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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的東西少，恐懼的東西多，這實在是一種可悲的心態。而帝王的情況一般都是這樣。因為他們至高無上，無所希求，所以搞得他們精神更加萎靡；成天價疑神疑鬼總覺得險象環生，又使得他們心理更加陰暗。這也就是造成《聖經》上說的“君王之心也測不透”的一個原因。猜忌多端，卻缺乏一種主要的渴求來引導、調整其餘的渴求，這就使一個人的心難以測度。於是君王往往為自己設計一些欲望，把心思寄托在一些小技上。有時迷戀於建築，有時熱衷於設立爵位，有時一心想提拔一個人，有時又打算精通一門技藝。如尼祿愛彈琴，圖密善善射箭，康茂德好擊劍，卡拉卡拉能駕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如果有人不明白這樣一種道理：那就是在小事上無往不利比在大業上止步不前更令人歡喜雀躍、心情爽快。我們還看到有些帝王早年都吉星高照，南征北戰，馬到成功（因為不可能永遠一往無前，總有流年不利、受阻碰壁的時候），到了晚年就變得迷信、憂鬱，如亞曆山大大帝、戴克裏先，還有我們記憶中的查理五世，等等。因為一貫一往無前的人，一旦停下腳步，就會自暴自棄，判若兩人。

現在談談君權的真正結構，這是一種很難維持的東西。因為結構和解構都包含著矛盾對立，不過把矛盾對立融為一體是一回事，使它們交替輪換則是另一回事。阿波羅尼奧斯回答韋斯巴薌的話教育意義極為深刻。韋斯巴薌問他：“尼祿為何而覆滅？”他答道：“尼祿善於撥弦弄琴；然而在當政時他忽而把弦繃得太緊，忽而又放得太鬆。”忽而施行高壓，忽而放任自流，這種均衡失當、時宜不合的權力變換對權威的破壞真是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其實，近代君王的統治之道卻是在危難臨近時僥幸躲避、設法轉移，而不是采用穩固踏實的渠道防患於未然，所以這就等於在碰運氣。因此人們要千萬當心，不可忽視、容忍積蓄動亂的柴薪。因為誰也禁止不了火星，也說不上它會來自何方。君主事業中的困難又多又大，然而最大的困難往往還在他們自己的心裏。因為正如塔西佗所言，君王總愛幹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君王的欲望一般都很強烈，而且相互矛盾。”想達到目的，而又不忍采取手段，這就是權力的荒謬。

君王必須應付鄰邦、後妃、子嗣、高級教士或僧侶、貴族、二等貴族或紳士、商人、平民和軍人，如果稍有不慎，他們都會造成危險。

先說鄰邦，由於形勢變化無常，所以提不出一個總則，但有一條是顛撲不破的，那就是君王必須警戒不懈，提防鄰國（或通過領土擴張，或通過貿易**，或通過深溝高壘、層層設防、步步逼近等辦法）增強國力，對自己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一般是預見、阻止這種事態的常務顧問的工作。在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大帝三雄鼎立的時期，他們都在虎視眈眈，哪一方也不可侵占巴掌大的一塊土地，如有一方膽敢越雷池一步，其餘兩方就會立即采取措施，或結成聯盟，如有必要則訴諸武力，而且絕不苟且偷安，養虎貽患。而由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佛羅倫薩的統治者洛倫佐·美第奇和米蘭大公盧多維科·斯福爾紮結成的同盟（圭恰爾迪尼稱之為意大利安全保障）也有同樣的作用。一些經院派哲學家認為，人不犯我，我若犯人，便師出無名，這種觀點是不能接受的。雖然尚未遭受打擊，但大敵當前，危在旦夕，出於恐懼，先發製人，也算師出有名，這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後妃，其中不乏慘無人道的事例。莉維亞因毒死丈夫而臭名昭著；蘇萊曼一世的王後羅克珊拉娜不僅殺死了著名的王子穆斯塔法蘇丹，而且還給王室和繼位製造了麻煩；英王愛德華二世的王後則是廢黜和謀害丈夫的主謀。

後妃在策劃立自己的兒子為王或者有奸情的時候，這種危險尤為可怕。

至於子嗣，他們引發危機釀成的悲劇也層出不窮。

一般來說，父王對子嗣產生懷疑總會招致不幸。我們前麵提到的穆斯塔法的死對蘇萊曼王室產生了致命的惡果，因為從蘇萊曼起直至今日，土耳其的王位繼承者有不正之嫌，恐怕有外來血統，因此謝裏姆二世被認為是私生子。年輕溫順的王子克裏斯帕斯被其父君士坦丁大帝殺害，同樣給王室造成了致命傷。因為君士坦丁的兩個兒子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斯都死於非命，另一個兒子君士坦提斯結局也好不到哪裏，他確實是病死的，但死在尤裏安起兵反他之後。馬其頓王腓力二世之子德米特裏厄斯之死給其父王帶來了報應，致使他悔恨身亡。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是父親因此類懷疑而獲益的極其罕見，甚至根本沒有。兒子公然舉兵反叛父王則屬例外，如謝裏姆一世討伐巴耶賽特、英王亨利二世討伐三個兒子。

至於高級教士，在妄自尊大、氣焰囂張時也會造成危險。當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托馬斯·貝克特的情況就是這樣。他們公然用主教的牧杖與帝王的刀劍對抗。然而他們對付的卻是一些強悍驕縱的國王：威廉·魯弗斯、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危險並非來自那個階層本身，而是當它有國外勢力指揮扶持，或者教士的進用不是由君王或有聖職授予權的人士遴選，而是由平民百姓推舉時，才有危險。

至於貴族，與他們保持一定距離並不為過；但抑製他們卻會使國王的獨裁加劇，安全減少，隨心所欲的能力也越來越小。我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本紀》中已強調過這一點。亨利七世由於壓製貴族，他統治的時代困難重重，動亂頻仍。盡管貴族仍效忠於他，但在國事上不予合作，所以實際上他倒樂得來個事必躬親。

至於紳士，因為他們是一個分散的群體，所以不會造成多大危險。他們有時候也口出狂言，但危害甚微。況且他們可以抵消貴族的勢力，不致使貴族過於強大。最後，他們在有權勢的人中最接近平民，因此能緩和民眾的動亂。

至於商人，他們可算是“門靜脈”。如果他們不景氣，一個國家盡管肢體完好，但血管空虛，營養就不足。對他們課稅，於君王的歲入而言，好處甚微，因為這純屬貪小失大之舉。稅率有所增加，商貿總額反而減少。

至於平民，他們倒沒有什麽危險，除非他們有了偉大能幹的首領，或者你對宗教問題，或者對他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妄相幹涉。

至於軍人，隻要他們集體生活，長期駐紮，又有領犒賞的習慣，他們就是個危險階層：這從土耳其新軍和古羅馬禁衛軍身上可見一斑。然而訓練士兵，將他們分地武裝，分帥統領，不給犒賞，既有利於國防，又不會釀成危險。

君王猶如天上的星宿，能帶來清平時世，也能招致禍患年月。他們受萬人景仰，但沒有片刻的安寧。關於君王的種種警語其實可用兩個“切記”囊括：“切記你是個人”“切記你是個神”或者“神的替身”。前者約束他的權力，後者扼製他的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