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詩詞

1、文學的範圍與類別

我國過去所謂文學，範圍與現代文學不相符合。如孔門四科(四科就是德行、言語、政治、文學，見《論語·先進》篇)中所謂文學，是包括禮樂而言，範圍很大。孔子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篇)他把詩、禮、樂三件事聯係起來，但其中隻有詩是我們現在所謂文學。秦漢以後，或者以一切文章為文學，或者以有韻的文章為文學，直到近人章太炎，文學的解釋始終是和現代不同的。太炎氏說：著於竹帛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如照太炎的定義，文學乃是文章法式論，就是文法、作文法與修辭學，不然就是文體研究。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從前所謂詞章之學，和現在所謂文學，大致相當，雖則講詞章之學的，偏重形式，但其中包含了真正的文學作品。四庫書中，文學大概都在集部以內，但並不完全如此，一種文集，往往把議論文、考據文、應酬文和文學作品兼收並蓄，因此集部書中，有大部分文字不是文學，而是史學、哲學或日常應用文字，而集部以外，卻又有文學作品，例如《詩經》,雖屬經部，實際上是純粹的文學書。在現代文學中占重要位置的小說，過去屬於子部，而且隻包括筆記瑣聞，不容納《水滸》《紅樓夢》等白話小說。戲曲也不列入文學正宗。總而言之，語體的文學作品，向來是擱在文學範圍以外的。

過去文學的分類，非常煩瑣，如《昭明文選》分詩文為三十七類，詩一類又分二十二子目，又如古今詩體以題目分(如謠、吟、歌行、詠、操……),可得二十餘類；以作者分，可得五十餘體；文體，姚鼐《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分十一類，在《涵芬樓古今文鈔》(吳曾祺編)中則於十三類下再分子目，共有二百十三目，在《今古文綜》(張相輯)中分為四百五十五目。我們現在不采取那種無意義的類別，隻大致分為詩、賦、詞、曲、駢文、散文、小說、戲劇等類別來說。

2、最早的詩總集

集部的書有總集與別集的分別。凡匯錄多數作家的作品，叫總集，僅包含一人的作品，叫別集或專集。《詩經》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總集，這部書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希臘荷馬的《奧德賽》與《伊利亞特》。本來人類最初的文學是詩歌，其他的文學形式大致都從詩歌發展出來，我國的《詩經》是最早的一部純文學書，後世各種文學都從它發源，正符合了文學發展的公例。從《詩經》演變而為《離騷》,再挨次演變為漢代的賦，六朝的駢文，唐代的詩，宋代的詞，元代的曲，而駢文的反動，又產生唐宋的古文，都不是偶然的。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以風為最有文學價值。風是從民間采錄的歌謠，包含了許多抒情詩以及表現生活痛苦的作品。至於雅、頌兩部分，是當時朝中士大夫所寫的，有些詩，篇中就把作者的名字寫出了，如《小雅·節南山》篇有“家父作誦”句，《小雅·巷伯》篇有“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崧高》篇及《烝民》篇都有“吉甫作誦”句。在雅詩中，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作品，有的是美麗的神話與傳說，有的是社會不安時期之沉痛的呼聲。此外，則多是歌頌功德，誇耀國威的樂歌(參閱第四十七節)。這些雅詩，可說是敘事詩，是史詩。頌也包含史詩，如《商頌》的《玄鳥》等篇。《詩序》以風、雅、頌各部分的第一篇為代表作，稱為“四始”,即《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周頌》之始。尤其《關雎》一篇，很受推崇，孔子曾說“《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就整個《詩經》說，孔子也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的讚美之辭。又，《國風》的開始兩輯是《周南》《召南》,這“二南”列在各國之前，而背景卻是江漢一帶，即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國地方。據說是南國被文王之化，而產生溫柔敦厚的歌詩，比其他國風來得正派一些，所以列在最前，且有把它們從《國風》分出另作一類(而稱為南、風、雅、頌)的。究其實所謂“南”就是南方樂歌之意，周召大約是采取南方詩的兩個負責人，而“二南”即與“楚風”相當。因此，《詩經》並不完全是北方文學。

3、楚辭

《楚辭》是從前目錄學家所認為最古的總集(在《四庫全書》中，則在總集別集之外另成一類)。它是漢劉向所編輯的，包含屈原、宋玉、景差、賈誼、東方朔等人的作品。主要作者是屈原，其他作者不過仿效他的文體，所以一並附入。屈原是楚國人，和楚王同姓，楚懷王頗信任他，後來因為上官大夫在楚王麵前說了壞話，被放逐於湘沅一帶地方。屈原因楚國政治開倒車，不是秦國的敵手，有國破家亡的危險，於是憂憤而作《離騷》,“離騷”二字是“遭憂”的意思。他又根據湘沅一帶祀神的巫歌而改作《九歌》,又有《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作。他後來投汨羅江而死。《楚辭》有東漢王逸注本，流傳至今。

《楚辭》是由《詩經》發展而來的。《詩經》的“二南”,產生於江漢之間，屈原也生於江漢，在地理上，顯然有密切的關係，即就形式上說，《楚辭》用“兮”字的地方很多，《詩經》用“兮”字的地方也不少。郭沫若認為，楚國文化是因殷民族南遷而產生的，無論南方北方，都以殷民族為文化淵源，所以《詩經》的《國風》不能以南北分，總之是《楚辭》的先驅。《楚辭》的形式與內容都有和《詩經》不同的地方。就形式說，《詩經》雖有三字、五字、六字、七字或九字一句的，但以四字句為最多，可說是四言詩，《楚辭》則以六字句(連兮字算則有許多七字句)為多，而且較參差較活潑，篇章也比較長些繁複些。就內容說，《詩經》的情感是溫柔敦厚，《離騷》等篇，情感非常熱烈，梁啟超因此論及《離騷》的作風及屈原的投江，以為屈原的性格與一般講中庸之道的中國人不同。《詩經》中神話少，《離騷》中有豐富的神話，如羲和、望舒、飛廉、豐隆、宓妃、有娥、佚女等故事，這和希臘的荷馬史詩非常相似。如果拿祀神的《九歌》與《詩經》中的頌相比，後者所祀的神是祖先，前者所祀的東皇太一、湘夫人、山鬼、國殤，則多是離奇怪誕的鬼神了。屈原所歌唱的雖是神話，實在是深刻的現實反映。《離騷》一篇是他的主要作品，凡二千餘字，是一篇偉大的敘事詩。《史記》上說：“《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可見《離騷》感人之深，遠過於《詩經》。繼屈原的諸作者中有一個宋玉，他所作《九辯》,以悲秋開始，情辭淒婉，也很有名。

4、賦

賦是漢代文學的代表形式，淵源於《楚辭》及戰國的策士文。賦的形式在詩與文之間，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又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這就是說，賦是不能歌唱隻能誦讀的詩(就不能歌唱說，是文；就葉韻說，是詩)。賦的意義為“鋪”,為“敷”,所以敷陳事實，鋪展詞采。《漢書·藝文誌》分賦為四類：一為“屈賦”,二為“陸賦”,三為“荀賦”,四為“雜賦”。“屈賦”就是《楚辭》,漢代賈誼、淮南王劉安的賦，屬於這一類，其特點是抒情。“陸賦”是漢陸賈的賦，屬於這一類的還有枚皋、朱建、嚴助、朱買臣、揚雄等人的賦，現在除揚雄諸作外，都已失傳。這類偏於辭說，為縱橫策士文的變相。“荀賦”是《荀子》書中的“賦篇”,是以詠物為主的，《漢誌》所列荀子以後諸家都不傳。“雜賦”全部失傳，內容無從知道。就這四類看，隻有“屈賦”一類，可算是文學。除《漢誌》所列者外，還有許多作賦的大家，班固自己就有《兩都賦》的名作。單以賦出名的是司馬相如，作品有《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等。前兩篇是描寫田獵的，第三篇是描

寫神仙的，第四篇是替失寵的陳皇後抒寫愁思以感動皇帝的，都是寫的宮廷生活。相如生活浪漫，有與青年寡婦卓文君戀愛的佳話，後來成為漢武帝的文學侍從之臣。又東方朔，作有《七諫》《答客難》等篇，也是武帝的“宮廷供奉”。漢代最早的賦作家以賈誼為最著,他的《吊屈原賦》《鳥賦》都是抒寫抑鬱不平之作，最能表現個性。其他作家，如枚乘，以《七發》為代表作；揚雄以《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等賦為最有名，但都是模仿司馬相如，沒有創新精神；東漢除班固外，有張衡，他的《西京賦》,據說寫了十年，頗有名，又蔡邕作有很多賦，以《述行》《短人》《釋誨》等篇為最好。漢賦大體上是宮廷文學，內容比《楚辭》低劣很多。形式上則堆砌辭藻，鋪張事物，甚至把字典上的種種物名，盡量寫進去(賦家多兼為字典編纂家),又喜歡用排偶句法，所以活潑的少，笨拙的多。這種文學的產生，是由於天下承平，君主想以文字來裝飾太平，誇耀功德，並消遣閑暇，而用利祿獎勵起來的。但因偏重形式，內容日益貧乏，魏晉以後，便很少好的作品，所以章太炎說，“自屈宋以至鮑(照)謝(靈運、惠連),賦道已極，庾信之作，去古愈遠……賦之亡蓋先於詩”。但六朝盛行的駢文，卻是由賦蛻變而來的。

5、樂府

唐以前的詩被稱為古體詩(唐人詩被稱為今體詩或近體詩),古體詩又分為樂府與古詩兩種。自漢武帝製定郊祀之禮，設立“樂府”——一個掌管樂歌的官署，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采詩夜誦——即征集民間歌謠及文人仿作的民謠，使延年領導歌唱，有時也製新歌曲，於是可歌的詩，稱為“樂府”,其不可歌唱的詩，即稱為詩，後世稱之為“古詩”。漢以前，詩與樂不分，凡詩都是可歌唱的。漢時歌(樂府)與詩分開，而民間歌曲，卻因此得以保存下來。後來凡文人仿作的民歌，或模仿古樂府而成但不能入樂的詩歌，也稱“樂府”,或“新樂府”。

樂府雖然是武帝時設立的，樂歌則武帝以前老早就有，如漢高帝作《大風歌》,令沛中兒童百二十人歌唱，高帝好“楚聲”,他的《鴻鵠歌》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都是“楚聲”。武帝時既設立專官，又使司馬相如等增製十九章之歌，又采集燕、代、秦、楚之民謠，采用箜篌、橫吹等外國樂器，李延年又依胡曲而造新聲，因此音樂大起變化，而樂府詩也由此盛行。但西漢到東漢初年，還是樂府的產生時期，到東漢末年及建安前後，方達全盛階段，建安以後，則多模仿之作，隋唐以後便逐漸衰落了。據鄭樵《通誌·樂略》載稱，漢代製作的歌曲有《短簫鐃歌》《相和歌》《郊祀歌》等十餘種，每種有若幹曲。相和曲中有《薤露》《蒿裏》《陌上桑》《箜篌引》等，都采自民間，《陌上桑》及《箜篌引》歌詞寫得很動人。《郊祀歌》係鄒陽、司馬相如等文人作品。《短簫鐃歌》是鼓吹曲，發聲宏大，用於軍中。東漢時樂府詩，如辛延年的《羽林郎》,繁欽的《定情詩》等，都很好。建安時代魏武帝、魏文帝及曹子建的樂府詩，如《短歌行》《燕歌行》《秋胡行》等，充滿了頹喪的人生觀。南北朝時，樂府又產生了許多新歌新曲。南朝的以《華山畿》《子夜歌》等民歌最為流行，屬於柔婉的“清商樂”。北朝樂府是剛健的胡聲，歌詞也比較質樸，有《琅琊王歌》《折楊柳歌》《捉搦歌》《隴頭流水歌》等。宋代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所收歌詩，上自陶唐，下迄五代，其中有許多並不是樂府，但真正的漢魏樂府，亦可在這部集子中去找。

6、五言詩

漢魏六朝間的詩，多半是五字一句的，而建安(漢獻帝年號)時代，五言詩的創作尤其豐富而優美(因《昭明文選》內多五言詩，人們便稱之為“選體”)。五言詩產生於漢，和樂府不無關係，如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蔡邕之《飲馬長城窟行》,蔡琰之《胡笳十八拍》,無名氏之《孔雀東南飛》,以及前述的《羽林郎》《陌上桑》等篇，大致都是五言。但一般人多認李陵與蘇武唱和詩是五言之祖，又有以《古詩十九首》為五言起源的。而作者是誰及在什麽年代，則難以確定。五言詩雖不能確定創於何人，而起源於西漢，則無疑義。到東漢時，五言詩作家有班固、張衡、傅毅、徐淑、秦嘉夫婦、蔡琰(文姬)等。建安時代的主要作者是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其次為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場、劉楨，號“建安七子”。在這些作家中，天才卓越的是陳思王曹植，他的作品著名的有《美女篇》《七哀》《名都篇》《白馬篇》《驅車篇》《棄婦》諸篇。其餘二曹，所作亦佳。七子中詩的佳作不多，隻有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最為世人稱道。建安時代的詩，除五言占主要部分外，也有四言 (如曹操的《短歌行》)和七言(如曹丕的《燕歌行》)的。四言詩隻是《詩經》形式的殘餘，七言詩則是一種新形式的創始(漢武帝建柏梁台落成，曾有七言詩的聯句之作，號稱柏梁體，但詩的內容不及魏文帝的好)。

建安時代的作風，漸漸由樸質而轉向浮華，頗著重音節和辭藻的美麗，已經開辟了六朝唯美主義的道路。直接繼承建安風格的有阮籍(以《詠懷詩》著名)和嵇康，他們是所謂正始(魏主曹芳年號)文學的中心人物，同時又屬於西晉的“竹林七賢”(七賢除阮、嵇外，還有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都是清談派文士)。西晉太康(武帝年號)時期的詩人還有三張(張載、張亢、張協)、二陸(陸機、陸雲)、二潘(潘嶽、潘尼)、一左(左思，字太衝，以詠史詩著名，又作《三都賦》,費時十載)等。他們雖然繼承建安的傳統，而風格已變，大都詞旨淺薄，偏重對仗排偶的技巧。到南北朝時，風格更趨**豔了。

7、陶淵明與南北朝詩

東晉及南北朝的詩，形式上仍然是繼承漢魏的體裁，以五言古體詩為主，七言古體詩次之，到最後才孕育了“律詩”的萌芽。風格則一天天走向纖巧豔麗。隻有東晉末年的陶潛，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作風特別不同。東晉在陶潛以前，還有兩個詩人，劉琨和郭璞，郭的《遊仙詩》尤其著名，但都比不上陶潛。陶潛，字淵明，世稱靖節先生，他不大高興做官，鄉居以詩酒自娛，與周續之、劉遺民並稱為“潯陽三隱”,所作詩多以田園生活為題材，形式上不講雕琢，風格恬淡自然，但也往往有深情的寄托，他的詩如《歸園田居》《讀山海經》《飲酒》《詠荊軻》等篇，都為人稱道。淵明又長於辭賦，有《歸去來兮辭》《閑情賦》等作。在陶潛以後不久，有詩人謝靈運(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也喜歡歌詠自然，人們將他和陶潛並稱(他們的詩稱陶謝體),又稱陶為田園詩人，謝為山水詩人，其實謝的詩不脫六朝習氣，遠不及陶詩的自然。後來唐朝有幾個喜歡歌詠自然的詩人，孟浩然、王維(字摩詰)、儲光羲、韋應物(做過蘇州刺史)、柳宗元(字子厚，做過柳州太守),都是學陶詩的。

謝靈運與顏延之、鮑照(字明遠)為宋元嘉(宋文帝年號)體的代表作家。靈運與其弟惠連都有文名，時人稱為大小謝。靈運又與齊之謝脁(字玄暉，曾做宣城太守)並稱為大小謝(靈運是大謝)。謝脁是齊永明(齊武帝年號)體的代表人物。齊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蕭子良，好作詩，他所結納的詩人有謝脁、任昉(字彥異)、沈約(字休文)、陸棰、範雲、蕭琛、王融、蕭衍等，號稱“竟陵八友”。蕭衍後來做了皇帝(梁武帝),那八友又是梁的詩人，因此有所謂“齊梁體”的名目。梁代君主都是文學家，簡文帝特別以豔詩著名，號稱“宮體”。此外，還有江淹、何遜、吳均也是梁的名作家。

梁代詩的形式，漸漸注重聲調格律，而風格則日益卑下，到陳代，作風更趨於輕靡，著名詩人有徐陵(字孝穆)、陰鏗、庾信(字子山)等。徐陵選輯漢魏六朝的豔體詩十卷，名《玉台新詠》,於是有“玉台體”的名稱。以上都是南朝詩人。

北朝詩人較少，僅北魏的溫子升、魏收、邢邵稍著名，世人以溫邢並稱，又有“大邢小魏”之號，庾信渡江仕於北周，又有南徐北庾之稱。隋朝統一南北，詩人有隋煬帝及薛道衡、楊素、虞世基、王胄等，仍上承徐庾的作風，但亦有豪健的作品，風格開始轉變了。南北朝時有女作家蘇蕙，以回文詩著名。又，民歌中《子夜歌》為女子名子夜者所作。此外，謝道韞也是一女詩人。

8、唐詩

唐代是舊詩的黃金時代，各種詩體都具備，各種風格都有。除繼承了前代傳統以外，還創造了所謂近體詩。詩人非常多，而且產生了杜甫、李白兩個數一數二的大詩人。所謂近體詩，就是“律詩”。律詩的特點，是要調平仄，講對仗的。有五言律、七言律兩種，都是以八句為一首，每兩句為一韻，首句也有時葉韻，中四句必須作成兩個對聯，也有全部都對的。又有所謂“絕句”,是截取律詩的一半，有七絕、五絕兩種。六朝時陰鏗、何遜、徐陵都作過五言律，但沒有確定為一種格式，這到唐朝沈侄期、宋之問才確定。唐代詩人除作近體詩外，還作古體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都是兩句為一韻，句數多少不定，平仄對偶都沒有限製，每句字數也可變動。唐詩有初、盛、中、晚四個時期的分別。初唐期約一百年，代表作家有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傑”,及沈(侄期)、宋(之問)等，是繼承陳隋綺豔作風的，又有陳子昂、張九齡，是主張素樸的風格的，可說是盛唐作風的先驅。這一時期中，成立了五、七言律，發生了五、七言絕，又產生了“排律”(擴大律詩的篇幅，任意增加對聯句若幹韻),詩體已很繁富。

盛唐及中唐可當一個時期看，自開元、天寶(都是玄宗年號)以至大曆(代宗)、元和(憲宗)、長慶(穆宗)間，約百餘年，是唐詩成熟時期。代表作家除李、杜外，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韓愈、柳宗元、孟郊、賈島、李賀、元稹、白居易等。王、孟、高、岑並稱為“四唐人”。

王、孟長於歌詠自然，高、岑長於描寫邊塞戰爭生活。寫邊塞的詩人還有王昌齡、王之渙，昌齡有“詩天子”的稱號。韋、柳風格近於王、孟。韓、孟(郊)、賈、李，格調奇僻，批評家有“郊寒島瘦，長吉(李賀)鬼才”的考語。元、白是中唐健將，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尤其重要，他的諷喻詩最能深刻地反映現實，而又寫得通俗，最為人愛讀的有《秦中吟》及《新樂府》中的《新豐折臂翁》等篇。元稹(字微之)的《連昌宮詞》與白居易的《長恨歌》,都是寫天寶史事的名作。除元、白外，中唐詩人尚有劉長卿，是權德輿稱為“五言長城”的。有劉禹錫(字夢得),取巴渝民歌，改作《竹枝詞》,白居易等仿作，都不及他的原作。晚唐期詩人以溫庭筠(字飛卿)、李商隱(字義山)為代表，其名作都是豔詩，又有陸龜蒙、皮日休等人，專作淺近的詩，詞淺而意也不深，隻有杜牧(字牧之，世稱小杜，對杜甫來說)詩，豔中有豪氣。溫李詩，宋初楊大年等學它，稱為“西昆體”。又，溫李及另一詩人段成式俱排行十六，他們的詩又稱“三十六體”。此外有一韓堡，也寫豔詩，叫“香奩體”。晚唐可說是唐詩的衰落期。

9、李白、杜甫

李白字太白，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後世因此叫他“詩仙”。他為人豪放不羈，頗有道家神仙一派的思想，當開元、天寶的盛世，為宮中供奉之臣，作品充溢著浪漫情調，不大受形式拘束。他在沉香亭即席賦《清平調》三章，歌詠楊貴妃，是有名的**詩。他又會寫邊塞風光，會擬古樂府，有些詩又充滿了厭世觀念(如《將進酒》),恰恰反映著頹廢的

貴族生活。

杜甫字子美，號少陵，遭逢安史之亂，過了多年的逃難生活，他的思想不如太白的超脫，所以作品能深刻地反映現實，如《北征》《述懷》、“三別”“三吏”等，都是寫內戰時期民眾愁苦的慘況，《石壕吏》一詩尤為世所稱頌。晚年定居成都，風格轉為閑適，所寫的作品特別多。因為他有關心國計民生的熱情，所寫的時事詩特別動人，所以人家稱他為“詩史”。又稱為“詩聖”,則因為他的詩，無論形式內容，都有很高的造詣，他的造詣是從學問修養與生活實踐而來，不是僅憑天才。

李、杜兩大詩人，各有特殊的個性，各自反映一種時代背景，李白可說是六朝以來浪漫主義發展的最高峰，杜甫則是寫實主義的開創者，後來白居易的詩，也是寫實主義的。

10、唐以後的重要詩人

唐以後的詩人很多，但他們的詩為唐詩的舊形式所限，很少新的發展，現在隻說說最重要的幾個人。(一)北宋的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黃庭堅(字魯直，號山穀，詩為“江西詩派”之祖),南宋的陸遊(號放翁，詩集名《劍南詩稿》),是宋時最大詩家。蘇、黃以前，有林逋，以梅花詩著名，有楊億、劉筠等，著有《西昆酬唱集》,有蘇舜欽、梅堯臣，則以簡淡高古之體，矯正西昆之濃豔。蘇東坡詩學陶潛、李白，黃山穀則學杜甫。山穀與晁補之、秦觀、張耒四人，被稱為“蘇門四學士”(或四君子)。師承山穀者則有陳師道、潘大臨等。即陸遊的詩也是從“江西派”變出來的。陸氏與尤袤、範成大、楊萬裏，號稱“四大家”

，四人中隻有陸的作品，富於情感，又能寫實，表現強烈的民族意識。陸遊以後有所謂“四靈”(徐靈暉、徐靈淵、翁靈舒、趙靈秀)及嚴羽。尤可注意的是宋末的遺民詩鄭思肖、鄧牧、謝翱及其他無名作者，詩集二卷，名《穀音》,慷慨悲歌，情感真摯。(二)遼金元明數代，沒有一個偉大詩人，勉強算數的，則有金的元遺山(名好問),元的虞道園(名集，與楊載、範槨、揭候斯合稱四大家)、楊鐵崖(名維楨，號廉夫，著有《西湖竹枝詞》),明的高啟、袁凱(以《白燕》詩著名，人稱為袁白燕)等。(三)清朝詩人，初期有錢謙益(牧齋)、吳偉業(梅村)——錢、吳與龔鼎孳合稱“江左三大家”——王士禎(漁洋山人)、施閏章、宋琬(號稱南施北宋)、查慎行、朱彝尊(朱與王士禎號稱南北兩大宗)等，以漁洋為最著名，他是主張詩貴神韻說的。清中葉有袁枚(他是提倡性靈說的)、趙翼、蔣士銓(以上三人稱“江右三大家”)、沈德潛、翁方綱、黃景仁、厲鶚等。清末有龔自珍、陳三立等，號“同光派”,其詩重骨格而少生趣，其後“南社”諸人的詩，以民族主義為主題，比較有內容；黃遵憲以新名詞入詩，則形式上也開始解放。

11、詞

詞是可以歌唱並和樂器配合的韻文，句法長短參差，不像詩那麽整齊，並且由於文句的長短多少，構成多種形式，比詩的體裁要豐富些。當唐詩的發展達到極點時，詞已開始產生，這一新形式的文學，到宋代更成為一代文學的主潮。詞的種種牌子，都由樂曲而定，因為唐時輸入了中亞細亞及印度以及朝鮮等地的外國樂曲，加以新聲的創製，樂譜日益繁富，文人有研習音樂的，於是將詩句變換，以遷就樂譜，凡過去在五、七言絕句中所插的散聲(是插在字間的)、和聲(是插在句間的),都填以實字，這就叫填詞。填詞就是產生詞的起源。李太白的《菩薩蠻》與《憶秦娥》兩詞，據說是最初的詞，唐朝人繼起作詞的不少，但所作的都是短詞，即所謂“小令”。那時候詩詞還沒有劃分界限。晚唐及五代時，詞才正式成立，趙崇祚把當時的詞輯成《花間集》,共得五百餘首，就是最早的詞集。到宋時，於小令及較小令略長的中調以外，更添長調，詞體非常完備，作者如林，作品尤多絕唱，是為詞的全盛時代(明毛晉編《宋六十名家詞》九十卷，搜羅頗完全)。

詞的初起時，多半是豔情或哀怨之作，用字有時很通俗，大概都是拿民間情歌改編的，或者仿情歌體而創作的。後來宋人創製長調，把篇幅加長，又有許多不懂歌唱的文人來寫作，就把那作風改變了。在形式上，宋代的詞有些散文化，或非形象化(議論)的，在內容上則有豪放派的產生。宋代以下，詞的全盛時代已過去，雖一般文人高興填詞，其中也有佳作，但都不能超過宋代，並且漸與音樂分離，所謂依譜填詞，完全成了一種無意義的形式功夫，而那種字數、平仄、韻腳的限製，徒然給文學創作以重重束縛罷了。

12、重要詞人

晚唐溫庭筠才開始於詩外另有詞的創作，可說是第一個詞人。五代時著名詞人頗多，以南唐後主李煜為最偉大。李後主初期作品是豔情的，後期作品則為亡國哀怨之聲，最為世人所激賞，如“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諸詞，都極淒婉。南唐中主李璟，詞亦作得好。此外，馮延巳也是南唐詞人。除南唐外，西蜀也是詞人產地，如前蜀的王建、王衍，後蜀的孟昶，都以國主而兼作家，其他作家以韋莊為最著名。

北宋詞人可分四期說。開始是小詞或令詞時期，有晏殊、歐陽修、晏幾道等。次期為慢詞(字數較多，即長調)時期，有柳永、秦觀等。慢詞是柳永收俚俗語言，依新樂曲編成的，後來發展而成“詩人詞”,主要作者有蘇軾、黃庭堅等。而精於音律作曲的“樂府詞”人，則有周邦彥、李清照等。南宋也分兩期。前期有朱希真、辛棄疾、陸遊、劉過、劉克莊等，是現代人們所謂白話詞派的作者；後期的薑白石、高觀國、吳文英、史達祖、蔣捷、王沂孫、周密、陳允平、張炎等，則屬於樂府詞派。兩宋詞人，從風格上分，又有婉約詞派(又稱南派)與豪放詞派(又稱北派)的分別，前者以薑白石為代表，後者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又柳永與蘇軾的作風，也是哀婉與豪放的對比，當時人批評說，柳氏的“楊柳岸、曉風殘月”,宜十七八少女唱，蘇氏的“大江東去”,須關西大漢唱。辛稼軒(棄疾)以軍人而兼詞人，多感時傷事之作，與東坡齊名，世並稱蘇辛。宋代有兩大女詞人，一個是寫“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李清照，號易安居士，著有《漱玉詞》,一個是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朱淑真，著有《斷腸詞》。北宋詞人周美成(邦彥),號清真，深通音律，他的《清真集》成為後人模仿的準則，南宋薑夔(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吳文英(號夢窗)、周密(號草窗)等也受美成的影響，白石及草窗，喜歡雕詞琢句，引用典故，又有典雅詞派之稱。元明以後，詞的時期過去，清朝詞人雖多，可注意的隻有納蘭性德(容若),他的詞纏綿婉轉，頗似南唐後主，其作品有《飲水詞》《側帽詞》等。

13、散曲

詞發展到南宋，完全成了少數文人的消遣品。而且因為偏重形式的雕琢，便是文人想要表現真摯的情感，也不願意再受它的束縛了。因此到了元朝，詞衰落而曲盛行。曲是戲劇，它的產生是由於唐宋時民間已有簡單的歌舞表演和歌舞戲，金國又產生了歌唱兼說白的董解元《西廂》,元朝人將歌唱、說白和動作(舞)合起來，表演故事，便形成了戲劇。戲曲以外，同時還有“散曲”。戲曲是表演故事，“散曲”卻是單純的詩歌，不過和詞有些不同，它比詞近於口語一些，又適應北方民族輸入的新音樂，是仿照戲劇中唱詞的體製而作的。當時文人不願意受詞的格律的拘束，於是便從大眾文藝中采取了這種新的詩歌形式。“散曲”的代表作者為張可久(小山)、喬吉(夢符)、關漢卿、白樸、馬致遠(東籬)、鄭光祖等。馬的作風豪放，其餘則都屬於清麗一派。馬有《天淨沙》一曲，題目是《秋思》,很著名，全文如下：“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明清兩朝，“散曲”作者也不少，但因為逐漸趨重於音律與辭藻，所以元曲的精神便不能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