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領導的關鍵點
雖然你現在可能不是高級領導,但是我堅信,在讀完這本書,而且身體力行十年、二十年,你會成為高級領導。
第一,知人、曉事
高級領導應該是什麽樣的?曾國藩寫過一段話,把高級領導應該什麽樣、做什麽以及怎麽做說清楚了。
“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大非易辨”,比如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敲寡婦門、挖絕戶墳這種大是大非是容易辨別的,但是一種似是而非的、似非而是的事就不容易判斷了。居高位的人,就是所謂的高級領導,最重要的是知人曉事。
“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曆黽勉得之。”想知道一個人,不容易學。沒有壞人腦門上寫倆字“壞人”,好人寫倆字“好人”。你看一個人走過來,腦門上寫倆字“好人”,你隻能說遇上了一個“二貨”。那怎麽判斷,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能幹的人還是不能幹的人,這是非常難學的。知人很難,而明白事理這件事可以通過閱曆,通過不斷地做事培養見識,通過努力得到。
“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如果明白事理,無論別人是不是跟你一夥兒的,慢慢就事論事,你會逐漸開悟,得到和諧的解決方案。如果不曉事,懷著私心是錯,秉公做事也是錯;小人是錯,君子也是錯;言行不一、偽善是錯,說話很直也是錯。
“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絕非和協之理。”你不曉事,再加上又不知人,則從頭到尾做得不對,不能做到平衡、和諧、中庸,不能和他人和睦做事。
因為曾國藩強調了知人曉事的重要性,以及曉事比知人更容易做到,他接著就說:“故恒言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中國的傳統智慧,一直說君子是君子,小人是小人。曾國藩在這塊兒挑戰中國的傳統智慧,他認為,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君子,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小人。
他後邊又進一步闡釋他的觀點,說“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你今天能知人曉事,你就是君子;明天不能知人曉事,就是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你一時公正光明,你就是君子;你在另一個時辰陰暗狹隘,你就是小人。這是他的觀點,我不完全同意,後麵我會展開細講。
他接著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不參與別人對其他人的評論,一旦聽到大家都誇一個人或罵一個人,他就不說話,默默地走過去,不敢附和。
以我對曾國藩的了解,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厚道的人,他有他刻薄的地方。我本身也不是一個非常寬厚的人,時常也會腹誹。我能體會到他在一大堆人誇一個人或罵一個人的時候,心裏很想湊過去跟著誇或跟著罵,跟大家一塊兒八卦、吐槽、毒舌。但是他剛才說的知人曉事的辯證關係,讓他不敢說,也不能說,就默默地走過去了。
這段話講的是高級領導的管理藝術,總體來說,管理學是很難的,它並不是一門絕對的科學。盡管相關的一些學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學,比如經濟學、金融學等,但管理學整體還是一門藝術。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和詩人一樣,在可見的未來,還很難被AI代替。
在曾國藩看來,管理學的難度有幾個層次。
1.一切皆模糊。剛才說了,大是大非容易判斷,但似是而非的東西非常多,以及非常難判別。想一想,在我們成人的世界裏,你周圍的親人和朋友,隻要不是太笨,總能找到借口說自己是對的。絕大多數管理決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絕大多數的人似忠而奸,似奸而忠。每個成人做任何事情,都能找出理由和借口。每件成人做出的事情,都能從不同角度去解讀。這也是為什麽有發言權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你總能給自己找一堆說法,說這麽做其實是特別正確的。一切皆模糊,是管理學的第一個難度。
2.知人最難。識人識麵不識心,你怎麽能知道這個人,是非常難的一件事。麵試的時候,隻有半個小時,你怎麽知道這個被麵試的人能否勝任某個工作?即便你能判斷他的行為能力、硬技巧,那你怎麽能判斷他是不是能跟你的團隊配合,是不是人品非常好。沒人會說自己人品不好,沒人會說自己不是一個很好的團隊工作者。你怎麽知道他有潛力成為十年之後的領袖?平時老實謹慎的人,你怎麽知道在危急時刻,這個人還依然老實謹慎?你怎麽知道這個人手握重權之後,不會幹出壞事,不會起殺心?知人是要有天賦、要犯很多錯誤才能做好的一件事。
3.曉事也不容易。比起知人,曉事是更好的著力點,在這點上我完全同意曾國藩說的。你努力多讀書(比如《資治通鑒》)、多做事,閱曆多了,你就會徐徐開悟,多少有點明白事了,在商業判斷上也就多少能夠平和公允了。
4.不曉事,君子也沒用。小人做錯了是錯的,君子做錯了也是錯的。剛才說管理是模糊的,知人是難的,曉事也是難的,更可怕的是,哪怕你知道他是一個好人,但他業績非常差,他也不是一個成事的人。
5.對事不對人。先別忙著定某人是君子還是小人,沒有一成不變的君子,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小人。
第二,寧用樸拙君子,不用聰明小人
做管理的人,職責有兩個:一是知人善用;二是懂得做事的規則和邏輯,就是所謂的曉事。曾國藩對居高位有深刻的體會。大是大非,黑白分明,但黑白分明的事是少數,實際發生的事情更多是處於灰色領域,實際做事的人麵對更多的困境,是非成敗都在變化。這是曾國藩在晚清這麽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做了那麽多的大事後深刻體會到的。
針對剛才曾國藩這段對於高級領導的說法,我了解他的苦衷,知人特別難,人心變得快,老實和尚不老實,正人君子辦傻事,甚至持續地辦傻事,特別是在末世、在末法時刻。但是,我還是反對他這個觀點,這個觀點突破了他成事方法論的底線,是他的汙點。
我堅定地認為,人先於事,寧用樸拙君子,不用聰明小人。當然要有業績,但是要先講價值觀。在華潤有這麽一句常說的話:“業績不向辛苦低頭。”什麽意思呢?每個人都辛苦,你光跟我講說,你多苦多累,你幹到多晚,你熬了多少個夜,你如何累到身體不行,等等,但是如果你沒有業績,沒有成果,不好意思,我不能向你的辛苦低頭,不能認同你的辛苦。
但是後麵還有一句:“價值觀不向業績低頭。”如果你喪失底線,獲得了業績,這個業績不是我們要的業績。如果不能堅守“業績不向辛苦低頭,價值觀不向業績低頭”,會出現什麽?一個團隊裏就會有相當比例的小人——很能幹但是品性不好的人,他們會不惜使用降維攻擊。
我的作家朋友大劉,在《三體》裏說過“降維攻擊”。小人能夠降維去打擊,你有道德,他沒道德,你站著,他趴下,你要遵守規則,他不遵守規則,那這個被降維打擊的人就占據劣勢,去降維打擊的人就有優勢。如果說隻強調業績,不強調價值觀,時間長了,你會發現一個團隊裏一定有相當比例的小人。業績文化越強,小人使用降維攻擊的可能性就越大,這樣的團隊成就的事功越來越大,控製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戰車被能幹的小人們綁架,時間就會變成我們的敵人,翻車的風險與日俱增。
在末世,成事的人容易追求速效,容易忽略對於樸拙君子的培養,容易向聰明小人和降維攻擊低頭。這種心態和做法也加速了末世的敗亡。曾、張、左、李這四大名臣,造就了晚清的中興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這樣成事的人,大清朝很快就在內憂外患中煙消雲散了。剛才曾國藩講的事大於人、業績大於價值觀的用人原則,或許在他去世之後對晚清的速朽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