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與宗教狂亂
列文瞞著基蒂的這些悲痛與自殺的憧憬，亦是托爾斯泰瞞著他的妻子的。但他還未達到他賦予書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靜。老實說，平靜是無從傳遞給他人的。我們感到他渴望平靜，卻並未實現，故列文不久又將墮入懷疑。托爾斯泰很明白這一層。他幾乎沒有完成本書的精力與勇氣。《安娜·卡列尼娜》在沒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厭倦了。他不複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裏，不能動彈，沒有意誌，厭棄自己，對著自己感到害怕。於是，在他生命的空隙中，發出一陣深淵中的狂風，即是死的眩惑。托爾斯泰逃出了這深淵以後，曾述及這些可怕的歲月。
“那時我還沒有五十歲，”他說，“我愛，我亦被愛；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榮，健康，體質的與精神的力強；我能如一個農人一般刈草；我連續工作十小時不覺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這並非生活。我已沒有欲望了。我知道我無所欲求。我連認識真理都不複追尋了。所謂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時到了深淵前麵，我顯然看到麵前除了死以外什麽也沒有。我，身體強健而幸福，卻感到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一種無可抑製的力驅使我要擺脫生命。……並不能說我那時要自殺，隻是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強；這和我以前對於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過是相反的罷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致讓步得太快。我這幸福的人，竟要把繩子藏起來，以防我在室內的幾個衣櫥之間自縊。我也不複挾著槍去打獵了，恐怕會使我起意。我覺得我的生命好似什麽人和我戲弄的一場惡作劇。四十年的工作，痛苦，進步，讓我看到的卻是一無所有！什麽都沒有。將來，我隻留下一副腐蝕的骸骨與無數的蟲蛆……隻在沉醉於人生的時候一個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經消滅，便隻看見一切是欺詐，虛妄的欺詐……家庭與藝術已不能使我滿足。家庭，這是些和我一樣的可憐蟲。藝術是人生的一麵鏡子。當人生變得無意義時，鏡子的遊戲也不會令人覺得好玩了。最壞的，是我還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個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極端憤恨著，因為是迷失了，到處亂跑不能自止，雖然明白多跑一分鍾，便更加迷失得厲害……”
他的歸宿畢竟在於民眾身上。托爾斯泰對於他們老是具有“一種奇特的，純粹是生理的感情”，他在社會上所得的重重的幻滅的經驗從沒有動搖他的信念。在最後幾年中，他和列文一樣對於民眾接近得多了。他開始想著，除了那些自殺、自我麻醉的學者、富翁，和他差不多過著同樣絕望生活的有閑階級的狹小集團之外，還有成千成萬的生靈。他自問為何這些千萬的生靈能避免這絕望，為何他們不自殺。他發覺他們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顧慮理智——靠了信仰。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麽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沒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類思想中已經醞釀成熟了。信仰所給予人生之謎的答複含有人類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麽，認識了宗教書籍中所列舉的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夠了嗎？——不，信仰不是一種學問，信仰是一種行為，它隻在被實踐的時候，才有意義。一般“思想圓到”之士與富人把宗教隻當作一種“享樂人生的安慰”，這使托爾斯泰頗為憎厭，使他決意和一般質樸的人混在一起，隻有他們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勞動民眾的人生即是人生本體，而這種人生的意義方是真理。”但怎樣使自己成為民眾而能享有他的信心呢？一個人隻知道別人有理亦是徒然的事，要使我們成為和他們一樣不是光靠我們自己就可辦到的。我們徒然祈求上帝；徒然張著渴望的臂抱傾向著他。上帝躲避我們，哪裏抓住他呢？
他獲得了神的恩寵。
“早春時的一天，我獨自在林中，我聽著林中的聲音。我想著我最近三年來的惶惑，神的追求。從快樂跳到絕望的無窮盡的突變……突然，我看到我隻在信仰神的時候我才生活著。隻要思念到神，生命的歡樂的波浪便在我內心湧現了。在我周圍，一切都生動了，一切獲得一種意義。但等到我不信神時，生命突然中斷了。我的內心發出一聲呼喊：
“那麽，我還尋找什麽呢？便是‘他’，這沒有了便不能生活的‘他’！認識神和生活，是一件事情。神便是生……
“從此，這光明不複離開我了。”
他已得救了。神已在他麵前顯現。
但他不是一個印度的神秘主義者，不能以冥想入定為滿足，因為在他的亞洲人的幻夢中又雜有西方人的重視理智與要求行動的性格，故他必得要把所得到的顯示，表現誠實地奉行的信仰，從這神明的生活中覓得日常生活的規律。
毫無成見地，為了願真誠地相信他的家族們所虔奉的信仰，他研究他所參與的羅馬正教的教義。且為更加接近這教義，他在三年中參與一切宗教儀式，懺悔，聖餐，一切使他不快的事情，他不敢遽下判斷，隻自己發明種種解釋去了解他覺得晦暗或不可思議的事。為了信仰他和他所愛的人，不論是生人或死者，完全一致，老是希望到了一個相當的時間，“愛會替他打開真理的大門”。——但他的努力隻是徒然：他的理智與心互相抗爭起來。有些舉動，如洗禮與聖餐，於他顯得是無恥的。當人家強使他重複地說聖體是真的基督的肉和血時，“他仿如心中受了刀割”。在他和教會之間築起一堵不可超越的牆壁的，並非是教義，而是實行問題。尤其是各個教會之間的互相仇恨，和不論是絕對的或默許的殺人權——由此產生戰爭與死刑這兩項。
於是，托爾斯泰決絕了；他的思想被壓抑了三年之久，故他的決絕尤為劇烈。他什麽也不顧忌了。他輕蔑這他昨日尚在篤信奉行的宗教。在他的《教義神學批判》（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不獨把神學當作“無理的，且是有意識的，有作用的謊言”。在他的《四福音書一致論》（一八八一—一八八三）中，他便把福音書與神學對抗。終於，他在福音書中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的基礎》一八八三）。
這信仰便在下列幾句話中：
“我相信基督的主義。我相信當一切人都實現了幸福的時候，塵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信心的基礎是摩西在山上的宣道，托爾斯泰把這些教訓歸納成五誡：
一、不發怒。
二、不犯奸。
三、不發誓。
四、不以怨報怨。
五、不為人敵。
這是教義的消極部分，其積極部分隻包括在一條告誡中：
愛神和愛你的鄰人如愛你自己。
基督說過，誰對於這些誡命有何輕微的違背，將在天國中占據最小的地位。
托爾斯泰天真地補充道：
“不論這顯得多麽可異，我在一千八百年之後，發現這些規律如一件新穎的事跡。”
那麽，托爾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個神？——全然不信。他把他當作何等人呢？當作是聖賢中最高的一個，釋迦牟尼、婆羅門、老子、孔子、瑣羅亞斯德、以賽亞——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與達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托爾斯泰是這些偉大的宗教創造人——這些印度、中國、希伯來的半神與先知者的信徒。他竭力為他們辯護，攻擊他所稱為“偽善者”與“法學教官”之流，攻擊已成的教會，攻擊傲慢的科學的代表者。這並非說他欲借心靈的顯示以推翻理智。自從他脫離了《懺悔錄》上所說的煩悶時期之後，他尤其是理智的信奉者，可說是一個理智的神秘主義者。
“最初是Verbe（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他和聖約翰一樣的說法，“Verbe，意即‘理智’。”
他的《生命論》一書（一八八七），在題詞中曾引用帕斯卡爾的名句：
“人隻是一支蘆葦，自然中最弱的東西，但這是一支有思想的蘆葦……我們全部的尊嚴包含在思想中……因此我們得好好地思想：這即是道德的要義。”
全書隻是對於理智的頌詩。
“理智”固然不是科學的理智，狹隘的理智，“把部分當作全體，把肉的生活當作全部生活的”，而是統治著人的生命的最高律令，“有理性的生物，即人，所必然要依據了它生活的律令”。
“這是和統治著動物的生長與繁殖，草木的萌芽與滋榮，星辰與大地運行的律令類似的律令。隻在奉行這條律令，為了善而把我們的獸性服從理智的規條的行為中，才存有我們的生命……理智不能被確定，而我們也不必加以確定，因為不獨我們都認識它，而且我們隻認識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由理智——而非由信仰——而知道的……隻在理智有了表白的時候生命方才開始。唯一真實的生命是理智的生命。”
那麽，有形的生命，我們個人的生命，又是什麽？“它不是我們的生命，”托爾斯泰說，“因為它不是由我們自主的。”
“我們肉體的活動是在我們之外完成的……把生命當作個人的這種觀念在今日的人類中已經消滅了。對於我們這時代一切賦有理智的人，個人的善行之不可能，已成為確切不移的真理。”
還有許多前提，毋容我在此討論，但表現托爾斯泰對於理智懷有多少的熱情。實在，這是一種熱情，和主宰著他前半生的熱情同樣的盲目與嫉妒。一朵火焰熄了，另一朵火焰燃起。或可說永遠是同一朵火焰，隻是它變換了養料而已。
而使“個人的”熱情和這“主智的”熱情更形肖似的，是因為這些熱情都不能以愛為滿足，它們要活動，要實現。
“不應當說而應當做。”基督說過。理智的活動現象是什麽？——愛。
“愛是人類唯一的有理性的活動，愛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它所需的，便是什麽也不掩蔽理智的光芒，因為唯有理智的光芒方能助長愛。……愛是真實的善，至高的善，能解決人生一切的矛盾，不獨使死的恐怖會消滅，且能鼓舞人為別人犧牲：因為除了把生命給予所愛者之外，無所謂別的愛了。隻有它是自己犧牲時，愛才配稱為愛。因此，隻有當人懂得要獲得個人的幸福之不可能時，真正的愛方能實現。那時候，他的生命的精髓才能為真正的愛的高貴的接枝，而這接枝為了生長起見，才向這粗野的本幹，即肉的本體，去吸取元氣……”
這樣，托爾斯泰並不如一條水流枯竭的河迷失在沙土裏那般地達到信仰。他是把強有力的生命的力量集中起來灌注在信仰中間。——這我們在以後會看到。
這熱烈的信心，把愛與理智密切地結合了，它在托爾斯泰致開除他教籍的神聖宗教會議複書中找到了完滿的表白：
“我相信神，神於我是靈，是愛，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有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樣。我相信神的意誌從沒有比在基督的教義中表現得更明白了；但我們不能把基督當作神而向他祈禱，這將犯最大的褻瀆罪。我相信一個人的真正的幸福在於完成神的意誌，我相信神的意誌是要一切人愛他的同類，永遠為了他們服務，如神要一切人類為了他而活動一般。這便是，據福音書所說，一切的律令和預言的要旨。我相信生命的意義，對於我們中每個人，隻是助長人生的愛，我相信在這人生中，發展我們的愛的力量，不啻是一種與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個世界裏，又是更完滿的福樂。我相信這愛的生長，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塵世建立起天國，換言之，是以一種含有和諧、真理、博愛的新的係統來代替一種含有分離、謊騙與強暴的生活組織。我相信為在愛情中獲得進步起見，我們隻有一種方法：祈禱。不是在廟堂中的公共祈禱，為基督所堅決摒棄的，而是如基督以身作則般的祈禱，孤獨的祈禱，使我們對於生命的意義具有更堅實的意識……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人是依了他的行為而獲得酬報，現世與來世，現在與將來，都是如此。我對於這一切相信得如此堅決，以至在我這行將就木的年紀，我必得要以很大的努力才能阻止我私心祝望肉體的死滅——換言之，即祝望新生命的誕生。”
《社會的煩慮》《我們應當做什麽？》《我信仰的寄托》
他想已經到了彼岸，獲得了一個為他煩惱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蔭庇。其實，他隻是處於一種新的活動的始端。
在莫斯科過了一冬（他對於家庭的義務迫使他隨著他的家族），一八八二年一月他參加調查人口的工作，使他能夠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慘狀的機會。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淒慘。
第一次接觸到這文明隱藏著的瘡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個朋友講述他的所見時，“他叫喊，號哭，揮動著拳頭”。
“人們不能這樣地過活！”他號啕著說，“這絕不能存在！這絕不能存在！……”幾個月之久，他又墮入悲痛的絕望中。
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寫信給他說：
“從前你說：‘因為缺少信心，我願自縊。’現在，你有了信心，為何你仍苦惱？”
因為他不能有偽君子般的信心，那種自得自滿的信心。因為他沒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義，隻顧自己的超升而不顧別人，因為他懷有博愛，因為他此刻再不能忘記他所看到的慘狀，而在他熱烈的心的仁慈中他們的痛苦與墮落似乎是應由他負責的，他們是這個文明的犧牲品，而他便參與著這個犧牲了千萬生靈以造成的優秀階級，享有這個魔鬼階級的特權。接受這種以罪惡換來的福利，無疑是共謀犯。在沒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們應當做什麽？》（一八八四—一八八六）便是這第二次錯亂病的表白，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為悲劇化，故它的後果亦更重大。在人類的苦海中，實在的，並非一般有閑的人在煩惱中造作出來的苦海中，托爾斯泰個人的宗教苦悶究竟算得什麽呢？要不看見這種慘狀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後而不設法以任何代價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麽？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見了不能不感動的，說出托爾斯泰在這時代所感到的痛苦。他是正麵坐著，交叉著手臂，穿著農夫的衣服；他的神氣頗為頹喪。他的頭發還是黑的，他的長須與鬢毛已經全白了。雙重的皺痕在美麗寬廣的額角上畫成和諧的線條。這巨大的犬鼻，這副直望著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麽溫和善良啊！它們看得你那麽透徹。它們不啻在為你怨歎，為你可惜。眼眶下劃著深刻的線條的麵孔，留著痛苦的痕跡。他曾哭泣過。但他很強，準備戰鬥。
他有他英雄式的邏輯：
“我時常聽到下麵這種議論，覺得非常錯異，‘是的，在理論上的確不錯；但在實際上又將如何？’仿佛理論隻是會話上必須的美麗的詞句，可絕不是要把它適合實際的！……至於我，隻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
他開始以照相一般準確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慘狀照他在參觀窮人區域與夜間棲留所裏所見的情形描寫下來。他確信，這不複是如他最初所相信的那樣，可以用金錢來拯救這些不幸者的，因為他們多少受著都市的毒害。於是，他勇敢地尋求災禍的由來。一層進一層，漸漸地發現了連鎖似的負責者。最初是富人，與富人們該詛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墮落。繼之是普遍的不勞而獲的生活欲。——其次是國家，為強項的人剝削其他部分的人類所造成的殘忍的總體。——教會更從旁助紂為虐。科學與藝術又是共謀犯……這一切罪惡的武器，怎樣能把它們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為造成罪惡的共犯。不參加剝削人類的工作。放棄金錢與田產，不為國家服務。
但這還不夠，更應當“不說謊”，不懼怕真理。應當“懺悔”，排斥與教育同時種根的驕傲。末了，應當“用自己的手勞作”。“以你額上流著的汗來換取你的麵包”這是第一條最主要的戒條。托爾斯泰為預先答複特殊階級的嘲笑起見，說肉體的勞作決不會摧殘靈智的力量，反而助它發展，適應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隻會因之更加增進，藝術也因之進步。而且，它更能促進人類的團結。
在他以後的作品中，托爾斯泰又把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補充。他殫精竭慮地籌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養元氣，同時又須排除麻醉意識的畸形的享樂和滅絕良知的殘酷的享樂。他以身作則。一八八四年，他犧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獵。他實行持齋以鍛煉意誌，宛如一個運動家自己定下嚴厲的規條，迫使自己奮鬥與戰勝。
《我們應當做什麽？》這是托爾斯泰離開了宗教默想的相當的平和，而卷入社會旋渦後所取的艱難的途徑的第一程。這時候便開始了這二十載的苦鬥，孤獨的亞斯納亞老人在一切黨派之外，（並指責他們）與文明的罪惡與謊言對抗著。
在他周圍，托爾斯泰的精神革命並沒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難堪。
好久以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觀察著她無法克服的病症的進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為她的丈夫為了學校白費了多少精神與時間，覺得十分懊惱。
“這啟蒙讀本，這初級算術，這文法，我對之極端輕視，我不能假裝對之發生興趣。”
但當教育學研究之後繼以宗教研究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對於托爾斯泰篤信宗教後的初期的訴述覺得非常可厭，以至托爾斯泰在提及上帝這名詞時不得不請求寬恕：
“當我說出上帝這名詞時，你不要生氣，如你有時會因之生氣那樣。我不能避免，因為他是我思想的基礎。”
無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動了。她努力想隱藏她的煩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隻是不安地注意著她的丈夫：“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著。他幾乎不開口了。他似乎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
她想他是病了：
“據列夫自己說他永遠在工作。可憐！他隻寫著若幹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論辯。他閱覽書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頭痛，而這一切不過是為要表明教會與福音書主義的不一致。這個問題在全俄羅斯至多不過有十餘人會對之發生興趣而已。但這是無法可想的。我隻希望一點：這一切快快地過去，如一場疾病一般。”
疾病並沒有減輕。夫婦間的局勢愈來愈變得難堪了。他們相愛，他們相互敬重；但他們不能互相了解。他們勉力，做相互的讓步，但這相互的讓步慣會變成相互的痛苦。
托爾斯泰勉強跟隨著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記》中寫道：“生平最困苦的一個月。僑居於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們什麽時候開始生活呢？這一切，並非為生活，而是因為別人都是這樣做！可憐的人！……”
同時，伯爵夫人寫道：
“莫斯科。我們來此，到明日已屆一月了。最初兩星期，我每天哭泣，因為列夫不獨是憂鬱，而且十分頹喪。他睡不熟，飲食不進，有時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將發瘋。”
他們不得不分離若幹時。他們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們是永遠相愛著！……他寫信給她道：“你說：‘我愛你，你卻不需要我愛你。’不，這是我唯一的需要啊……你的愛情比世界上一切都更使我幸福。”
但當他們一朝相遇的時候，齟齬又更進一層。伯爵夫人不能讚成托爾斯泰這種宗教熱，以至於使他和一個猶太教士學習希伯來文。
“更無別的東西使他發生興趣。他為了這些蠢事而浪費他的精力。我不能隱藏我的不快。”
她寫信給他道：“看到以這樣的靈智的力量去用在鋸木、煮湯、縫靴的工作上，我隻感到憂鬱。”
而她更以好似一個母親看著她的半瘋癲的孩子玩耍般的動情與嘲弄的微笑，加上這幾句話：“可是我想到俄國的這句成語而安靜了：盡管孩子怎樣玩罷，隻要他不哭。”
但這封信並沒寄出，因為她預想到她的丈夫讀到這幾行的時候，他善良而天真的眼睛會因了這嘲弄的語氣而發愁，她重新拆開她的信，在愛的狂熱中寫道：
“突然，你在我麵前顯現了，顯現得那麽明晰，以至我對你懷著多少溫情！你具有那麽乖，那麽善，那麽天真，那麽有恒的性格，而這一切更被那廣博的同情的光彩與那副直透入人類心魂的目光燭照著……這一切是你所獨具的。”
這樣，兩個人互相愛憐，互相磨難，以後又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給予的痛苦而懊喪煩惱。這無法解決的局麵，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後來，這垂死的李爾王在精神迷亂的當兒突然逃往西伯利亞的時候才算終了。
人們尚未十分注意到《我們應當做什麽？》的末了有一段對於婦女的熱烈的宣言。——托爾斯泰對於現代的女權主義毫無好感。但對於他所稱為“良母的女子”，對於一般認識人生真意義的女子，他卻表示虔誠的崇拜。他稱頌她們的痛苦與歡樂，懷孕與母性，可怕的苦痛，毫無休息的歲月，和不期待任何人報酬的無形的勞苦的工作，他亦稱頌，在痛苦完了，盡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時候，她們心魂上所洋溢著的完滿的幸福。他描繪出一個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對於丈夫成為一個助手而非阻礙的女子。她知道，“唯有沒有酬報的為別人的幽密的犧牲才是人類的天職”。
“這樣的一個女子不獨不鼓勵她的丈夫去做虛偽欺妄的工作，享受別人的工作成績，而且她以深惡痛絕的態度排斥這種活動，以防止她的兒女們受到**。她將督促她的伴侶去擔負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險的工作……她知道孩子們，未來的一代，將令人類看到最聖潔的範型，而她的生命亦隻是整個地奉獻給這神聖的事業的。她將在她的孩子與丈夫的心靈中開發他們的犧牲精神……統治著男子，為他們的安慰者的當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類的命運係在你們手掌之間！”
這是一個在乞援在希冀的聲音的呼喚……難道沒有人聽見麽？……
幾年之後，希望的最後一道微光也熄滅了：“你也許不信。但你不能想象我是多麽孤獨，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圍的一切人士蔑視到如何程度。”
最愛他的人，既如此不認識他精神改革的偉大性，我們自亦不能期待別人對他有何了解與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爾斯泰為了基督徒式的謙卑精神——並非為了他對他的情操有何改變——而欲與之重歸舊好的，曾幽默地說：“我為托爾斯泰可惜，但法國人說得好，各人各有撲滅虱蚤的方式。”
幾年之後，在垂死的時候，屠格涅夫寫給托爾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請求他的“朋友，俄羅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學方麵去”。
全歐洲的藝術家都與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樣的關切，讚同他的請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寫的《托爾斯泰研究》一書末了，他借著托爾斯泰穿農人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轉的諷勸：
“傑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這裏！……我們的工具是筆。我們的園地是人類的心魂，它是亦應該受人照拂與撫育的。譬如莫斯科的第一個印刷工人，當被迫著去犁田的時候，他必將喊道：‘我與散播麥種的事是無幹的，我的職務隻是在世界上散播靈智的種子。’”
這仿佛是認為托爾斯泰曾想放棄他散播精神食糧的使命！……在《我的信仰的寄托》的終了，他寫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隻是為燭照人類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對於真理的認識，是用以達到這目標的才能，這才能是一種火，但它隻有在燃燒的時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唯一的意義是生活在我內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類麵前擎得高高的使他們能夠看到。”
但這光明，這“隻有在燃燒的時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藝術家為之不安。其中最聰明的也預料到他們的藝術將有被這火焰最先焚毀的危險。他們為了相信全部藝術受到威脅而惶亂，而托爾斯泰，如普洛斯帕羅一樣，把他創造幻象的魔棒永遠折毀了。
但這些都是錯誤的見解；我將表明托爾斯泰非特沒有毀滅藝術，反而把藝術中一向靜止的力量激動起來，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沒有滅絕他的藝術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