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散文

1、散文和駢文的分別

非韻文有散文和駢文的分別。散文的句法，長短不齊，比較接近於口語的組織，駢文的句法，要排比齊整，字義虛實相對。例如“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愈堅，不墜青雲之誌”,以一雙四字句及六字句，兩兩相對，這就是駢文，其他不屬於這種形式的普通文章，都是散文(鄭振鐸《文學大綱》,駢文也叫散文，將散文分為古駢二體，這個散文是現代意義的，對詩歌、小說、戲劇說的)。駢是對偶的意思，駢文句法常常以四字句、六字句相間成文，所以又稱四六文，但一般駢文家對於駢文的定義，比較廣泛，他們認為駢文包括“駢字”“駢句”“駢意”等形式，不僅四六文而已。所謂“駢字”就是兩字重疊而成的語匯，例如“窈窕”“參差”“苗條”“流離”“關關”“天夭”等，或者是雙聲相重，或者是疊韻相重，或者是同字相重，如果不重疊，音節就不明顯，說起來就不好聽。所謂“駢句”,不僅包括四六句，就是其他的排句也包括了，例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這也算是“駢句”。至於“駢意”,則凡文字有幾層意思，分數段平列寫出的，都包括了。這樣一來，不但韓柳歐蘇那些散文大家的文章脫不了駢文的範圍，便是白話文也有許多是駢文了。這個過於廣泛的定義，我們不能讚同。我們認為，駢文雖不限於四六，但句法整齊、字義虛實相對這兩個原則，必須具備，才算是駢文，例如“八股文”“對聯”,都合於這兩個原則，都可以算作駢文。至於其他的駢句，就不能叫駢文、駢字及駢意，更不能作為駢文的特點。清朝駢文大家阮元，曾著《文言說》一篇，說《易經》上的《文言》篇是駢文，作《文言》的孔子是駢文的老祖宗，他這樣吹駢文的牛皮，來提高駢文的地位，自不能不采用極廣泛的定義。但近人章太炎也主張同時述多人多事的文字，須用駢體，這個見解，就上了駢文家的當了。再說散文，自唐代以來，一般散文家多半又叫它做“古文”,這個名詞也很容易使人誤會，因為我們看起來，過去的文章，無論駢文散文，都可以算做古文。但是你隻要看清楚唐朝散文家的文體革新運動的時代背景，便不至於誤會，因為唐代承繼六朝之後，駢文盛行，初期文學家如王勃等，都是駢文大家，就是中唐以後，劉知幾作《史通》,陸宣公寫奏議，也都用駢體，那麽,韓愈等想要改革當代文風，當然就不得不倡言回複到漢魏以前，司馬遷時代去。所謂“古文”運動，其實並不是複古，而是帶有濃厚的革新性。再則散文這個名詞，過去和現在也不盡相同，現在的散文，隻是抒情小品，不能包括小說，更不能包括文學以外的論說文，但過去所謂散文，是可以包括這些文字以及非駢體的應酬文的。不過依照古文家的“義法”,就有一部分文字，如語錄體及報館體的文言，應被排除於散文之外，至於白話文的不能算作文學，更不待說。

2、散文與駢文的分合

清代文壇(如劉開、曾國藩等)有一種駢散統一的理論，認為漢魏以前文字，本來駢散不分，魏晉以後，駢散分離，唐宋以後，駢散對立，相互攻擊，其實駢散二體，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駢文有韻律辭藻之美而不免流於板滯晦澀，散文有擒縱開合之妙而不免過於質直枯燥，為什麽不回複漢以前的文體，駢散兼行，用其長而補其短呢？章太炎也屬於駢散折中派，所以他說：“凡簡單敘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敘多人多事，就非駢體不能提綱。以《禮記》而論，同是周公所記，但《周禮》用駢體，《儀禮》用散體，這因事實上非如此不可的。《儀禮》中說的是起居跪拜之節，要想用駢也無從下筆。”照他們這種講法，自然可以使駢文散文爭文學正統的問題得一個解決，但非用極廣泛的駢文定義不可。如果照我們所采的駢文定義，則駢文是六朝產生的，周秦漢的文字，不過是散文中間有排比的句法，或韻語，或連續數節文字的結構偶然相類似，這與後世駢文不同。古代文書流傳困難，常常要憑口耳相傳，所以有可能把句子弄整齊些或作成韻語時，古人必定這樣做，以便記憶及傳誦，但這種構造並無一定格式，決不能和四六文或八股文相提並論。後世講古文義法的，反對在散文中夾入駢語，雖然似乎太苛刻，但他們所指，還隻是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並不反對采用周秦文體，可見駢散的分離與對立，都是由狹義的駢文即六朝文所釀成，而不是散文家故意與一切偶句韻語作對。總之，當唐宋散文運動起來反對駢文的時候，散文運動是革新的進步的。但明清古文派把散文弄成一種空洞的形式，所以應有又一新的解放運動產生，這運動不是駢文派所能擔任的，“選學妖孽”不能救濟“桐城謬種”,它們雙方都待“白話文學”來清算。

3、周秦漢的散文

文學的產生從詩歌開始，所以漢以前的純文學隻有詩歌，至於散文，則都是記事說理的實用文，其中文學優美的，可看作雜文學。梁劉勰《文心雕龍》認為五經是後世各種文體的根源，北齊顏之推所作《顏氏家訓·文章》篇也說文章源出五經，韓愈、柳宗元一直到曾國藩，又都崇奉五經為古文的模範。照現在文學觀點看，五經隻《詩經》是純文學，其他都是史書或卜筮之書，其中間包含了一些謠諺、故事或小品文，故僅可視為雜文學。經書以外，談哲理的諸子，也被人當作文學書，特別是《莊子》,包含許多寓言，最為人們所推重。《戰國策》一書，是縱橫家的文章，以議論文而摻入許多故事譬喻，又有抑揚頓挫，為後世論說文的初祖，這可說是策士文學。在曆史文學中，《尚書》時代較早，文體特別古奧，後來改為之乎者也的文體，就是改用當時口語的白話文運動，可說是古代的文學革命。《尚書》以後，《左傳》及《國語》是曆史文學中的早期佳作，漢代則有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和東漢班彪、班固、班昭(彪係固之父，昭係固之妹)陸續寫成的《漢書》。哲理文學除《莊子》外，《論語》是孔門言行錄，頗有文學意味，還有《荀子》《老子》《孟子》等，亦被後人推重，但《孟子》近於策士文，《荀子》則文章平實，更少文學意味。漢代則西漢董仲舒、揚雄，東漢王充都寫了很多的哲學散文，但隻揚雄有文學天才。策士文到漢代變成了辭賦與疏表論議之文。辭賦前章說過，疏表論議，如鄒陽《上梁王書》,賈山的《至言》,賈誼的《治安策》《過秦論》(論秦朝的過失),晁錯的論政治書，仍然有周秦文縱橫馳騁的作風，又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孫弘的《賢良策》,主父偃的《諫伐匈奴書》,則作風變得平實了。西漢散文家除上述鄒、賈等數人外，還有淮南王劉安、東方朔、劉向(著《新序》《說苑》《列女傳》)、劉歆(著《七略》),而以司馬遷為最偉大。東漢散文家還有蔡邕，而以班固為最著名。可是東漢的散文，形式漸趨於整齊，內容不及西漢文的生動，已經開了六朝文的端倪了。後世散文家推重司馬遷為第一大作家，因為他所作的《史記》有三種特色：(一)富於情感；(二)善於描寫人物；(三)文字不古奧(引用《尚書》等古史，都翻譯成為當時通行的文字),並且采用俗語方言。

4、六朝文

三國時的吳，晉時的東晉，南北朝時的宋、齊、梁、陳，都建都金陵，偏安江左，稱為六朝。六朝在江南風物秀麗的地方，士大夫習慣了浮華奢靡，在文學上於是形成了唯美主義的駢文時代。這一時代雖以六朝為代表，其實應當包括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全部。而所謂標準的六朝文，即駢文，在三國兩晉時，還沒有完全成熟，應當以南北朝為中心。在駢文初起的三國兩晉時期，有幾個可注意的散文家，即寫《前出師表》《後出師表》的諸葛亮，寫《陳情表》的李密，寫《歸去來兮辭》(這是韻文)、《桃花源記》的陶潛，寫《蘭亭集序》的王羲之。南北朝也有幾個散文家，如寫《水經注》的酈道元及寫《洛陽伽藍記》的楊街之。著名的駢文作家，是南朝的謝靈運、顏延之、沈約、任昉、徐陵，北朝的溫子升、邢邵、庾信、王褒等，而徐、庾尤其是六朝文的最高峰。在駢文時代，無論什麽文章，如論說、書信、辭賦，通通用駢語寫成，漢代的賦，到這時候也變成了駢語的小品文，最著名的作品，是鮑照的《蕪城賦》,梁元帝的《**秋思賦》,江淹的《恨賦》《別賦》以及庾信的《枯樹賦》《小園賦》《哀江南賦》等。就集駢文大成的徐、庾二人說，庾信的地位更高，因為他以南人而寄跡北朝，常有鄉關之感，所以《哀江南賦》諸作，哀感動人。六朝文在唐朝初年，還足以支配文壇，著名作家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傑，王以《滕王閣序》著名，駱以《討武後檄》著名。又燕國公張說及許國公蘇頸，也是駢文能手，其文章號稱“燕許大手筆”。

駢文時代的文藝思潮，是唯美主義的，藝術至上主義的，沈約提倡“為文必協宮商”,即注重音調之美，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的《文選》,選文標準也隻注重形式美，他在序文中說“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才可以算“文”。當時以駢文為“文”,詩為“文”,散文為“筆”,從“文”“筆”兩個名詞，也可以看出輕視散文的心理。這種唯美主義的產生，是由於魏晉玄學清談派頹廢思想的流行，超現實的佛教思想的輸入，漢魏辭賦傳統作風的發展，各種因素匯合而成，而胡騎南侵，政治上苟安江左，沒有打開出路，更是促成這種思潮的要因。

5、唐宋八大古文家

駢文及古文兩個名詞都是唐朝文學革新運動中產生的。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是明朝人所選定，唐占兩家，即韓愈、柳宗元，宋占六家，即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三蘇(蘇洵及其二子蘇軾、蘇轍)。古文運動的主帥是韓愈(字退之，世稱昌黎先生),後世說他“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係指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古文運動的產生，係因唐朝政治穩定

以後，經濟發展，社會事態趨於複雜，專講形式之美而內容貧乏的駢文，不能適應客觀的需要，加以佛學的輸入，引起儒家的哲學興趣，而經義注疏之學，又因政府提倡而興起，這些說理或解釋的文字，也不是呆板浮華的駢文所能擔負。自東漢以至唐初，文學一天天向形式美方麵發展，最後完全成為風雲月露的文字遊戲，與現實脫離。韓愈提倡古文，以“文以載道”的口號(這口號到後世變成了道學氣的文學觀念，妨害純文藝的發展),打擊唯美主義的文藝理論，並且以繼續先秦、西漢的傳統為號召，但他並不是主張製造假古董，曾提出“唯陳言之務去”的原則。實際上所謂古文，隻是從駢體解放出來的自由活潑的散體文字，這種形式的解放，在北周時即已萌芽，如蘇綽用樸素文筆作《大誥》是，後來隋文帝也下詔禁止浮豔文字，提倡實錄，唐初陳子昂及李華等也是不滿意駢文，並做過散文的，到了韓、柳時代，古文運動便成熟了。就韓、柳兩人的文章看，韓的純文學作品較少，論文較多，作風雄渾奔放，其抒情散文如《祭十二郎文》等亦甚好；柳的山水遊記及寓言(如《郭橐駝傳》《梓人傳》《三戒》等)都是很好的散文，寫得精致雋永，大約是受了《山海經》(周秦時記載傳說故事的書)及《水經注》(北魏酈道元作的，描寫風景很有趣致，為駢文時代的優秀散文作品)的一些影響。唐代古文運動的人物還有李翱、張籍、皇甫濕等，作品不及韓、柳的好。宋代第一散文作家是歐陽修，他的《瀧岡阡表》《釋惟儼文集序》《蘇氏文集序》《江鄰幾文集序》《梅聖俞詩集序》《釋秘演詩集序》《峴山亭記》等篇，都是很好的抒情之作。其餘五大家，都是歐陽提拔出來的，但他們很少做文藝的散文，其中蘇軾的作品比較好，但仍以論說文為多。三蘇都長於論說，承繼縱橫策士的傳統。蘇軾最喜歡研究《孟子》《莊子》《檀弓》(《禮記》中的一篇),蘇洵喜歡研究《戰國策》及《韓非子》,當然受它們的影響。除這數人以外，柳開是宋代古文運動最早的一人，其後又有蘇舜欽等，至於文章做得好的，

還有司馬光、範仲淹等。宋代還有程、朱等理學家的“語錄”文字，用白話寫的，明代王陽明的《傳習錄》也仿這種體裁，後人稱為“語錄體”,這種文體原係佛家所創，古文家嫌其淺俗，相戒不采用。

6、明清兩代的古文家

宋明間散文作者很少，隻有金的元好問頗為有名。明清兩代，散文作者很多。明初期有劉基、宋濂、王褘、方孝孺。稍後有三楊，所作文稱台閣體。因台閣體凡庸膚淺，而有李東陽及李夢陽、何景明的兩次複古運動。東陽主張複唐宋的古，李、何則主張複秦漢的古。後來有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繼起。順之編印《唐宋八大家文鈔》,茅坤更就唐氏所選之文加以圈點與批評。有光更進而評點《史記》,講求所謂古文義法，替清代桐城派開了一條路。歸有光等對前後七子的複古運動不加讚同，另有徐渭 (字文長),文章別具風格，理學家王守仁，文亦另成一家，都不附和七子。後來又有所謂“公安派”與“竟陵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安人袁中郎(名宏道)及其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世稱三袁，作風幽怪詭異，淺俗詼諧。竟陵人鍾惺(字伯敬)、譚元春認公安體太淺率，故意創造孤僻的文體，號竟陵體。近年新文藝家中的幽默派林語堂等，以“公安”“竟陵”的小品文為號召，創為一種文白夾雜的文體，喜插說俏皮話，其實這兩派文學在文學史上並不怎樣有地位。明代的散文作家，隻有歸有光是舉世公認的代表人物，他最長於寫家庭生活，代表作品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記》《項脊軒誌》《見村樓記》《野鶴題壁記》等。

清初有幾個作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因有明朝亡國之恨，寫的散文頗動人。魏、侯二人與汪琬，世稱“清初三家”,但汪琬是清代的官，立場不同，文字亦不及魏、侯。其次為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雖號稱“江左三大家”,文頗華而不實。此外還有彭士望、邵長蘅、施閏章、薑宸英、朱彝尊等，散文也都有名。清朝中期的文壇，幾乎為“桐城派”所獨占。桐城派的名稱產生於姚鼐(姬傳)的時候，但它的曆史是從方苞(望溪)開始。方苞是安徽桐城人，他講求古文義法，寫的散文平正溫雅有條理，後來他的同鄉劉大槐、姚鼐繼承他的作風，於是當時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話。姚鼐是桐城派大師，他的文章以韓愈為初祖，而認歸有光與方苞為近世模範，當他主講鍾山書院時，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都學他的文章，並且將所學的傳授門徒或朋友，因此桐城派文人到處都是。清末曾國藩也學習桐城派文章，但略有變化，後來還有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以及譯著家嚴複、林紓等(嚴氏文章比桐城派更古奧),繼承桐城派。在清代中期和桐城派相對抗的還有“陽湖派”,以陽湖人惲敬為領袖，還有張惠言、李兆洛等數人，其勢力不及桐城之盛。這派也是受桐城派的影響而產生的，和桐城主張沒有不同之處，作品也差不多。可說自清中葉以至民國初年，大部分的散文作者都受桐城派的支配。但後期實在是曾國藩的影響。

7、所謂古文義法

桐城派講古文義法，係受唐宋人理論，特別是明代人評點古文的影響。方苞曾說語錄中之語，漢賦中板重字法，魏晉六朝人之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皆不宜入古文，這就是消極方麵的義法。姚鼐編了一部《古文辭類纂》(王先謙、黎庶昌各編有《續古文辭類纂》),他在序文中間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而禦其精者而遺其粗者。”劉大概說：“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姚、劉所說，是積極方麵的義法。曾國藩更說得清楚，他認為作文以“行氣”為第一條件，其次為“造句”,再次為“選字”,至於這三件事的標準則有兩個，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個條件的連貫性，說“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我們再從古文評點家所指出的古文筆法看，在篇章結構或修辭上有所謂起、承、轉、合，有所謂起、伏、照應；有所謂抑、揚、頓、挫；並且定出了許多公式。章太炎是鄙視唐宋古文及桐城派，而提倡魏晉文的，但他的“古雅”主義比姚、曾還徹底，他寫字必依《說文》,曾說做古文方法，是將可以省略的字盡量刪削或改用最簡單的字，最後必得高古的句法。這種種的義法，都是束縛人們的思想情感，使之不能自由發揮的桎梏，特別是因為近代社會事態的空前複雜，與歐美學術的輸入的緣故，非打破古文義法的重重限製，采用活潑自由的文體，不能適應事實上的需要。古文在唐代，原本是一種新鮮活潑的文體，但發展到桐城

派，又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的僵硬物，成為文學革命的對象了。(曾國藩也說過“古文不宜於說理”。)

8、駢文的標準化及其支流

六朝時的駢文，形式不是固定的，是在變化發展過程中的，所以尚有雅麗自然的趣致。到唐代時，政府以詩賦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駢體，於是駢文就定型化了，在聲律上，對仗上，都有一定的規則，用典故的地方特別多，所以唐宋以後的駢文，比得上六朝文的很少。在唐代，最可注意的是陸宣公(贄)的奏議，用駢偶的舊形式，寫政事的新內容，而能夠詳盡暢達，不露駢偶的痕跡，如他代德宗寫的罪己詔，有“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天譴於上，而朕不悟，民怨於下，而朕不知”等句，頗真摯感人，而流暢如散文。宋代駢文開始有“四六”的名稱，北宋的作家就是歐陽修和蘇軾那兩個古文家，南宋則有駢文專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禮、洪邁父子等，詩人陸遊、楊萬裏，理學名臣真德秀，也會做駢文。汪彥章(藻)為隆祐太後作告天下詔，有“曆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一般人認為，宋四六的特點是散文化，而且議論多，長聯多，典故多。因為當時博學鴻詞科考試四六，有“以一聯之工，擅終身之官爵”者，所以作者很多。明代不大盛行普通的駢文，但考試用的“八股文”也是駢文的一支派。清代除八股之外，一般駢文也有很多作者。胡天遊、洪亮吉、汪中是清中葉三大家。此外有陳維崧、毛奇齡、袁枚、吳錫麒(著《有正味齋駢文》)、孔廣森、紀昀、阮元、劉開、王閭運(著《湘綺樓文集》,曾用庾子山原韻作《哀江南賦》,寫太平天國事，酷肖六朝人作，一般人稱為假古董)、張之洞(著《廣雅堂駢文》,模仿宋四六)等。民國以來，官紳應酬，還是以用駢文為客氣，如黎元洪秘書饒漢祥，常作四六電報。清嘉慶時，陳球用駢文寫小說《燕山外史》,全書三萬餘字，是古今最長的駢文。凡作駢文，必研究《昭明文選》,這種研究稱為“選學”。做駢文必多用辭藻，多記典故，那些專家，平日讀書，必搜集材料，如胡天遊死後，人家發現他床後有材料十竹簍。這表示著駢文成了文字的遊戲，和“燈謎”“酒令”“詩鍾”一樣。清代文人對於各種文字遊戲，本來都有許多優美成績。“詩鍾”及“對聯”,是和駢文特別有關的。

9、八股文及對聯

八股文又稱“製義”,又叫“時文”,但宋代王安石所創的“製義”,還不是“八股”,不過是用經書上的話命題，做一篇論說罷了，不一定對仗整齊，引證譬喻也不必廢除，牽涉到題目下文，也不犯忌。八股文的格式，是明憲宗成化年間才確定的。顧亭林《日知錄》中記載頗詳。八股文的各部分有一定名稱：(一)“破題”,即起首二句，說破題目的字麵及其意義；(二)“承題”,申明破題的意思，限定三四句，至多五六句；(三)“起講”,是一篇開講之處；(四)“提比”,又叫“提股”,是起講後入手之處；(五)“虛比”(虛股),是承接提比的，後人或用或不用；(六)“中比”(中股),須立柱分應，好像人體的胸腹部；(七)“後比”,把中比未盡之意再加發揮，或推開，或襯托，好像人體的兩腿部分；(八)“大結”,是一篇的結尾。中間各部分所謂“比”,就是整段作對，每兩個形式相似的段落就構成一比，所以八股文是駢文的變種，但破承題、起講、大結，都是散文。周作人曾說，“八股不但是集合古駢散的精華，凡是從漢字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遊藝，都包括在內”。八股文的題目，有時候短到一兩個字，隻有半個句子，有時候長到一篇文章，例如“學而到為政”,有時候把上句和下句的上半截合起來，叫作“截搭題”,例如“學而時習之不”。做文章的必須恰好按照題目的範圍，例如上麵這個截搭題，不許說到“亦說乎”的意思上去。這種種束縛，夠消磨知識分子半生的光陰與精力。除八股文外，科舉還得考試“試帖詩”和“律賦”。試帖詩是五言排律的體裁，篇末必須勉強湊上恭維皇帝的話，叫作“頌聖”。“律賦”是一篇有韻的四六文，所用的韻，由出題人限定。這幾種作品，說也奇怪，雖然是有功令提倡的，仍向來不被文壇重視，各大家(無論古文家、駢文家)詩文集中，決不收進去的。

“對聯”起源於五代，宋、元、明各代也稍稍流行，但到清代，就很盛行。道光年間，梁章钜著《楹聯叢話》,收集了許多聯語。鄭燮 (板橋)、紀昀(曉嵐)、曾國藩都是聯語的名作家。曾氏挽聯尤為著名，例如他挽弟國華雲：“歸去來兮，夜月樓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風雨鷓鴣聲。”情韻豈減於六朝？與曾同時的彭玉麟，集唐人詩句題泰山雲：“我本楚狂人，五嶽尋仙不辭遠；地猶鄒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對得何等工整，而又顯得自然，文字遊藝的巧妙，可見一斑。五四運動以後，提倡白話文的人也作白話對聯，清華大學且曾以對對子考試學生，可見對對子已成了中國文人的積習。其實這是駢文遺留下來的纖巧作風，如果有提倡“文以載道”的韓愈再生，一定會反對這種人工雕琢的形式美的追求。

10、文藝論評

文藝理論及批評，可說是從魏文帝曹丕開始。曹丕的《典論·論文》篇，是著名的文評，世稱“建安七子”就是從他創立的稱號(七子)而來。晉代陸士衡著《文賦》,是用辭賦來寫文藝論文。又有摯虞，著《文章流別論》,分析各種文體。但有係統的專書，要從梁劉勰的《文心雕龍》開始。這部書內容是文學原理兼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是頗重要的著作，可惜是用四六文寫的，有些晦澀蕪雜的毛病。同時有鍾嶸著《詩品》,品評漢魏以來的詩。任昉著《文章緣起》,說明各種文體的起源。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有《文章》篇，也是文評之作。後來唐代人司空圖作《詩品》,泛論詩歌的各種風格；釋皎然作《詩式》,是講詩的形式與作詩方法；孟啟作《本事詩》,是講詩人逸事。宋代歐陽修作《詩話》；以後作詩話的多得很，隻嚴羽的《滄浪詩話》最有條理。明代郎瑛的《七修類稿》,楊慎的《丹鉛錄》,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其中都有文學批評及文學考證的話，但都是“博而不精”。清代的“詩話”“文談”也不少，如王士禎的《漁洋詩話》,施閏章的《蠖齋詩話》,徐缺編的《詞苑叢談》,都很好。袁枚的《隨園詩話》,內容較雜。呂璜的《初月樓古文緒論》及劉熙載的《文概》,是專論文章的。清初有一最可注意的批評家，就是金聖歎(原姓張，改名金人瑞，字聖歎),他把《水滸》《西廂記》和《莊子》《離騷》《史記》《杜詩》並稱為六大才子書，見解與一般古文家不同。清中葉有一最可注意的文藝理論家，就是章學誠，他在《文史通義》一書內論文學，注重內容而不強調形式，例如講詩，就注意詩的情感而不大著重聲韻，他說詩文如果去其辭藻聲韻，翻成俗語，還有其不可磨滅的內容在，便可以算是佳作，這比章太炎的有韻就是詩的見解，高明多了。清末的文藝批評家，最著者是王國維，他著的《人間詞話》內容很好。

11、文體解放和文學觀念的變動

晚清歐美思潮輸入，文體趨於解放。首先發生變化的是龔自珍的文章，得有“劍拔弩張，全是霸氣”的時譽。後來梁啟超寫政論，打破一切古文義法，輸入許多外來語及外國語法，又寫得通俗易解，成為所謂報館體的文字。黃遵憲則用新名詞寫詩，打破過去的詩規律。到民國初年《新青年》雜誌發表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方麵反對雕琢、陳腐、迂晦、艱澀、阿諛貴族、脫離大眾的舊文學，提出“八不”的主張：(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話；(五)須講求文法(以上形式方麵)；(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模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精神方麵)；另一方麵，正式提出拿白話來代替文言，建立現代國語的文學，於是“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都成了攻擊的對象，而文體解放，也獲得了偉大的成就。

在這個過程中，文學的觀念也大有變更，過去以論說文為文學作品，而小說戲曲不能算做文學正宗，現在則采用西洋觀點，以詩、小說、戲劇為文學正宗，散文僅承認抒情小品及諷刺雜文等為文學作品。而且認定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我們不必作舊詩，填詞，寫古文和四六，這都是製造假古董。我們對於古人作品的研究，隻是對文學史的探討，以及風格、意境與描寫手法的吸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