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

最初，他盡量享受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熱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藝術上發生非常可貴的影響，富有文學天才，她是如她自己所說的，“一個真正的作家夫人”，對於丈夫的作品那麽關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筆錄下來，謄清他的草稿。她努力保衛他，不使他受著他宗教魔鬼的磨難，這可怕的精靈已經不時在唆使他置藝術於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會烏托邦”關上了門。她溫養著他的創造天才，她且更進一步：她的女性心靈使這天才獲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中若幹美麗的形象之外，托爾斯泰初期作品中幾乎沒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隻站在次要的後景。在索菲婭·別爾斯的愛情感應之下寫成的《夫婦間的幸福》中，女人顯現了。在以後的作品中，少女與婦人的典型增多了。她們具有豐富熱烈的生活，甚至超過男子。我們可以相信，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獨被她的丈夫采作《戰爭與和平》中娜塔莎與《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於她的心腹的傾訴，和她特殊的視覺，她亦成為他的可貴的幽密的合作者。《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幹篇幅，似乎完全出於一個女子的手筆。

由於這段婚姻的恩澤，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爾斯泰居然體味到久已未有的和平與安全。於是，在愛情的蔭庇之下，他能在閑暇中夢想而且實現了他的思想的傑作，威臨著十九世紀全部小說界的巨著：《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戰爭與和平》是我們的時代的最大的史詩，是近代的《伊利亞特》。整個世界無數的人物與熱情在其中躍動。在波濤洶湧的人間，矗立著一顆最崇高的靈魂，寧靜地鼓動著並震懾著狂風暴雨。在對著這部作品冥想的時候，我屢次想起荷馬與歌德，雖然精神與時代都不同，我的確發現托爾斯泰的思想得力於荷馬與歌德。而且，在他規定種種不同的文學品類的一八六五年的記錄中，他把《奧德賽》《伊利亞特》《一八〇五年》等都歸入一類。他思想的自然的動作，使他從關於個人命運的小說，引入描寫軍隊與民眾，描寫千萬生靈的意誌交融著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說。他在塞瓦斯托波爾圍城時所得的悲壯的經驗，使他懂得俄羅斯的國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戰爭與和平》，在他計劃中，原不過是一組史詩般的大壁畫——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黨人時代的俄羅斯史跡——中的一幅中心畫。

為真切地感到這件作品的力量起見，應當注意它潛在的統一性。大半的法國讀者不免短視，隻看見無數的枝節，為之眼花繚亂。他們在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應當使自己超臨一切，目光注視著了無障蔽的天際和叢林原野的範圍，這樣我們才能窺見作品的荷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則的靜寂，命運的氣息的強有力的節奏。統率一切枝節的全體的情操，和統治作品的藝人的天才，如《創世紀》中的上帝威臨著茫無邊際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靜止的海洋。俄羅斯社會在戰爭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頁，以極準確的手法與卓越的譏諷口吻，映現出浮華的心魂的虛無幻滅之境。到了第一百頁，這些活死人中最壞的一個，瓦西裏親王才發出一聲呐喊：

“我們犯罪，我們欺騙，是為了什麽？我已年過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麽可怕！”

在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閑的、會墮落與犯罪的靈魂中，也顯露著若幹具有比較純潔的天性的人：在真誠的人中，例如天真樸訥的皮埃爾·別祖霍夫，具有獨立不羈的性格與俄羅斯情操的瑪麗亞·德米特裏耶芙娜，飽含著青春之氣的羅斯托夫；在善良與退忍的靈魂中，例如瑪麗亞公主；還有若幹並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難的人，如安德烈親王。

可是波濤開始翻騰了，第一是“行動”。俄羅斯軍隊在奧地利。無可幸免的宿命支配著戰爭，而宿命也更不能比在這發泄著一切獸性的場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領袖並不設法要指揮調度，而是如庫圖佐夫或巴格拉季昂般，“凡是在實際上隻是環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誌所獲得的成績，或竟是偶然的現象，他們必得要令人相信他們自己的意誌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諧一致的”。這是聽憑命運擺布的好處！純粹行動的幸福，正常健全的情狀。惶亂的精神重又覓得了它們的均衡。安德烈親王得以呼吸了，開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於在他的本土和這生命的氣息與神聖的風波遠離著的地方，正當兩個最優越的心魂，皮埃爾與瑪麗亞公主受著時流的熏染，沉溺於愛河中時，安德烈在奧斯特利茨受傷了，行動對於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無限清明的啟示，仰身躺著，“他隻看見在他的頭上，極高遠的地方，一片無垠的青天，幾片灰色的薄雲無力地飄浮著”。

“何等的寧靜！何等的平和！”他對著自己說，“和我狂亂的奔馳相差多遠！這美麗的天我怎麽早就沒有看見？終於窺見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虛，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麽也沒有，……如此，頌讚上帝罷！”

然而，生活恢複了，波浪重新低落。灰心的、煩悶的人們，深自沮喪，在都市的頹廢的**的空氣中他們在黑夜中彷徨。有時，在濁世的氛圍中，融匯著大自然的醉人的氣息，春天，愛情，盲目的力量，使魅人的娜塔莎去接近安德烈親王，而她不久以後，卻投入第一個追逐她的男子懷中。塵世已經糟蹋了多少的詩意、溫情、純潔的心情！而“威臨著惡濁的塵土的無垠的天”依然不變！但是人們卻看不見它。即便是安德烈也忘記了奧斯特利茨的光明。為他，天隻是“陰鬱沉重的穹窿”，籠罩著虛無。

對於這些枯萎貧弱的心魂，極需要戰爭的騷亂重新來刺激他們。國家受著威脅了。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鮑羅金諾村失陷。這莊嚴偉大的日子啊，仇恨都消滅了。道洛霍夫親抱他的敵人皮埃爾。受傷的安德烈，為了他生平最憎恨的人，病車中的鄰人，阿納托裏·庫拉金遭受患難而痛哭，充滿著溫情與憐憫。由於熱烈的為國犧牲和對於神明的律令的屈服，一切心靈都聯合了。

“嚴肅地，鄭重地，接受這不可避免的戰爭……最艱難的磨煉莫過於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在服從神的意誌上才顯出心的質樸。”

大將軍庫圖佐夫便是俄國民族心魂和它服從命運的代表：

“這個老人，在熱情方麵，隻有經驗，——這是熱情的結果——他沒有用以組合事物搜尋結論的智慧，對於事故，他隻用哲學的目光觀照，他什麽也不發明，什麽也不幹，但他諦聽著，能夠回憶一切，知道在適當的時間運用他的記憶，不埋沒其中有用的成分，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分。在他的士兵的臉上，他會窺到這無可捉摸的，可稱為戰勝的意誌，與未來的勝利的力。他承認比他的意誌更強有力的東西，便是在他眼前展現的事物的必然的動向；他看到這些事物，緊隨著它們，他亦知道蠲除他的個人意見。”

最後他還有俄羅斯的心。俄國民族的又是鎮靜又是悲壯的宿命觀念，在那可憐的鄉人，普拉東·卡拉塔耶夫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質樸的、虔誠的、克製的，即便在痛苦與死的時候也含著他那種慈和的微笑。經過了種種磨煉，國家多難，憂患遍嚐，書中的兩個英雄，皮埃爾與安德烈，由於使他們看到活現的神的愛情與信仰，終於達到了精神的解脫和神秘的歡樂。

托爾斯泰並不就此終止。敘述一八二〇年時代的本書結尾，隻是從拿破侖時代遞嬗到十二月黨人這個時代的過渡。他令人感到生命的賡續與更始。全非在騷亂中開端與結束，托爾斯泰如他開始時一樣，停留在一波未平一波繼起的階段中。我們已可看到將臨的英雄，與又在生人中複活過來的死者，和他們的衝突。

以上我試把這部小說分析出一個重要綱目：因為難得有人肯費這番功夫。但是書中包羅著成百的英雄，每個都有個性，都描繪得如此真切，令人不能遺忘，兵士、農夫、貴族、俄國人、奧地利人、法國人……但這些人物的驚人的生命力，我們如何能描寫！在此絲毫沒有臨時構造之跡。對於這一批在歐羅巴文學中獨一無二的肖像，托爾斯泰曾作過無數的雛形，如他所說的，“以千萬的計劃組織成功的”，在圖書館中搜尋，應用他自己的家譜與史料，他以前的隨筆，他個人的回憶。這種縝密的準備確定了作品的堅實性，可也並不因之而喪失它的自然性。托爾斯泰寫作時的熱情與歡樂亦令人為之真切地感受到。而《戰爭與和平》的最大魅力，尤其在於它年輕的心。托爾斯泰更無別的作品較本書更富於童心的了，每顆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淨，如莫紮特的旋律般婉轉動人，例如年輕的尼古拉·羅斯托夫、索尼婭，和可憐的小彼佳。

最秀美的當推娜塔莎。可愛的小女子神怪不測，嬌態可掬，有易於愛戀的心，我們看她長大，明了她的一生，對她抱著對於姊妹般的貞潔的溫情——誰不曾認識她呢？美妙的春夜，娜塔莎在月光中，憑欄幻夢，熱情地說話，隔著一層樓，安德烈傾聽著她……初舞的情緒，戀愛，愛的期待，無窮的欲念與美夢，黑夜，在映著神怪火光的積雪林中滑冰。大自然的迷人的溫柔吸引著你。劇院之夜，奇特的藝術世界，理智陶醉了；心的狂亂，沉浸在愛情中的肉體的狂亂；洗濯靈魂的痛苦，監護著垂死的愛人的神聖的憐憫……我們在喚引起這些可憐的回憶時，不禁要發生和在提及一個最愛的女友時同樣的情緒。啊！這樣的一種創造和現代的小說與戲劇相比時，便顯出後者的女性人物的弱點來了！前者把生命都抓住了，而且轉變的時候，那麽富於彈性，那麽流暢，似乎我們看到它在顫動嬗變。——麵貌很醜而德行極美的瑪麗亞公主亦是一幅同樣完美的繪畫；在看到深藏著一切心的秘密突然暴露時，這膽怯呆滯的女子臉紅起來，如一切和她相似的女子一樣。

大體上，如我以前說過的，本書中女子的性格高出男子的性格多多，尤其是高出於托爾斯泰寄托他自己思想的兩個英雄：軟弱的皮埃爾·別祖霍夫與熱烈而枯索的安德烈·保爾康斯基。這是缺乏中心的靈魂，它們不是在演進，而是永遠躊躇；它們在兩端中間來回，從來不前進。無疑的，人們將說這正是俄國人的心靈。可是我注意到俄國人亦有同樣的批評。是為了這個緣故屠格涅夫責備托爾斯泰的心理老是停滯的。“沒有真正的發展，永遠的遲疑，隻是情操的顫動。”托爾斯泰自己亦承認他有時為了偉大的史畫而稍稍犧牲了個人的性格。

的確，《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光榮，便在於整個曆史時代的複活，民族意誌與國家爭戰的追懷。真正的英雄，是各個不同的民族。而在他們後麵，如在荷馬的英雄背後一樣，有神明在指引他們。這些神明是不可見的力，“是指揮著大眾的無窮的渺小”，是“無窮”的氣息。在這些巨人的爭鬥中，一種隱伏著的命運支配著盲目的國家，含有一種神秘的偉大。在《伊利亞特》之外，我們更想到印度的史詩。可惜其中的詩意有時受了書中充滿著的哲學的嘮叨影響，尤其在最後幾部中，因而減色不少。托爾斯泰原意要發表他的曆史的宿命論。福樓拜在讀最初兩冊時“大為歎賞”，認為是“崇高精妙”的，滿含“莎士比亞式的成分”，到了第三冊卻厭倦到把書丟了，說：“他可憐地往下墮落。他重複不厭，他盡做些哲學的談話。這位先生是作者，是俄國人。而迄今為止，我們隻看到‘自然’與‘人類’。”

《安娜·卡列尼娜》與《戰爭與和平》是這個成熟時期的登峰造極之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部法譯本於一八八六年由阿謝特書店發刊，共兩冊。在法譯全集中，增為四冊。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支配作品的思想具有更純熟的藝術手腕，更豐富的經驗，心靈於它已毫無秘密可言，但其中缺少《戰爭與和平》中的青春的火焰，熱情的朝氣，偉大的氣勢。托爾斯泰已沒有同樣的歡樂來創造了。新婚時的暫時的平靜消逝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努力在他周圍建立起來的愛情與藝術圈中，重新有精神煩悶滲入。

婚後一年，托爾斯泰寫下《戰爭與和平》的最初幾章。安德烈向皮埃爾傾訴他關於婚姻問題的心腹語，表示一個男子覺得他所愛的女人不過是一個漠不相關的外人，是無心的仇敵，是他的精神發展的無意識的阻撓者時所感到的幻滅。一八六五年時代的書信，已預示他不久又要感染宗教的煩悶。這還隻是些短期的威脅，很快為生活幸福所平複了。但當一八六九年托爾斯泰完成《戰爭與和平》時，卻發生了更嚴重的震撼——幾天之內，他離開了家人，到某處去參觀。一夜，他已經睡了；早上兩點鍾剛打過。

“我已極度疲倦，我睡得很熟，覺得還好。突然，我感到一種悲苦，為我從未經受過的那麽可怕。我將詳細告訴你：這實在是駭人。我從**跳下，命人套馬。就在人家為我套馬時，我又睡著了，當人家把我喊醒時，我已完全恢複。昨天，同樣的情景又發生了，遠還沒有前次那麽厲害……”

托爾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以愛情建造成的幻想之宮崩圮了。《戰爭與和平》的完成使藝術家的精神上有了一個空隙，在這空隙時間，藝術家重又被教育學、哲學的研究抓住了：他要寫一部平民用的啟蒙讀本；他埋首工作了四年，對於這部書，他甚至比《戰爭與和平》更為得意，他寫成了一部（一八七二年），又寫第二部（一八七五年）。接著，他狂熱地研究希臘文，一天到晚地研習，把一切別的工作都放下了，他發現了“精微美妙的色諾芬”與荷馬，真正的荷馬而非翻譯家轉述出來的荷馬，不複是那些茹科夫斯基與福斯輩的庸俗萎靡的歌聲，而是另一個旁若無人盡情歌唱的妖魔之妙音了。

“不識希臘文，不能有學問！……我確信在人類語言中真正是美的，隻有是單純的美，這是我素所不知的。”

這是一種瘋狂：他自己亦承認。他重又經營著學校的事情，那麽狂熱，以至病倒了。一八七一年他到薩馬拉地方巴奇基爾斯那裏療養。那時，除了希臘文，他對什麽都不滿。一八七二年，在訟案完了後，他當真地談起要把他在俄羅斯所有的財產盡行出售後住到英國去。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禁為之悲歎：“如果你永遠埋頭於希臘文中，你將不會有痊愈之日。是它使你感受這些悲苦而忘掉目前的生活。人們稱希臘文為死文字實在是不虛的：它令人陷入精神死滅的狀態中。”

放棄了不少略具雛形的計劃之後，終於在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使伯爵夫人喜出望外的是，托爾斯泰開始寫《安娜·卡列尼娜》。正在他為這部小書工作的時候，他的生活受著家庭中許多喪事的影響變得陰沉暗淡，他的妻子亦病了。“家庭中沒有完滿的幸福……”

作品上便稍稍留著這慘淡的經驗與幻滅的熱情的痕跡。除了在講起列文訂婚的幾章的美麗的文字外，本書中所講起的愛情，已遠沒有《戰爭與和平》中若幹篇幅的年青的詩意了，這些篇幅是足以和一切時代的美妙的抒情詩媲美的。反之，這裏的愛情含有一種暴烈的、肉感的、專橫的性格。

統治這部小說的定命論，不複是如《戰爭與和平》中的一種神（克裏希納），不複是一個命運的支配者，而是戀愛的瘋狂，“整個的維納斯”在舞會的美妙景色中，當安娜與沃倫斯基不知不覺中互相熱愛的時候，是這愛神在這無邪的、美麗的、富有思想的、穿著黑衣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種幾乎是惡魔般的**力”。當沃倫斯基顯露愛情的時候，亦是這愛神使安娜臉上發出一種光輝，“不是歡樂的光輝，而是在黑夜中爆發的火災的駭人的光輝。”亦是這愛神使這光明磊落、理性很強的少女，在血管中流溢著肉欲的力，而且愛情逗留在她的心頭，直到把這顆心磨煉到破碎的時候才離開它。接近安娜的人，沒有一個不感到這潛伏著的魔鬼的吸引力與威脅。

基蒂第一個驚惶地發現它。當沃倫斯基去看安娜時，他歡樂的感覺中也雜有神秘的恐懼。列文在安娜麵前，失掉了他全部的意誌。安娜亦知道自己已不能自主。當故事漸漸演化的時候，無可震懾的情欲，把這高傲人物的道德的壁壘，盡行毀掉了。她所有的最優越的部分，她的真誠而勇敢的靈魂瓦解了，墮落了：她已沒有勇氣犧牲世俗的虛榮；她的生命除了取悅她的愛人之外更無別的目標，她膽怯地、羞愧地不讓自己懷孕；她受著嫉妒的煎熬，將她完全征服的性欲，迫使她在舉動中、聲音中、眼睛中處處作偽；她墮入那種無論何種男子都要為之回首一瞥的女人群中。她用嗎啡來麻醉自己，直到無法容忍的苦惱，和為了自己精神的墮落而悲苦的情操迫使她投身於火車輪下。她和沃倫斯基時時在夢中遇見的幻象，“而那胡須蓬亂的鄉人，站在火車的足踏板上俯視鐵道”。據那含有預言性的夢境所示，“她俯身伏在一張口袋上，把什麽東西隱藏在內，這是她往日的生命、痛苦、欺妄和煩惱……”

“我保留著報複之權。”上帝說。

這是被愛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壓迫的靈魂的悲劇——是托爾斯泰一鼓作氣以極深刻的筆觸描寫的一幅畫。在這悲劇周圍，托爾斯泰如在《戰爭與和平》中一樣，安插下好幾個別的人物的小說。但這些平行的曆史銜接得太迅捷、太造作，沒有達到《戰爭與和平》中交響曲般的統一性。人們也覺得其中若幹完全寫實的場麵，如聖彼得堡的貴族階級與他們有閑的談話，有些無用功。

還有，比《戰爭與和平》更鮮明地，托爾斯泰把他的人格與他的哲學思想和人生景色交織在一起，但作品並不因此而減少它的富麗。和《戰爭與和平》中同樣眾多的人物，同樣驚人地準確。我覺得男子的肖像更為優越。托爾斯泰描繪的斯捷潘·阿爾卡傑維奇，那可愛的自私主義者，沒有一個人見了他能不回答他的好意的微笑；還有卡列寧，高級官員的典型，漂亮而平庸的政治家，永遠借著譏諷以隱藏自己的情操，是個尊嚴與怯弱的混合品。他是虛偽世界的奇特的產物，雖然他聰明慷慨，卻無法擺脫這個虛偽世界，而且因為他的不信任，當他任令自己的情操擺布時，便會墮入一種神秘的虛無境界。

但這部小說的主要意義，除了安娜的悲劇和一八六〇年時代的俄國社會——沙龍、軍官俱樂部、舞會、戲院、賽馬——的種種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傳的性格。較之托爾斯泰所創造的許多其他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爾斯泰不獨賦予他自己的保守、民主的思想，和鄉間貴族輕蔑知識階級的反自由主義；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賦予了列文。列文與基蒂的愛情和他們初婚後的數年，是托爾斯泰自己的回憶的變相——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爾斯泰的兄弟德米特裏之死的痛苦表現。最後一編，在小說內容上無甚益處，但使我們看出他那時候衷心惶亂的原因。《戰爭與和平》的結尾，固然是轉入另一部擬議中的作品的藝術上的過渡，《安娜·卡列尼娜》的結尾卻是兩年以後在《懺悔錄》中顯露的精神革命的過渡。在本書中，已屢次以一種諷刺的或劇烈的形式批評當時的俄國社會，這社會是為他在將來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擊的。

攻擊謊言，攻擊一切謊言，對於道德的謊言，和對於罪惡的謊言同樣看待，指斥自由論調，抨擊世俗的虛浮的慈悲，沙龍中的宗教和博愛主義！向整個社會宣戰，因為它魅惑一切真實的情操，滅殺心靈的活力！在社會的陳腐的法統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

在垂危的安娜前麵，矯偽的卡列寧也感動了。這沒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愛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寬恕。刹那間，丈夫、妻子、情人，三個都改變了。一切變得質樸正直。但當安娜漸次恢複時，三人都覺得“在一種內在地支配他們的幾乎是聖潔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種力量，粗獷的，極強的，不由他們自主地支配著他們的生命，使他們不複再能享受平和”。而他們預先就知道他們在這場戰鬥中是無能的，“他們將被迫作惡，為社會所認為必需的”。

列文之所以在書的結尾處升華，是因為死亦使他感動了之故。他素來是“不能信仰的，他亦不能徹底懷疑”。自從他看見兄弟死後，為了自己的愚昧覺得害怕。他的婚姻在一段時間內曾抑製住這些悲痛的情緒。但自從他的第一個孩子生下之後，它們重複顯現了。他時而祈禱，時而否定一切。他徒然瀏覽哲學書籍。在狂亂的時光，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殺。體力的工作使他鎮靜了：在此，毫無懷疑，一切都是顯明的。列文和農人們談話；其中一個和他談著那些“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上帝生存的人”。這對於他不啻是一個啟示。他發現理智與心的敵對性。理智教人為了生存必須得殘忍地奮鬥，愛護他人是全不合理的。

“理智是什麽也沒有教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心啟示給我的。”

從此，平靜重新來臨。卑微的鄉人——對於他，心是唯一的指導者——這個名詞把他重新領到上帝麵前……什麽上帝？他不想知道。這時候的列文，如將來長久時期內的托爾斯泰一般，在教會前麵是很謙恭的，對於教義亦毫無反抗之心。“即便是在天空的幻象與星球的外表的運動中，也有一項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