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活》
《複活》與《克勒策奏鳴曲》相隔十年，十年之中，日益專心於道德宣傳。《複活》與這渴慕永恒的生命所期望著的終極也是相隔十年。《複活》可說是托爾斯泰藝術上的一種遺囑，它威臨著他的暮年，仿如《戰爭與和平》威臨著他的成熟時期。這是最後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嚴的——不可見的巔峰在霧氛中消失了。托爾斯泰正是七十歲。他注視著世界，他的生活，他的過去的錯誤，他的信仰，他的聖潔的憤怒。他從高處注視一切。這是如在以前的作品中同樣的思想，同樣對於虛偽的戰爭，但藝術家的精神，如在《戰爭與和平》中一樣，統治著作品；在《克勒策奏鳴曲》與《伊萬·伊裏奇之死》的**的精神與陰沉的譏諷之中，他又混入一種宗教式的靜謐，這是在他內心反映著的世界中超脫出來的，我們可以說有時竟是基督徒式的歌德。
我們在最後一時期內的作品中所注意到的藝術性格，在此重複遇到，尤其是集中的敘事，在一部長篇小說中較之在短篇故事中更為明顯。作品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和《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完全不同。幾乎沒有小故事的穿插。唯一的動作，在全部作品中十分緊湊地進展，而且各種枝節都搜羅淨盡。如在《克勒策奏鳴曲》中一樣，同樣淋漓盡致的人物描繪。愈來愈明徹愈堅實並且毫無顧忌的寫實，使他在人性中看到獸性——“人類的可怕的頑強的獸性，而當這獸性沒有發現，掩藏在所謂詩意的外表下麵時更加可怕。”這些沙龍中的談話，隻是以滿足肉體的需要為目的：“在撥動口腔與舌頭的筋肉時，可以幫助消化。”
犀利的視覺，對於任何人都不稍假借，即便是美麗的科爾夏金女郎也不能免，“肱骨的前突，大拇指甲的寬闊”，她裸裼袒裎的情態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恥與厭惡，厭惡與羞恥”，書中的女主人，瑪斯洛娃也不能被視為例外，她淪落的征象絲毫不加隱匿，她的早衰，她猥褻卑下的談吐，她誘人的微笑，她酒氣熏人的氣味，她滿是火焰的紅紅的臉。枝節的描寫有如自然派作家的狂野：女人踞坐在垃圾箱上講話。詩意的想象與青春的氣韻完全消失了，隻有初戀的回憶，還能在我們心中引起強烈的顫動，又如那複活節前的星期六晚上，白霧濃厚到“屋外五步之處，隻看見一個黑塊，其中隱現著一星燈火”，午夜中的雞鳴，冰凍的河在剝裂作響，好似玻璃杯在破碎，一個青年在玻璃窗中偷窺一個看不見他的少女，坐在桌子旁邊，在黝黯的燈光之下，這是卡秋莎在沉思，微笑，幻夢。
作者的抒情成分占著極少的地位。他的藝術麵目變得更獨立，更擺脫他自己的個人生活。托爾斯泰曾努力要革新他的觀察領域。他在此所研究的犯罪與革命的領域，於他一向是不認識的；他隻賴著自願的同情投入這些世界中去；他甚至承認在沒有仔細觀察他們之前，革命者是為他所極端厭惡的。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的真切的觀察，不啻是一麵光明無瑕的鏡子。典型的人物多麽豐富，枝節的描寫多麽確切！卑劣與德行，一切都以不寬不猛的態度，鎮靜的智慧與博愛的憐憫去觀察。……婦女們在牢獄裏，可哀的景象！她們毫無互相矜憐之意；但藝術家是一個溫良的上帝，他在每個女人心中看到隱在卑賤內的苦痛，在無恥的麵具下看到涕泗縱橫的臉。純潔的、慘白的微光，在瑪斯洛娃的下賤的心魂中漸漸地透露出來，終於變成一朵犧牲的火焰鮮明地照耀著它，這微光的動人的美，有如照在倫勃朗微賤的畫麵上的幾道陽光。毫無嚴厲的態度，即便是對於劊子手們也不。“請寬恕他們，吾主，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最糟的是，他們明白自己所做的事，並且為之痛悔，但他們無法禁阻自己不做。書中特別表現出一種無可抵抗的宿命的情調，這宿命壓迫著受苦的人與使人受苦的人——例如典獄官，充滿著天然的慈善，對於這獄吏生活，和對於他的羸弱失神的女兒一天到晚在鋼琴上學習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同樣的厭惡。這西伯利亞城的聰明善良的統治官，在所欲行的善與不得不做的惡之間發生了無可解決的爭鬥，於是，三十五年以來，他拚命喝酒，可是即便在酒醉的時候，仍不失他的自主力，仍不失他的莊重——更有這些人物對於家庭滿懷著溫情，但他們的職業逼使他們對於別人毫無心肝。
在各種人物的性格中，缺乏客觀真實性的，唯有主人翁涅赫留多夫，是因為托爾斯泰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寄托在他身上。這已經是《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安德烈親王、皮埃爾·別祖霍夫、列文等的缺點，或可說是危險，但他們的缺點相對而言不嚴重，因為那些人物，在地位與年齡上，與托爾斯泰的精神狀態更為接近。不像在《複活》中，作者在主人翁三十五歲的身體中，納入一個格格不入的七十老翁的靈魂。我不說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錯亂缺少真實性，也並非說這精神病不能發生得如此突兀。但在托爾斯泰所表現的那人物的性情稟賦上，在他過去的生活上，絕無預示或解釋這精神病發生的原因：而當它一朝觸發之後，便什麽也阻擋不住了；無疑的，對於涅赫留多夫的不道德的混合與犧牲思想的交錯，自憐自歎與以後在現實前麵感到的驚懼憎厭，托爾斯泰曾深切地加以標明。但他的決心絕不屈服。隻是以前那些雖然劇烈究屬一時的精神錯亂，和這一次的實在毫無關聯。什麽也阻不住這優柔寡斷的人了。這位親王家裏頗富有，自己也受人尊重，對於社會的輿論頗知顧慮，正待娶一位愛他而他亦並不討厭的女子，卻突然決意放棄一切，財富、朋友、地位，而去娶一個娼妓，為的是要補贖他的舊愆：他的狂亂支持了幾個月之久，無論受到何種磨煉，甚至聽到他所要娶為妻子的人繼續她的放浪生活，也不能使他氣餒。——在此有一種聖潔，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能在暗晦的意識深處暴露出它的來源。但涅赫留多夫絕無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的氣質。他是普通人物的典型，庸碌而健全，這是托爾斯泰所慣於選擇的人物。實際上，我們明白感到，一個十分現實主義的人和屬於另一個人的精神錯亂並立著；——而這另一個人，即是托爾斯泰老翁。本書末了，在嚴格寫實的第三部分中更雜有不必要的福音書般的結論：在此又予人以雙重元素對立著的印象——因為這個人信仰的行為顯然不是這主人翁的生活的論理的結果。且托爾斯泰把他的宗教加入他的寫實主義亦非初次；但在以前的作品中，兩種元素混合得較為完滿。在此，它們同時存在，並不混合；而因為托爾斯泰的信心更離開實證，他的寫實主義卻逐漸鮮明而尖銳，故它們的對照愈顯得強烈。這是年紀的——而非衰弱的——關係，故在連續的關節上缺少婉轉自如。宗教的結論決非作品在結構上自然的結果。我確信在托爾斯泰的心靈深處，雖然他自己那麽肯定，但他的藝術家的真理與他的信仰者的真理絕沒有完滿的調和。
然而即使《複活》沒有他早年作品的和諧的豐滿，即使我個人更愛《戰爭與和平》，它仍不失為歌頌人類同情的最美的詩，最真實的詩，也許，我在本書中比在他別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爾斯泰的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靈魂的目光”，它在每顆靈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托爾斯泰的社會思想
托爾斯泰永遠不委棄藝術。一個大藝術家，即使他願意，也不能舍棄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為了宗教的緣由，他可以不發表，但他不能不寫作。托爾斯泰從未中斷他的藝術創作。最後幾年時，保爾·布瓦耶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見到他，說他埋首於宣道或筆戰的工作與純屬幻想的事業。他把這幾種工作作為調劑。當他完成了什麽關於社會的論著，什麽《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時，他便再來寫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麗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軍隊的史詩，歌詠高加索戰爭與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
藝術不失為他的樂趣，他的寬弛。但他以為把藝術作為點綴未免是虛榮了。他曾編了一部《每日必讀文選》（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人生與真理的思想，可說是一部真正的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的聖書到現代的藝術家無不包羅淨盡。但除了這本書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沒有印行的手寫稿。這些作品直到托爾斯泰死後才陸續印行。
反之，他大膽地、熱情地發表他關於社會論戰的含有攻擊性的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間，他最堅強的精力都消耗在社會問題的論戰中，俄羅斯經曆著空前的恐慌，帝國的基礎動搖，到了快要分崩離析的地步。日俄戰爭，戰敗以後的損失，革命騷亂，海陸軍隊的叛變，屠殺，農村的暴動，似乎是“世紀末”的征兆——好似一部托爾斯泰著作的題目所示的那般。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間達到了頂點。那時期，托爾斯泰印行了一組引起回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大罪惡》《世紀末》。在這最後的十年間，他占據著唯一的地位，不獨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黨派，不染任何國家色彩，脫離了把他開除教籍的教會。他的理智的邏輯，他的信仰的堅決，逼得他“在離開別人或離開真理的二途中擇一而行”。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一個老人說謊，無異於一個富人盜竊。”於是他和別人分離了，為的要說出真理。真理，他全都說給大家聽了。這撲滅謊言的老人繼續勇敢地抨擊一切宗教的與社會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獨對於古代的虐政、教會的橫暴與皇室權貴為然。在這大家向他們擲石的時候，他對於他們的憤怒也許反而稍稍平靜了。人家已經認識他們，他們便不會如何可怕！而且，他們做他的職務並不欺騙人。托爾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書，毫無對帝王應有的恭順，卻充滿著對於人的溫情，他稱俄皇為“親愛的兄弟”，他請他“原諒他，如果他在無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爾斯泰所最不能原諒的，所最刻毒地抨擊的，是新的謊言，因為舊的謊言已經暴露了真麵目。他痛恨的並非是奴隸主義，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間，我們不知托爾斯泰更恨哪一種人：社會主義者或“自由黨人”。
他對於自由黨人的反感早已年深月久。當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一役中當軍官，和處在聖彼得堡的文人團體中的時候，他已具有這反感。這曾經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驕傲的貴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這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幻夢，說是不論出於自願與否，依了他們的理想，可使國家獲得真正的幸福。俄羅斯人的本色很濃，且是淵源舊族，他對於自由黨的新理論，這些從西方傳來的立憲思想，素來抱著輕蔑的態度，而他的兩次歐洲旅行也隻加強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來時，他寫道：
“要避免自由主義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來，他認為“特權社會”絕無權力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認識的民眾。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對自由黨人的蔑視，表現得淋漓盡致。列文拒絕加入內地的民眾教育與舉辦新政的事業。外省紳士的選舉大會表出種種欺罔的組織，使一個地方從舊的保守的行政中脫換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麽也沒有變，隻是多了一樁謊騙，這謊騙既不能加以原諒也不值得為之耗費幾個世紀。
“我們也許真是沒有什麽價值，”舊製度的代表者說，“但我們的存在已不下千餘年了。”而自由黨人濫用“民眾，民眾的意誌……”這些詞句，益增托爾斯泰的憤懣。唉！他們知道些關於民眾的什麽事情？民眾是什麽？
尤其在自由主義獲得相當的成功，將促成第一次國會的召集的時候，托爾斯泰對於立憲思想表示劇烈的反對。
“晚近以來，基督教義的變形促成了一種新的欺詐的誕生，它使我們的民眾更陷於奴仆的狀態。用了一種繁複的議會選舉製度，使我們的民眾想象在直接選出他們的代表時，他們已參與了政權，而在服從他們的代表時，他們無異於服從自己的意誌，他們是自由的。這是一種欺罔。民眾不能表白他們的意誌，即使以普選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為在一個有數百萬人口的國家中，集團意誌是不存在的。第二，即使有這種意誌的存在，大多數的選舉票也不會是這種意誌的表白。不必說被選舉人的立法與行政不是為了公眾的福利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也不必說民眾的墮落往往是由於選舉的壓迫與違法，——這謊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為服從這種製度的人會墮入一種沾沾自滿的奴隸狀態……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為可以選舉執掌獄中警政的獄吏而自以為享受了自由……專製國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使是在暴政苛斂之時。但立憲國家的人民永遠是奴隸，因為他承認對他施行的強暴是合法的……瞧，人們竟欲驅使俄國人民和其他的歐洲民眾同樣處於奴隸狀態！”
在對於自由主義的離棄中，輕蔑統治著一切。對於社會主義，如果托爾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會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視社會主義，因為它集兩種謊言於一身：自由與科學。它的根據不是某種經濟學，而它的絕對的定律握著世界進步的轉折點嗎？
托爾斯泰對於科學是非常嚴厲的。對這現代的迷信，“這些無用的問題，如種族起源論、七色研究、鐳錠原質的探討、數目的理論、化石動物，與其他一切無益的論辯，為今日的人們和中世紀人對於聖母懷胎與物體雙重性同樣重視的”，托爾斯泰寫著連篇累牘的文字，充滿著尖利的諷刺。——他嘲弄“這些科學的奴仆，和教會的奴仆一般，自信並令人相信他們是人類的教主，相信他們的顛撲不破性，但他們中間永遠不能一致，分成許多小派，和教會一樣，這些派別變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類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為他們摒棄了唯一能團結人類的成分：宗教意識”。
當他看到這新的狂熱的危險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為促使人類再生的人手中時，他不安更甚，而憤怒之情亦更加劇了。他采用強暴手段時，無疑是一個革命的藝術家。然而革命的知識分子與理論家是他痛恨的：這是害人的迂儒，驕傲而枯索的靈魂，不愛人類而隻愛自己的思想的人。
思想，且還是卑下的思想。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滿足人類最低級的需求：他的物質的舒適。而即便是這目的，還不能以它所擬的方法達到。”
實際上，它是沒有愛的。它隻痛恨壓迫者，並“豔羨富人們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們有如簇擁在穢物周圍的蒼蠅”。當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時，世界的麵目將變得異樣的可怕。歐羅巴的遊民將以加倍的力量猛撲在弱小民眾身上，他們將他們變成奴隸，使歐羅巴以前的無產者能夠舒適地、悠閑地享樂，如羅馬帝國時代的人一樣。
幸而，社會主義的最精華的力量，在煙霧中、在演說中耗費了，如饒勒斯那般：
“多麽可驚的雄辯家！在他的演講詞中什麽都有，而又什麽也沒有……社會主義有些像俄國的正教：你盡管追究它，你以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轉過來和你說：‘然而不！我並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別一樣東西。’它把你玩於手掌之間……耐心啊！讓時間來磨煉吧。社會主義的理論將如婦人的時裝一般，會很快地從客廳裏撤到下室中去的。”
然而托爾斯泰這樣地向自由黨人與社會主義者宣戰，究非為獨裁政治張目；相反，這是為在隊伍中消除了一切搗亂與危險分子之後，他的戰鬥方能在新舊兩世界間竭盡偉大的氣勢。因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較之一般革命家的另有一種理解。這是如中世紀神秘的信徒一般的，期待聖靈來統治未來：
“我相信在這確定的時候，大革命開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內已經醞釀了兩千年，這革命將代替已經殘破的基督教義，從真正的基督教義衍出的統治製度，這革命將是人類的平等與真正的自由的基礎——平等與自由原是一切富有理智的生靈所希冀的。”
這預言家選擇哪一個時間來宣告幸福與愛的新時代呢？是俄羅斯最陰沉的時間，破滅與恥辱時間。啊！具有創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機能啊！在它周圍，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爾斯泰在死滅中窺見再生的先機——在滿洲戰禍中，在俄國軍隊的瓦解中，在可怕的無政府狀態與流血的階級鬥爭中。他的美夢的邏輯使他在日本的勝利中獲得這奇特的結論，說是俄羅斯應當棄絕一切戰爭：因為非基督徒的民眾，在戰爭中往往較“曾經經曆奴仆階級的”基督徒民眾占優。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讓？不，這是至高的驕傲。俄羅斯應當放棄一切戰爭，因為他應當完成“大革命”。
瞧，這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宣道者，反對暴力的老人，於不知不覺中預言著共產主義革命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將把人類從強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應當在俄國開始。——它開始了。”
為什麽俄羅斯要扮演這特選民族的角色？——因為新的革命首先要補救“大罪惡”，少數富人獨占土地，數百萬人民的奴隸生活，最殘忍的奴隸生活。且因為沒有一個民族對於這種褊枉的情況有俄羅斯民族所感的那般親切明白。
但尤其是因為俄羅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義的民族，而那時爆發的革命應當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團結與博愛的律令。但這愛的律令決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據了無抵抗那條律令。而無抵抗一向是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羅斯民族對於當局，老是和歐洲別的國家抱著不同的態度。他從來不和當局爭鬥；也從來不參與政柄，因此他亦不能為政治玷汙。他認為參政是應當避免的一樁罪惡。一個古代的傳說，相傳俄國人祈求瓦蘭人來統治他們。大多數的俄國人素來寧願忍受強暴的行為而不加報複。他們永遠是屈服的……”
自願的屈服與奴顏婢膝的服從是截然不同的。
“真正的基督徒能夠屈服，而且他隻能無抵抗地屈服於強暴，但他不能夠服從，即不能承認強暴的合法。”
當托爾斯泰寫這幾行的時候，他正因為目睹著一個民族的無抵抗主義的最悲壯的榜樣而激動著——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聖彼得堡的流血的示威運動，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由教士加蓬領導著，任人槍決，沒有一聲仇恨的呼喊，沒有一個自衛的姿勢。
長久以來，俄國的老信徒，為人們稱作“皈依者”的，不顧一切壓迫，頑強地對國家堅持著他們的和平抵抗，並不承認政府威權為合法。在日俄戰爭這場禍變以後，這種思想更迅速地傳播到鄉間的民眾中去。拒絕軍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們愈是受到殘忍的壓迫，反抗的心情愈是增強。——此外，各行省，各民族，並不認識托爾斯泰的，也對於國家實行絕對的和平抵抗：一八九八年開始的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一九〇五年左右的古裏的格魯吉亞人，托爾斯泰對於這些運動的影響遠沒有這些運動對於他的影響重大。而他的作品的意義，正和革命黨的作家（如高爾基）所說的相反，確是俄羅斯舊民族的呼聲。
他對於冒著生命危險去實行他所宣傳的主張的那些人，抱著很謙虛很嚴肅的態度。對於杜霍博爾人、格魯吉亞人，與對於逃避軍役的人一樣，他全沒有教訓的神氣。
“凡不能忍受任何試煉的人什麽也不能教導忍受試煉的人。”
他向“一切為他的言論與文字所能導向痛苦的人”請求寬恕。他從來不鼓勵一個人拒絕軍役。這是由各人自己決定的。如果他和一個正在猶豫的人有何交涉時，“他老是勸他接受軍役，不要反抗，隻要在道德上於他不是不可能的話”。因為，如果一個人猶豫，這是因為他還未成熟。“多一個軍人究竟比多一個偽善者或變節者要好一些，這偽善與變節是做力不勝任的事的人們所容易陷入的境界。”
他懷疑那逃避軍役的貢恰連科的決心。他怕這青年受了自尊心與虛榮心的驅使，而不是“為了愛慕上帝之故”。對於杜霍博爾人他寫信給他們，教他們不要為了驕傲為了人類的自尊心而堅持他們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話，把他們的孱弱的妻兒從痛苦中拯救出來。沒有人會因此而責備他們”。他們隻“應當在基督的精神降臨在他們心中的時候堅持，因為這樣，他們才會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在普通情形中，他總請求一切受著虐待的人，“無論如何不要斷絕了他們和虐待他們的人中間的感情”。即便是對於最殘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愛他，好似他在致一個友人書中所寫的那般：
“你說：‘人們不能愛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們應當愛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愛他，我會受苦，我將沒有生命。”
神明的純潔，愛的熱烈，終於連福音書上的“愛你的鄰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滿足了，因為這還是自私的變相！
有些人認為這愛情是太廣泛了，把人類自私的情緒擺脫得那麽幹淨之後，愛不將變成空洞麽？——可是，還有誰比托爾斯泰更厭惡“抽象的愛”？
“今日最大的罪過，是人類的抽象的愛，對於一個離得很遠的人的愛……愛我們所不認識的、所永遠遇不到的人，是多麽容易的事！我們用不到犧牲什麽。而同時我們已很自滿！良心已經受到揶揄。——不。應當要愛你的近鄰，愛和你一起生活而妨礙你的人。”
大部分研究托爾斯泰的著作都說他的哲學與他的信仰並非是獨創的。這是對的，這些思想的美是太永久了，決不能顯得如一時代流行的風氣那般……也有人說他的哲學與信仰是烏托邦式的。這亦不錯，它們是烏托邦式的，如福音書一般。一個預言家是一個理想者；他的永恒的生活，在塵世即已開始。既然他在我們前麵出現了，既然我們看到這預言家中的最後一個，在藝術家中唯一的額上戴有金光的人——我覺得這個事實比世界上多一個宗教多一派哲學更為特殊更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見這偉大的心魂的奇跡，看不見這瘡痍滿目的世界中的無邊的博愛，真可說是盲人了！
“他的麵目確定了”
他的麵貌有了確定了的特點，由於這特點，他的麵貌永遠銘刻於人類記憶中：寬廣的額上劃著雙重的皺痕，濃厚的雪白的眉毛，美麗的長須，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蒼老的臉容變得溫和了；它留著疾病、憂苦，與無邊的慈愛的痕跡。從他二十歲時的粗暴狂野，塞瓦斯托波爾從軍時的呆板嚴肅起，他有了多少的變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銳利逼人的光芒，表示無限的坦白，自己什麽也不掩藏，什麽也不能對他有何隱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聖宗教會議的答複（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爾斯泰說：“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與歡樂之中，使我能在和平與歡樂之中走向生命的終局。”
述到他這兩句時，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諺語：“我們在一個人未死之前決不能稱他為幸福的人。”那時候，他所引以為豪的和平與歡樂，對他是否能永遠忠實？
一九〇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經撥開雲霧的黑暗中，期待著的光明沒有來到。革命的興奮過去之後，接著是精力的耗竭。從前種種苛政暴行絲毫沒有改變，隻有人民陷於更悲慘的水深火熱中。一九〇六年，托爾斯泰對於俄國斯拉夫民族所負的曆史的使命已經起了懷疑；他的堅強的信心遠遠地在搜尋別的足以負起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偉大的睿智的中國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無可挽救地喪失的自由，將由東方民族去重新覓得”。他相信，中國領導著亞洲，將從“道”的修養上完成人類的轉變大業。
但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與孔子的中國如日本一樣，否定了它過去的智慧，為了要模仿歐洲。在他一九〇六年的信中，托爾斯泰已經表示出這種恐懼。被淩虐的杜霍博爾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裏，他們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爾斯泰大為不滿。格魯吉亞人，剛脫離了國家的羈絆，便開始襲擊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而俄國的軍隊，被召喚著去把一切都鎮壓了。即使是那些猶太人，“他們的國家即是聖經，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國家”，亦不能不沾染著這虛偽的國家主義，“為現代歐羅巴主義的皮毛之皮毛，為它的畸形的產物”。
托爾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來：“這將是圓滿之至了，如果人們能夠在一瞬間設法長成一個森林。不幸，這是不可能的，應當要等待種子發芽，長成，生出綠葉，最後才能由樹幹長成一棵樹。”
但要長成一個森林必須要許多樹；而托爾斯泰隻有一個人，光榮的，但是孤獨的。全世界到處都有人寫信給他：伊斯蘭國家，中國，日本。人們翻譯他的《複活》，到處流傳著他關於“授田於民”的主義。美國的記者來訪問他，法國人來征詢他對於藝術或對於政教分離的意見。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籌思去獲得信徒。他拒絕朋友們組織“托爾斯泰派”的企圖。
“不應該互相迎合，而應當全體去皈依上帝……你說：團結了，將更易為力……——什麽？——為工作，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們卻隻有孤獨才能達到……我眼中的世界，仿如一座巨大的廟堂，光明從高處射到正中。為互相聯合起見，大家都應當走向光明。那裏，我們全體，從各方麵來，我們和並未期待的許多人相遇：歡樂便在於此。”
在穹窿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們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處呢？——沒有關係，隻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個也夠了。
“唯有在燃燒的物質方能燃著別的物質，同樣，唯有一個人的真正的信仰與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揚真理。”
這也許是的。但這孤獨的信仰究竟能為托爾斯泰的幸福保證到何種程度？——在他最後幾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詣所達到的清明寧靜，相差得多遠？可說他是逃避清明寧靜，他對於它滿懷反感。
“能夠對自己不滿是應當感謝上帝的。希望永遠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調和正是生的標識，是從渺小到偉大，從惡到善的向上的動作。而這不調和是成為善的必要條件。當一個人平安而自滿的時候，便是一種惡了。”
而他幻想著這小說的題材，這小說證明列文或皮埃爾·別祖霍夫的煩悶在心中還未熄滅：“我時常想象著一個在革命團體中教養長大的人，最初是革命黨，繼而平民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正教徒，阿多山上的僧侶，以後又成為無神論者，家庭中的好父親，終於變成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他什麽都嚐試，樣樣都放棄，人們嘲笑他，他什麽也沒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無聞地死了。在死的時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這是一個聖者啊。”
那麽，他，信心那麽豐滿的他，心中還有懷疑麽？——誰知道？對於一個到老身體與精神依然壯健的人，生命是決不能停留在某一點思想上的。生命還須前進。
“動，便是生。”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多少事情都改變了。他對於革命黨人的意見轉變了沒有呢？誰又能說他對於無抵抗主義的信心絲毫沒有動搖？——在《複活》中，涅赫留多夫和政治犯們的交往證明他對於俄國革命黨的意見已經改變了。
至此為止，他所一向反對他們的，是他們的殘忍，罪惡的隱蔽，行凶，自滿，虛榮。但當他更迫近地看他們時，當他看到當局如何對待他們時，他懂得他們是不得不如此的。
他佩服他們對於義務具有高卓的觀念，整個的犧牲都包括在這觀念中了。
但自一九〇〇年起，革命的潮流開始傳播擴大了，從知識分子出發，它侵入民眾階級，它暗中震撼著整千整萬的不幸者。他們軍隊中的前鋒，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托爾斯泰住所窗下列隊而過。《法蘭西水星》雜誌所發表的三短篇，為托爾斯泰暮年最後的作品的一部分，令人窺見這種情景在他精神上引起多少痛苦、多少淒惶。在圖拉田野，走過一隊隊質樸虔敬的巡禮者的時間，如今在哪裏。此刻是無數的饑荒者在彷徨流浪。他們每天都有得來。托爾斯泰和他們談過話，發現他們胸中的憤恨為之駭然；他們不複如從前般把富人當為“以施舍作為修煉靈魂的人，而是視為強盜，喝著勞動民眾的鮮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過教育的，破產了，鋌而走險地出此一途。
“將來在現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與汪達爾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的野蠻人，並非在沙漠與森林中而是在都會近旁的村落中與大路上養成的了。”亨利·喬治曾經這樣說過。
托爾斯泰更加以補充，說：“汪達爾人在俄羅斯已經準備好了，在那麽富於宗教情緒的我們的民族中，他們將格外顯得可怕，因為我們不知道限度，如在歐洲已經大為發達的輿論與法度等等。”
托爾斯泰時常收到這些反叛者的書信，抗議他的無抵抗主義，說對於一切政府與富人向民眾所施的暴行隻能報以“複仇！複仇！複仇！”之聲。——托爾斯泰還指摘他們，不是嗎？我們不知道。但當他在幾天之後，看見在他的村莊中，在對著無情的役吏哀哀啼哭的窮人家中，牛羊釜鍋被掠去的時候，他亦不禁對著那些冷酷的官吏喊起複仇的口號來了，那些劊子手，“那些官僚與助手，隻知道販酒取利，教人屠殺，判罰流刑，下獄，苦役，或絞死，——這些家夥，一致認為在窮人家抓去的牛羊布匹，更宜於用來蒸餾毒害民眾的酒精，製造殺人的軍火，建造監獄，而尤其是和他們的助手們分贓花用”。
這真是悲苦的事：當一個人整整的一生都在期待愛的世界來臨，而在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閉著眼睛，滿懷隻是惶惑。——這將更為慘痛，當一個人具有托爾斯泰般真切的意識，而要承認自己的生活還不曾和他的主張一致。
在此，我們觸及他最後幾年——當說他的最後三十年吧？——的最苦痛的一點，而這一點，我們隻應當以虔誠的手輕輕地加以撫摩。因為這痛苦，托爾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這痛苦不隻屬於死者，而亦屬於其他的生者，他所愛的，愛他的人們了。
他始終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給他最親愛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兒女。我們已見到這忠實的伴侶，勇敢地分擔他的生活與他的藝術工作，對於他的放棄藝術信仰而去換一個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感到深切的苦痛。托爾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痛苦亦不下於她。
“我整個心魂都感到，”他寫信給捷涅羅莫說，“感到下列幾句話的真切：丈夫與妻子不是兩個分離著的生物，而是結合為一體的；我熱烈地希望把我有時借以超脫人生之苦惱的宗教意識，傳遞一部分給我的妻子。我希望這意識能夠，當然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傳遞給她，雖然這意識是女人們所不大能達到的。”
這個誌願似乎沒有被接納。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愛“和她結合為一的”偉大的心魂的仁慈，愛他心地的純潔，愛他坦白的英雄氣概。她窺見“他走在群眾之前，指示人類應取的途徑”；當神聖宗教會議開除他的教籍時，她勇敢地為他辯護，聲稱她將分擔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險。但她對於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為相信；而托爾斯泰亦是那麽真誠，不願強令她佯為信從——因為他恨虛偽的信仰與愛，更甚於完全的不信仰與不愛。因此，他怎麽能強迫她相信他的信仰，改變她的生活，犧牲她和她的兒女們的財產呢？
和他的兒女們，齟齬似乎更深。勒魯瓦·博利厄氏曾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見過托爾斯泰，說“在食桌上，當父親說話時，兒子們竟不大遮掩他們的煩惱與不信任”。他的信仰隻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位女兒，其中一個，他最愛的瑪麗亞，那時已經死了。他在家人中間，精神上是完全孤獨的。懂得他的“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醫生”。
他為了這思想上的距離而苦惱，他為了不得不敷衍的世俗的交際而苦惱，世界上到處有人來訪問他，那些美國人，那些趨尚時髦的輕浮之士使他非常厭倦；他亦為了他的家庭生活所強迫他享受的“奢侈”而苦惱。如果我們相信在他家裏見過他的人的敘述的話，那麽最低限度的奢侈不過是，嚴肅冷峻的家具，他的小臥室內放著一張鐵床，四壁光禿無一物！但這種舒適已使他難堪：這是他永遠的苦惱。在《法蘭西水星》的第二短篇中，他悲苦地把周圍的慘狀和他自己家中的享用作對比。
一九〇三年時，他已寫道：“我的活動，不論對於若幹人士顯得是如何有益，已經喪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傳的主張完全一致。”
他真是如何的不能實現這一致！他既不能強迫他的家族棄絕人世，也不能和他們與他們的生活分離——使他得以擺脫他的敵人們的攻擊，說他是偽善，說他言行不一致！
他曾有過思念。長久以來，他已下了決心。人們已覓得並發表了他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寫給他的妻子的信。應當在此全部轉錄出來。再沒有比這封信更能發掘他的熱愛與苦痛的心魂的了：
“長久以來，親愛的索菲婭，我為了我的生活與我的信仰的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迫使你改變你的生活與習慣。迄今為止，我也不能離開你，因為我想我離開之後，我將失掉我能給予你的還很年輕的孩子們的小小的影響，而我將使你們大家非常難過。但我不能繼續如過去的十六年般的生活，有時是對你們抗爭使你們不快，有時我自己陷於我所習慣的周圍的**與影響中不能振作。我此刻決心要實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計劃：走……如印度人一般，六十歲的時候到森林中去隱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願將他的殘年奉獻給上帝，而非奉獻給玩笑，說幽默話，胡鬧，打網球，我亦是。在這七十歲左右的時節，我在整個心魂的力量上願靜穆，孤獨，即非完滿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與良心之間爭鬥的不一致。如果我公開地走，一定會引起你們的祈求、辯論，我將退讓，或者就在我應當實行我的決心的時候就沒有實行。因此我請你們寬恕我，如果我的行動使你們難過。尤其是你，索菲婭，讓我走吧，不要尋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責備我。我離開你這個事實並不證明我對你有何不慊……我知道你不能，你不能如我一樣地思想與觀察，故你不能改變你的生活，不能為了你所不承認的對象做何犧牲。因此，我一點也不埋怨你；相反，我滿懷著愛與感激來回憶我們三十五年的冗長的共同生活，尤其是這時期的前半期，你用你天賦的母性中的勇敢與忠誠，來負起你所承認的你的使命。你對於我，對於世界，你所能給予的已經給予了。你富有母愛，盡了極大的犧牲……但在我們生活的後半部，在這最近的十五年間，我們是分道揚鑣了。我不能相信這是我的錯誤。我知道我改變了，可這既非為了享樂，亦非為了別人，而是為了我不得不如此之故。我不能責備你絲毫沒有跟從我，我感謝你，且我將永遠懷著真摯的愛想起你對於我的賜予。——別了，我親愛的索菲婭。我愛你。”
“我死後，將此交給我的妻，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出亡計劃至此為止。
這是他的力的表現麽？他不能為了他的上帝而犧牲他的溫情麽？——當然，在基督教名人錄中，不乏更堅決的聖者，會毫不躊躇地摒棄他們的與別人的感情……怎麽辦呢？他絕非是這等人。他是弱者。他是人。為了這，我們才愛他。
十五年前，在極端愴痛的一頁中，他自問：
“那麽，列夫·托爾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揚的主義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應當被人蔑視。……可是，請把我過去的生活和現在的比一比吧。你可以看到我在尋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沒有做到我應做的千分之一，我為此而惶愧，但我的沒有做到並非因為我不願而是因為我不能……指斥我吧，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認識引領到我家裏去的道路而我如醉人一般踉踉蹌蹌地走著，這便可說是我所取的路是壞路嗎？不是請你指點我另一條路，就是請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準備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滅引為樂事，不要高興地喊：‘瞧啊！他說他要走到家裏，而他墮入泥窪中去了！’不，不要幸災樂禍，但請助我，支持我！……助我啊！我為了我們大家都彷徨失措而心碎。而當我竭盡全力想超脫地獄時，當我每次墮入歧途時，你們卻不予我同情，反指著我說：‘看吧，他亦和我們一起跌入泥窪了！’”
離他的死更近的時候，他又重複著說：“我不是一個聖者，我從來不自命為這樣的人物。我是一個任人驅使的人，有時候不完全說出他所思想、他所感覺著的東西；並非因為他不願，而是因為他不能，因為他時常要誇大或彷徨。在我的行為中，這更糟了。我是一個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惡習，願侍奉真理之神，但永遠在癲狂。如果人們把我當作一個不會有何錯誤的人，那麽，我的每項錯誤皆將顯得是謊言或虛偽。但若人們視我為一個弱者，那麽，我的本來麵目可以完全顯露，這是一個可憐的生物，但是真誠的，他一直要而且誠心誠意地願成為一個好人，上帝的一個忠仆。”
“大地上千百萬的生靈在受苦。你們為何都在這裏隻照顧一個列夫·托爾斯泰？”
於是，“解脫”來了——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六時餘，——“解脫”，他所稱為“死，該祝福的死……”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