著最荒唐不過、最異想天開的夢：他在考慮是否能租一架飛機飛越德國和奧地利，而第一個要給予他幫助的人卻是個間諜。逃走的想法變得越來越狂暴，越來越激烈：他寫信到瑞典，要人給他弄一份瑞典護照，裝成啞巴，這樣不必回答詢問。不言而喻，列寧本人總是一到清早就認識到他在想入非非的夜裏所有那些荒唐的念頭都是行不通的。但一到大白天他也清楚了：他必須回俄國去，他必須取代其他人進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進行真正的、誠實的革命。他必須回去，盡快回到俄國去！回去，不惜一切代價！

穿越德國：行還是不行？

瑞士地處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之間。作為革命者的列寧，穿越協約國的道路是被封鎖的；作為俄國的一個臣民，作為一個敵對國家的公民穿越德國和奧地利的道路也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出現了一個荒謬的局麵：列寧從德國皇帝威廉那裏得到的好感遠比從俄國的米留克夫和法國的普安卡雷那裏得到的要多。德國需要在美國宣戰的前夕不惜任何代價與俄國媾和。這樣一來，這個會給美國和法國在俄國的使節們造成麻煩的人就成了他們歡迎的一個幫手。

但是采取這樣一個步驟卻要承擔巨大的責任，列寧怎能突然與自己在文章裏上百次譴責和抨擊過的德意誌帝國進行接觸談判呢？因為在迄今所有的道德意義上，在戰爭期間，在敵方總參謀部的允許下進入和穿行敵對國家，這無疑是種叛國行為。列寧當然知道，他這樣做必定使自己的政黨和自己的事業遭到攻訐，他會被懷疑拿了德國政府的錢財，是被派回俄國當特務的，而且一旦他的立即媾和的綱領實現的話，他就要永遠承擔曆史的罪責，阻礙俄國取得勝利的和平。不言而喻，不僅僅是那些溫和的革命者，就是大多數與列寧誌同道合的人也會感到愕然。他怎麽宣布迫不得已時他要走這條最最危險、最最受人詆毀之路？他們驚詫地指出，早就和瑞士社會民主黨人進行了談判，用交換戰俘的合法和中立的手段把俄國革命者遣返回國。但列寧認識到，這條路會變得漫長，俄國政府會人為地、蓄意地拖延下去，曠日持久，遙遙無期。而且他知道，現在每一天和每一小時都是決定性的。他看到的隻有目的，而其他人很少有膽量、有魄力去決定做出一項按現存的規則和觀點來看屬於背叛性的舉動，但列寧內心打定了主意，並表明他個人將承擔與德國政府商談的全部責任。

協定

正因為列寧知道他采取的步驟引人注目、富有挑戰性，他才做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瑞士工會書記弗裏茨·普拉頓受他的委托前去會見德國使節，向對方提出了列寧的條件。在此之前，這位使節已經在同俄國流亡者進行商談了。這個矮小的並不聞名的流亡者——他好像已經預見到了他即將獲得的權威——絕不是在向德國政府提出一項請求，而是向它提出條件，隻有在這些條件下，這個旅行者才準備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認這節車廂具有治外法權；進出車廂均不得檢驗護照或身份證明；他們自己交納正常的費用；個人不得被強行或擅自離車。羅堡伯格部長把這些情況上報，直呈到盧登道夫手中，他當然應允，盡管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這項世界曆史上，也許是他在生活中最重大的決定絲毫沒有談及。德國使節還試圖對列寧提供的尚存歧義的文本中的某些細節進行修改，如不僅是俄國人，而且像拉狄克這樣一個同行的奧地利人也不受檢查。但德國政府像列寧一樣太著急了，因為在這一天，4月5日，美國已經向德國宣戰了。

4月6日中午，弗裏茨·普拉頓收到值得紀念的決定：“諸事已按所希望的那樣安排妥當。”1917年4月9日下午兩點半，一小群衣著寒酸的人，手提箱子從紮林格爾霍夫旅館動身前往蘇黎世火車站。他們一共二十三個人，其中有婦女和兒童。在男人中間隻有列寧、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的名字日後為人所知。他們用了一頓簡單的午餐，共同簽署了一份文件，他們知道《小巴黎人報》的一份報道，說俄國臨時政府意欲把穿越德國的旅行者當作叛國犯加以對待。他們用笨拙的、呆板的字體簽下了他們的名字，聲稱他們對這次旅行承擔全責並同意所有的條件。一切準備妥當，他們安靜而果斷地開始了這次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行程。他們抵達車站時沒有引起絲毫注意，沒有出現一個新聞記者，也沒有出現一個攝影記者。在瑞士，有誰認識這位烏裏揚諾夫先生呢？他戴著一頂揉皺了的帽子，穿著一件陳舊的上衣和一雙笨重得可笑的礦山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在這群提箱拿籃的男人和婦女中間，靜靜地、不引人注意地在車廂中找尋一個位置。這些人看起來和其他大量的移民一樣，都是來自南斯拉夫、羅塞尼亞和羅馬尼亞，他們經常在蘇黎世街頭坐在他們的木箱子上，在人們把他們繼續運到德國海港並從那裏越過大洋之前休息幾個鍾頭。不讚成這次旅行的瑞士工人黨沒有派代表前來送行，隻有一兩個送來少許食品和向家鄉捎去問候的俄國人；還有一兩個人前來，是為了在最後幾秒鍾提醒列寧這是一次“沒有意義的、犯罪的旅行”。但決定已經做出了，3點10分，司機發出了信號。車輪滾動起來，列車朝戈特馬丁根、德國的邊境站駛去。3點10分，從這個時刻起，世界的時鍾有了另一種走法。

封閉的列車

上百萬顆毀滅性的炮彈在世界大戰中投射出來，工程師們在設計重量更大、破壞力更大、射程更遠的炮彈。但是在現代曆史上，沒有一顆炮彈比這趟列車射得更遠，更能決定命運了。這趟裝載著這個世紀最危險、最堅定的革命者的列車，此刻正從瑞士邊境呼嘯著穿越德國，前往彼得堡，到那兒去炸毀時代的秩序。

這顆獨特的炮彈——一趟有二等和三等車廂的列車——在戈特馬丁根停在線路上，婦女和孩子乘二等車廂，男人們乘三等車廂。一條粉筆線標明是中立區，它把俄國人的領地與兩個德國軍官的包廂分離開來，這兩個軍官是陪同運送這批活生生的烈性炸藥的。列車沒有發生任何情況，滾滾向前，穿越黑夜。隻是在法蘭克福時突然擁來一群德國士兵，他們聽到俄國革命者穿越旅行的消息。他們，還有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想與這些旅行者進行交談的企圖都被拒絕。列寧知道得很清楚，哪怕他在德國土地上與一個德國人說上唯一的一句話，也會遭到懷疑。在瑞典，他們受到了隆重的歡迎。他們饑腸轆轆地撲向瑞典的餐桌，瑞典人提供的豐美早餐對他們來說如同難以置信的奇跡。隨後，列寧才換掉那雙笨重的礦山鞋，讓人給他買了一雙新鞋和幾件衣服。俄國邊界終於到了。

炮彈發射出去了

列寧在俄國土地上的第一個舉動是獨具特色的：他不是去看人，而是首先撲到報紙上。他已經有十四年不在俄國了，他沒有看到土地、國旗和身穿製服的士兵。但這個有著鋼鐵般意誌的思想家不像其他人那樣熱淚盈眶，不像女人們那樣去擁抱驚恐得莫名其妙的士兵。報紙，首先是報紙，《真理報》，去檢查它們，看每一頁是否堅決地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上。他憤怒地揉碎了報紙。不，不夠，還一直是些沒用的廢話，還一直是些愛國主義的濫調，還一直不完全是他的純粹的革命思想。他感到，他回來得正是時候——去扭轉舵輪，去實現他的理想，勝利或者失敗。但是他能做到嗎？最後的不安，最後的擔心。米留可夫不會在彼得堡——那時還叫這個名字，但不會太久了——讓人把他逮捕嗎？前來車廂迎接他的朋友們，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陰暗的三等車廂裏——燈光暗淡，一片朦朧——臉上露出一絲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們沒有回答，或者他們不想回答。

然而，現實做出的回答卻是聞所未聞。當列車駛入芬蘭火車站時，巨大廣場上擠滿了數以萬計的工人，擎著各式各樣武器前來保護他的人群在等候這個流亡歸來的人。《國際歌》呼嘯而起。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現在走出了車廂，這個前天還住在修鞋匠家中的男人，被上百隻手抓住，舉到了一輛坦克上麵。大樓上、要塞上的探照燈朝他掃了過來，他在坦克上向人民做了他的第一次講演。大街震顫起來。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開始了。炮彈發射出去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被摧毀了。

高中甫　譯

第十三章 1918年12月13日—1919年4月15日 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

夢的破滅

1918年12月13日，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乘巨大的戰艦“喬治·華盛頓”號前往歐洲大陸。世界上至今還沒這樣一艘船，這樣一個人受到成千上百萬人懷著如此之多的希望在翹首期盼。歐洲各國四年來在嗜血廝殺，它們用機槍、大炮、火焰噴射器和毒氣彈，相互殺死了成千上百萬它們最優秀的，風華正茂的青年。四年來，它們相互之間說的話和寫的文字隻是仇恨和惡毒的攻擊。但是所有被煽動起來的激憤無法使人們心中那種神秘的聲音沉默下來：它們所做的和它們所說的都是荒謬的，都是對我們世紀的一種褻瀆。所有這些數以百萬計的人，不管是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都私下裏知道，人類已經跌回到未開化的和早已消失的野蠻世紀。

這是從世界的另一部分，從美國傳來的一種聲音，它清澈地響在還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空，提出了要求：“永遠不再有戰爭。”永遠不再有分裂，永遠不再有罪惡的秘密外交，正是這種外交把既不知情也不情願的人民大眾驅向屠宰場，要求一個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秩序，“依法執政，其基礎是被治理者的讚同，並得到人類有組織的輿論支持。”令人驚奇的是，在所有國家、不同的語言中人們立即理解了這種聲音。戰爭，昨天還是為了一片領土，為了邊界，為了原料和礦藏而進行戰爭，突然間就有了一種更為高尚的，一種幾乎是宗教的意義：永遠的和平，公正和人道主義的救世主的國家。驟然間成百萬人的鮮血不再無辜地流淌了；遭受苦難的這樣一個族類，因此就不再在我們的地球上受苦受難了。被一種信賴的狂喜所主宰，數以百萬計的聲音在呼喊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威爾遜，他要使勝利者和被戰勝者和解，從而締造出一種公正的和平。他，威爾遜，另一個摩西，讓陷於迷途的各個國家坐在一起建立一個新的聯盟。在很短的幾周之內，伍德羅·威爾遜的名字變成了一種宗教的、救世主的力量。街道、建築物和孩子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個處在困境或感受到歧視的國家都向他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數以千計的內含建議、請求、期盼的書信和電報，從地球五大洲紛至遝來，其中還有整箱整箱的裝在船上駛向歐洲，整個歐洲、整個地球都異口同聲地要求這個人做他們最終爭吵的仲裁人，達成他們夢寐以求的最終和解。

威爾遜不能抗拒這種呼聲。他在美國的朋友勸他不要親自前來參加這次和會。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他負有義務，不能離開他的國家，最好是從遠地來領導談判。但伍德羅·威爾遜不為所動。對他說來，即使是他的國家的最高尊嚴，合眾國的總統職位比起這項要求他履行的任務都是無足輕重的。他要為之服務的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大洲，而是整個人類；不是為了一個瞬間，而是為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他要代表的不是狹隘的美國利益，因為“利益不能使人團結，利益使人分裂”，他代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他覺得，他本人必須十分警覺，不能讓外交家和軍人再次控製民族的**，人類聯合起來對於他們的險惡的職業來說就意味著敲響了喪鍾。他本人必須是保證人，“逼使與會人說出的話是人民的意誌而不是他們領袖的意誌，麵對世界他們在這次人類最後一次也是最終一次的和會上說的每一句話應當是堂堂正正並且光明磊落。”

威爾遜站在船上，望著從霧靄中顯露出的歐洲海岸，它模糊不定，欲隱欲現，就像他自己的那個未來各國人民博愛的迷夢一樣。他是個身材魁梧的男人，麵龐剛毅，眼鏡後那雙眸子銳利清澈，下顎前突，是美國式的，強勁有力，肥厚的雙唇緊閉。他是基督教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和孫子，他身上有父輩和祖父輩人的嚴厲和狹隘，對於他們來說隻有一種真理，他們篤定地隻知道一種真理。在他的血液和加爾文信仰的熱情中，充滿了虔誠的蘇格蘭和愛爾蘭先人的渴求，他從領路人和導師那裏得到了拯救罪孽深重的人類的任務，在他的身上，異教徒和殉難者的固執的理念在頑強地起作用。他們寧願為了他們的信仰而焚身，也不願離開聖經退讓半步。對於他，一個民主主義者，一個學者而言，人性、人類、自然、和平等概念不是冷冰冰的字眼，而是他的父輩們的福音書；對他而言，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空洞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條。他決心去保衛這信條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像他的祖輩去保衛福音書一樣。他進行過許多戰鬥；他感覺到了，正如他望到的這片歐洲國土在他眼前越來越清晰一樣，這將是一場決定性的戰鬥。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為新秩序而鬥爭，我們能夠取得一致，我們必然會有分歧。”

但不久，他眺望遠方目光中的嚴峻和緩了下來。布列斯特港僅是按照聯邦共和國總統的規格用禮炮和旗幟歡迎他，尊敬他；但是從岸上爆發出來的歡呼聲，讓他覺得，這不是台麵上組織起來的接待，而是整個民族的火一般的**。凡是列車經過的地方，每一個鄉鎮，每一個村莊，每一幢房屋，都揮動希望的旗幟，向他伸出雙手，在他四周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呼喊聲。當他穿過香榭麗舍大街時，熱情的聲浪從馬路兩側形成的人牆上方翻騰起來。巴黎人民，法蘭西人民是歐洲遠處每一個國家人民的象征，他們喊叫，他們歡呼，他們向他表達他們的希望。他的麵容越來越放鬆，他露出了他的牙齒，綻放出一種自由的、幸福的、幾乎是陶醉的微笑。他向左邊、向右邊揮動帽子，好像他要向所有歡迎者，向整個世界致意似的。是的，他做對了，親身前來這裏；隻有鮮活的意誌才能取得對僵冷的法律的勝利。一座這樣幸福的城市，一個充滿熱望的人類，難道不能，難道不應當永遠為他們，為所有人勞作嗎？還有一夜的時間安下心來和進行休息，隨之而來的明天立即就要開始了，給世界以和平，這是世界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和平，這是一個為塵世人完成的最最偉大的事業。

在法國政府給他安排下榻的宮殿前，在外交部的走廊裏，在克裏龍飯店，美國代表團的駐地，擠滿了焦急不耐的記者，僅僅這批人就是一支龐大的軍隊。單是從北美來的就有一百五十人之多，每個國家，每座城市都派來了它們的記者，他們都要求拿到所有會議的入場證。參加所有的會議！因為大會已向世界全體公民鄭重地做出了許諾，這一次沒有秘密會議或者秘密協定。“十四條綱領”的第一條明文規定：“公開的和平條約，公開的締結，締結後不應有任何種類的秘密國際諒解。”秘密條約要求更多的死者，遠比瘟疫要多，它應當通過威爾遜式“公開外交”的新的免疫血清而被徹底根除。

但令這些蜂擁而至的記者們失望的是，到處都是令人尷尬的推諉、搪塞。當然，他們會被允許參加所有大型的會議，這些公共會議的記錄——實際上所有緊要部分都進行了化學式的消毒——會向世界發布，但是首先還沒有得到任何通報。首要的是必須確定談判程序。失望的記者必然感到，一定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問題，會議發言人說的並非完全不真實。事關談判程序，在這個問題上，威爾遜在第一次講話時，就覺察到協約國四大首腦的反對：不能什麽都加以公開，且理由十足。所有參戰國的文件櫃和公文包裏都裝有秘密的條約，確保每個國家的那部分和它們的戰利品，都是秘而不宣的私貨。為了不致會前就爆出醜聞，某些事情就得先關起門來磋商解決。他們不僅在會議程序上有分歧，而且在更深層次上也矛盾重重。基本上是一清二楚地分成兩派，美國的和歐洲的，立場鮮明，一個是左，一個是右。在這次會議上締結的不是和平，實際上有兩種和平，兩種完全不同的和約。一種和平是暫時性的，是現時的，戰爭要同放下武器被戰勝的德國一道結束。與此同時的另一種和平是未來的和平，它應當使未來戰爭永遠成為不可能。一方要求和平按照古老嚴酷的方式，另一方是新的，要求按威爾遜式條款的和平，這是國際聯盟要締結的和平。兩種和平哪一種該首先進行談判呢？

這兩種觀點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威爾遜對暫時的和平沒有多大興趣。邊界的劃定，戰爭賠款數額，都應當基於十四條綱領確定的原則，由專家和委員會進行處理。這是次要的工作，是附帶的工作，是專家的工作。國家領導人的任務則相反，是創造新與變，是國家的統一體，是永久和平。每一派都極力地堅持他們的觀點。歐洲協約國理由十足地指責說，經過四年的戰爭，世界已經精疲力竭，滿目瘡痍，不能月複一月地等待和平，否則歐洲將會一片混亂。還有那些現實的情況，邊界的問題和賠款事宜要解決好，那些還持武器的男人要回到他們妻子和孩子的身邊，穩定貨幣，恢複貿易和交通，然後在一個鞏固的地球上，讓威爾遜的海市蜃樓大放光華。

正如威爾遜內心對一種現時的和平不感興趣一樣，克萊孟梭、勞合·喬治、索尼諾這些狡猾的策略家和談判高手從內心深處就對威爾遜的要求十分冷淡。他們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部分也出於對他發自內心的同情，於是為他的人性的要求和理念鼓掌喝彩。因為他們不管是知道還是不知道，一種不謀私利的原則，在他們國家的人民那裏會成為一種極富魅力和令人心悅誠服的力量。因此他們準備，用某種弱化和附加條款來討論他的計劃。但是首先是與德國的和平，作為戰爭的結束，然後是討論綱領。可威爾遜本人是個高手，他知道他們通過拖延能使一個生機勃勃的要求枯萎和破滅。他知道如何擺脫這些糾纏不休的質問，他並不是因為理想主義才能當上美國總統的。因此他毫不屈服地堅持立場，必須先製定國際聯盟的章程，他甚至要求，必須逐字逐句寫進對德和約中去。他的要求有機地形成了第二個衝突。因為這些原則的建立對協約國而言，負有罪責的德國預先就得到了它不該得到的未來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獎賞，而就是這個德國侵入了比利時，野蠻地侵犯人權，霍夫曼將軍用鐵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創下了依恃暴力的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他們要求，首先是用老錢來清賬，然後才談新規。土地還一片狼藉，整個城市斷壁殘垣；為了使威爾遜印象深刻，他們要他親自視察。但威爾遜，這個不實際的人，有意地在廢墟旁一晃而過。他隻望向未來，他忽視那些被毀壞了的高樓大廈，他要看到的是永遠屹立在地上的建築。他唯一的任務就是，廢除舊的秩序，建立一個新的秩序。盡管他自己的顧問藍辛和豪斯反對，但他毫不動搖地頑固地堅持他的要求。首先就是國際聯盟的盟約，先是全人類的事業，然後才是個別國家的利益。

鬥爭十分激烈，充滿災難性的結果顯現出來，耗費了許多時間。伍德羅·威爾遜不幸地耽擱了預先把他的夢的形式固定成型。他帶來的綱領方案沒有最終的定本，而隻是一個初稿，它首先得在無數次的會議上商討，必須加以改動，潤飾，強化和弱化。此外禮儀要求他在此期間前往巴黎和他的同盟國的首都進行訪問。於是威爾遜前往倫敦，在曼徹斯特發表演說，前往羅馬；在他離開的這段時間，其他的政治家們根本就沒有真正關注過方案的進展。一個多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在第一次和會召開之前，這一個月裏，在匈牙利、在羅馬尼亞、在波蘭、在巴爾幹、在達爾馬提亞的邊界上不時發生正規軍和民兵的戰鬥；在維也納，饑餓正蔓延；在俄國，事態更為尖銳，令人憂心。

甚至在1月18日舉行的第一次和會上也隻是理論上確定了，方案應當是和平條約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可文件還一直沒有定稿，沒有在討論中輪流閱看，從一個政府轉到另一個政府手中。又一個月過去了，這一個月歐洲陷入極端恐怖的**不安之中，它越來越迫切地要求一個實實在在的，真正的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停火三個月之後，威爾遜拿出了國際聯盟章程的最後版本，它也被一致通過。

世界又一次歡呼起來，威爾遜的事業勝利了，未來和平的保證，不是通過暴力和恐怖，而是通過諒解和對一種至高無上的公正的信念得到保證。當威爾遜離開凡爾賽宮時，他受到了暴風雨般的歡呼。他又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驕傲地、麵帶幸福微笑地望向擁在他周圍的人群，感受到在這個民族後麵的其他民族，它們遭受了那麽多的苦難，感受到未來的一代人，由於這項最終的保證，將永不會知道戰爭的災禍、簽下的屈辱條約和獨裁者的專政。這是偉大的一天，同時也是他幸福的最後一天。因為威爾遜自己毀掉了他的勝利，他過早離開他的戰場凱旋了。就在翌日，2月15日，他返回美國，以便向他的選民，向他的同胞送上這份保證永久和平的大憲章，在他歸來之前他簽下了另一份——最後的戰爭和約。

當華盛頓號從布雷斯特起航時，又一次響起了雷鳴般的禮炮聲。可是擁擠的人群不是那麽多了，也冷淡多了。巨大的充滿**的緊張感，各民族的救世主般的期望已都有些冷卻下來，因為威爾遜離開了歐洲。在紐約，他受了冷冰冰的接待。沒有飛機在歸來的戰艦上空盤旋，沒有暴風雨般的歡呼，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在參議院裏，在國會上，在自己的黨內，在自己的民眾中間，人們向他表示歡迎，但目光裏卻含著深深的疑慮。歐洲不滿意，因為威爾遜走得不夠遠；美國不滿意，因為他走得過遠了。歐洲覺得，他遠沒有達到把各種對立的利益聯合一起成為普遍的人類利益；在美國，他的政敵對手正覬覦下一屆總統位置，在四處進行煽動，稱他沒有權力把新大洲與一個**不安的、難以捉摸的歐洲在政治上結合得太緊，這顯然是有悖於國家政策，有悖於門羅主義的。人們急迫地提醒伍德羅·威爾遜，他不是一個未來的夢的國度的創建者，不應當去思考外國的事，而應當首先想到美國人，是他們出於自己的意願把他選舉為總統。這樣一來，威爾遜，這個因歐洲的談判而精疲力竭的人，必須開始進行新的談判，同他自己黨內的夥伴，同他政治上的對手。他首先必須在這座為之驕傲的國際聯盟大廈——他認為建立起的這座大廈，是不可侵犯的和無法攻占的——補開一個後門，這是為美國退出這個國際聯盟采取的危險性的預防措施。美國在它願意的時候可以隨時退出。這樣一來，從這座為永恒所設計的國際聯盟大廈中挖掉了第一塊基石，大牆上的第一道裂縫出現了，它是災難性的，導致這座大廈的最終坍塌。

但是盡管有些限製性條款和修正，威爾遜的大憲章像在歐洲一樣也在美國獲得了通過，可這頂多算是半個勝利。威爾遜返回歐洲去完成他的任務的第二部分時，不像第一次赴歐那樣，那麽怡然自得，那麽自信篤定了。戰艦再次駛向布列斯特海港，他望向那片海洋的目光不再像之前那樣充滿希望。他變得衰老了，疲倦了，因為他失望了，在這短暫的幾周裏，他的臉繃得更緊了，變得更僵硬了，他的嘴部四周流露出一種苦澀和冷峻的表情，他的左額時而抽搐，這是身患疾病的警告。隨行醫生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得保重身體。一場新的，或許是更為殘酷的鬥爭即將到來。他知道，貫徹原則比製定原則要困難得多。但他是堅定的，絕不會犧牲他的綱領上任何一個條款。不是全有就是全無，不是永久和平就是沒有和平。

不再聽到他上岸時的歡呼聲了，不再聽到巴黎大街上的歡呼聲了，報刊在觀望，顯得很冷淡，人們謹慎而疑慮重重。歌德的話又一次變得真實：“熱情不是商品，一次可用百年。”隻要時間對他有利，無須忙於利用，隻要熾熱的鑄鐵還是軟的和可塑的，那就不要忙於按自己的意誌去煆製：威爾遜讓他的歐洲理想計劃停滯了。他不在的一個月，一切都改變了。與此同時，勞合·喬治與他一樣離開會議前去度假，克萊孟梭由於遭到一個暗殺者的槍擊受傷，兩周不能視事，一些黨派的頭麵人物懷著私利利用這段混亂的時間擠進各種委員會的會議廳裏。最強有力的威脅來自那些元帥和將軍們，四年長的時間裏，他們一直站在利益的關鍵點上，他們的話，他們的決定，他們的專橫，四年來使千百萬人俯首帖耳唯命是從，他們根本就不願意退出舞台。一部綱領就剝奪了他們的權力手段：它要求廢除軍隊義務兵製和所有形式的普遍義務兵製，這威脅到他們的生存。因此這種永久和平的廢話必須無條件地清除，或者把它推到一條死路上去——因為它要剝奪他們職業的意義。他們進行威脅，要求增加軍備，而不是威爾遜的裁減軍備，要求新的邊界和國家的保障，而不是超越國家的解決；人們不能用十四條在空中畫出一幅和平的圖畫，來保證一個國家幸福，而隻能武裝自己的軍隊和解除對手的武裝。在這些軍國主義的後麵麇集一群工業集團的頭頭，他們要使他們的軍火工廠運轉，中間商要從中贏利；外交家們越來越動搖不定，在他們背後，反對黨在威逼利誘，他們每一個人都想為他的國家增加一塊沃地，擴展一塊領土。在公眾輿論這架鋼琴上，靈活的手指按動幾次，所有歐洲報紙，美國報紙的幫襯者，各種語言變奏演出同一個主題：威爾遜要用他的胡思亂想拖延和平。他那值得稱讚和肯定的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烏托邦阻礙了歐洲的穩定。現在再沒有時間浪費在道德上的考慮，和超道德上的瞻前顧後了！如果現在不立即締結和約，歐洲將陷入一片混亂。

不幸的是，這些指責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威爾遜把他的計劃設定為幾個世紀，可他測定時間的標準與歐洲的迥然不同。這四、五個月對於他承擔的一項實現千年夢想的任務來說，太微乎其微了。但是在此期間，由歐洲東部黑暗勢力所組成的一些自由軍團在進軍，占領了疆土，整個地區歸屬不明。德國和奧地利的代表在四個月後還沒有被接受。在還沒被劃定邊界的後麵，民眾變得不安起來。諸多跡象清楚地表明，在不久的將來，匈牙利，乃至德意誌，會因為絕望而把自己交付給布爾什維克。外交家們催逼著迅速得到一個結果，締結一次協定，不管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便成了當務之急，首先要掃清路上的障礙物：第一個障礙就是不幸的國際聯盟條約！

在巴黎的頭幾個小時，就已經讓威爾遜看到了他在三個月所建造的和約，在過去的一個月內被挖空，危及坍塌。福煦元帥幾乎成功地使聯盟章程從和平條約中消失，頭三個月好像是毫無意義地被浪費掉了。但到關鍵時刻，威爾遜顯示出鋼鐵般的堅定意誌，一步也不退縮。翌日，在3月15日，他通過報紙正式宣布，1月25日的協議今後依然有效，盟約將成為和平條約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這個聲明是威爾遜的第一次反擊，針對那種要把對德和約建立在協約國秘密達成的條約基礎上，而不是以國際聯盟章程為依據。威爾遜總統現在很清楚，就是這些此前還莊重其事地表示尊重民族自決權的強國蓄意要求它們的戰利品：法國要得到萊因和薩爾地區，意大利要得到阜姆港和達爾馬提亞；羅馬尼亞、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想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如果他不進行抵抗，那和平將再次被烙上拿破侖、塔列朗和梅特涅的印記，而不是按照由他所提出和莊嚴地被采納的原則締結的和平。

在嚴峻的鬥爭中，十四天過去了。威爾遜本不願意法國吞並薩爾地區，因為他把這視為破壞民族自決權的一個先例，其他國家會群起效尤。事實上，意大利的所有要求都是以法國作為榜樣的，同時還威脅準備離開大會。法國報紙煽風點火，布爾什維克在匈牙利勢頭正旺，協約國有理由稱，不久布爾什維克就要在整個世界泛濫開來。現在，連威爾遜最親近的顧問豪斯上校和羅伯特·蘭辛的抗拒也越來越明顯。甚至他的朋友們都提出勸告，鑒於歐洲現狀的混亂，當務之急應盡快締結和約，哪怕是犧牲一兩個理想的要求。威爾遜麵臨一條統一起來的戰線，而來自美國由他的政敵和競爭對手所煽動起來的公眾輿論在攻擊他的後背。某些時刻，威爾遜覺得自己已精疲力竭。他的一個朋友承認，僅威爾遜一人無法再長時間堅持下去反對眾人。威爾遜決定，如果他的意誌不能貫徹的話，那他就離開大會。

但威爾遜盡管精神疲乏，健康受損，受到輿論攻擊；盡管他煩躁不安，被顧問離棄，被其他政府的代表攻擊，但他仍一直不放棄。他覺得，當他把這樣一個和約和非軍事化的、持久的和與未來和平聯係起來時，當他竭力拯救歐洲的“世界秩序”時，他不能言而無信，他隻能為這樣一個和約去進行有理有據的鬥爭。剛從**下來，他就采取果斷的行動。4月7日，他給華盛頓的海軍部發去一封電報：“華盛頓號最早何時能駛向法國布雷斯特港，最快能何時抵達。總統希望這艘船盡快起航。”與此同時，他向世界宣布，威爾遜總統已指令他的乘船前來歐洲。

這個消息猶如一聲霹靂，立即就被理解了。地球上的人都知道了：威爾遜總統拒絕哪怕隻是損害國際聯盟章程上一個條款的和約，並決定，寧可離開大會也不願屈服。一個曆史性的時刻到來，它決定了歐洲和世界的幾十年和幾百年的命運。威爾遜在會議的席位上站了起來，隨即一個陳舊的世界秩序崩潰了，混亂開始了，但也許一顆新星從中誕生出來。歐洲焦急而戰栗不安：難道其他的會議參加者來承擔這份責任？難道他自己來承擔這份責任？關鍵的幾分鍾啊。

在這一瞬間，伍德羅·威爾遜仍屹立不動，絕不妥協，絕不屈服，絕不要“冷酷無情的和平”，而是要“公正的和平”。不是把薩爾給法國，不是把阜姆港給意大利，不是把土耳其肢解，不是民族的遷徙交換。正義戰勝強權，理想戰勝現實，未來戰勝當前！“正義必須走自己的路，世界應該沉淪。”這短暫的時刻使威爾遜變得偉大，更為偉大，更為人性，是他更為英勇的瞬間：如果他有力量使這瞬間持續下去，那他的名字將在屈指可數的真正的人類之友的名冊上永占一席之地，做出了無與倫比的功績。

困惑、絕望以及這種眾口同聲的催逼，威爾遜的堅定性動搖了。他環顧四周，沒有一個人站在他這一邊，會議大廳的所有人都反對他，他自己的參謀部裏所有人都反對他，那千百萬無法顯身的人，從遠方傳來懇求他堅定和忠誠的聲音他卻無法聽到。他預想不到，如果他把他的威脅付諸實現，那他的名字將會世代長存；如果他保持忠誠，那他的未來理想將作為一再更新的要求毫無瑕疵地留傳下來。他預料不到，他對貪婪、仇恨和愚昧力量說的這個“不”字會產生怎樣的創造性的力量。他隻感覺到孤孤單單，無力去承擔這最後的責任。威爾遜就以這種災難性的方式，慢慢地屈服了。他的倔強軟化了。豪斯上校牽線搭橋，各方都做出讓步，邊界的談判翻來覆去進行了八天。終於在4月15日，曆史上黑暗的一天，懷著一顆沉重的心和悵然若失的良知，威爾遜同意了克萊孟梭顯然降低了聲調的軍事上的要求：薩爾地區不是被永遠兼並，而隻是十五年。這位迄今一直沒有妥協的人第一次做出了妥協，翌日巴黎報紙上的聲調就像一座魔山式的變得迥然不同。昨天他還被當作是一個和平的幹擾者和世界毀滅者，被大加痛罵；今天則把他讚譽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但是這種讚美對他就像是深入到內心的一種譴責。威爾遜知道，他或許真的挽救了和平，但這隻是短暫的和平；而基於寬容精神上的持久和平，這唯一應拯救的和平卻錯過了，喪失了。荒謬戰勝良知，狂熱戰勝理智。在向一種超越時代的理想進行衝鋒時，世界被擊退了。而他作為領袖和旗手，卻輸掉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一場反對自己的戰役。

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威爾遜做得對還是不對？誰能對此予以評說？不管如何，在這曆史性的和不可逆轉的一天做出了一次決定，它的影響遠遠超出幾十年和幾百年，我們將再次用我們的血，我們的絕望和我們軟弱無力的困惑為這個過失付出代價。從這一天起，威爾遜的力量，一種在他的時代道義上無可比擬的力量被撕成碎片。誰做出一次妥協，那就再也不能止步。妥協將被迫導向一連串新的妥協。

高中甫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