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管理人，用規則還是用道德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政”，“道”可以理解為宣導、引導，“以政”就是用行政命令作為手段。“道之以政”，指的是用行政命令作為手段，來引導、治理百姓。

“齊之以刑”，“齊”是約束，即用刑法來約束百姓，以刑罰來處理問題。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當時法家所倡導的。人與人之間不用談理，不用談義，談的是規矩，隻要符合規矩、法度就行了。這也是很多現代國家所使用的手法。

孔夫子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老百姓可能因為畏懼責罰而不去犯罪。

從春秋戰國到秦朝，甚至到漢朝，都是用嚴苛的刑罰來管理百姓的。大家不要被劉邦的“約法三章”給騙了，劉邦表麵上說約法三章，實際上漢朝沿襲了秦朝的很多製度，比如犯了錯要割鼻子、砍手腳、臉上刺字等，各地方都有不同的酷刑。

當使用嚴苛的刑罰來治理國家時，老百姓自然會為了逃避罪責盡量不犯法，但心中“無恥”，也就是內心並不覺得很多不好的行為是有問題的，沒有羞恥心。

我們要怎麽理解以上內容？

我在美國的大街上經常看到很多年輕人，手執牌子站著，牌子上寫著“我需要一個房子”“我需要一些麵包”……可是他們有手有腳，卻站在那裏向他人索求，就是不願意去工作。

在洛杉磯、紐約的街頭，都能看到這樣的流浪漢。

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想象，但是在美國人看來，隻要沒犯法，這是個人的自由。甚至有一個美國人跟我說：“在美國，有人不穿衣服走在大街上也是可以的，這是個人權利，警察不能將其逮捕。”

這就是孔夫子最擔心的狀態：“民免而無恥”。隻要不犯法，一個人在內心對自己沒有任何約束，沒有道德感，也沒有向上的力量。

“道之以德”講究的是德行，“齊之以禮”指的是我們靠“禮”來約束。

人們不能僅用法律、規則判定一個人的行為到底合理不合理，有的事情，要看在心上是否過得去，是否符合道義。

《白鹿原》中，就反映出了中國的變化。在白嘉軒的時代，出了問題，大家就會有個公論，人的行為要由整個宗族進行判定，做錯事的人後脊梁骨冷颼颼的，覺得自己在村裏再也無法待下去了。這是宗族禮法給人帶來的約束。

與之相反的是，用德行、禮儀去引導百姓。“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帶來的結果是什麽？孔子認為是“有恥且格”：老百姓不僅有羞恥心，還能夠守規矩。“格”可以理解為守規矩，講品格。

孔夫子的理想，是每個人擁有真正美好的品格。

關於這個觀點，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胡適先生就認為，在一個肮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矩而不是空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

那麽，是否應該多講法律，少講道德？

在論證之前，其實有個前提，也就是社會背景如何，是國泰民安，還是已經亂成了一鍋粥。處於亂世，價值觀會更加遵從原始的生存本能，會想盡一切辦法多吃多占，來滿足膨脹的私欲，遊走在道德的邊緣。

道德是弱約束，是倡導人們要去做的事。法律才是強約束，強調的是人必須去做的事。

胡適先生提出的，是在亂世中法律的重要性。在人們生活朝不保夕的情況下，要求人們按照道德去做事，這是空談，是不現實的。

孔夫子的理想是天下大同，當社會已經規範時，人們在社會安定的環境下如何才能擁有美好的品質和德行。

再看看當下的社會。比起美國，中國的犯罪率已經非常低了。

我在一篇報道中看到過這樣的一組數據：在美國的監獄裏，關了全世界約25%的犯人，而美國的人口，隻占世界的5%。過去30年，美國人口增長不到30%，監獄人口增長卻達到了800%。美國吃牢飯的人超過220萬。

美國是一個靠法律說話的國家，觸犯各種法條都有可能被抓進監獄。就是這種完全用法律說話的製度，卻導致了“民免而無恥”。

我們不必拿孔子的理論跟胡適先生去辯論，這是不同環境之下的不同執政理想，是兩種不同的治國境界。

孔夫子的理想是，當國家製度已經相對規範，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秩序良好時，則應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讓老百姓有更高的追求，在精神和道德上進行修煉。

比如，“樊登讀書”的使命，就是希望在社會穩定的當下，我們一起來了解各種各樣的知識，實現慎終而追遠，民德歸厚，有恥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