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尋求戰略機會

特斯拉的創始人埃隆·馬斯克的前妻在評價馬斯克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極致的成功需要極致的個性，這樣的成功以其他方麵的犧牲為代價。極度的成功跟你認為的‘成功’是不一樣的，你不必成為像理查德或者埃隆那樣的人，也能過上富裕和優質的生活。你獲得幸福的概率比成為偉大人物的概率更高。

“但如果你是一個極端的人物，你必須做你自己，幸福對你來說已經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了。這些人常常是怪胎或者與社會格格不入，他們總是強迫自己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去體驗這個世界。

“他們找到生存的策略，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想方設法把這些策略應用在其他的事情當中，為自己創造出獨特的、強有力的優勢。他們的思維方式不同常人，他們總能以全新的角度看待事物，找到具有洞見的創意。但是，人們常常認為他們是瘋子。”

馬斯克最大的特質就是富於冒險精神，善於尋找戰略發展機會。和其他規規矩矩的企業家相比，他更像是一個戰略投資大師，雖然或多或少有些冒進的嫌疑，但在戰略機會的布局方麵，的確很少有人可以和他相提並論，這也是他被人看作下一個喬布斯的原因。在很多外國人眼中，任正非就是中國版的喬布斯。對於這種讚美，任正非非常謙虛地給予了否定：“第一，我不是喬布斯，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我沒有特別精湛的技術，隻是提了一桶‘糨糊’把18萬員工粘起來一起奮鬥，他們奮鬥出來的成績就扣在了我頭上。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協，‘白’與‘黑’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我們兩個在性格上有很多不一樣。我沒有他那麽偉大，所以不能叫喬布斯，這不是謙虛，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

雖然任正非並不覺得自己和喬布斯有太多的相似點，但是他身上所體現出的戰略機會把握能力也是世界一流的。這一點從華為在5G以及人工智能上的布局就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善於把握戰略機會的人。在過去二三十年，很多企業都想辦法往最掙錢或者掙錢最快的領域突圍，但任正非沒有這樣做，他將目標鎖定在通信行業，並且很早就開始關注人工智能的動態，在他看來這是一個萬億美元的大市場，誰可以率先進入這個市場，誰就能夠贏得最終的勝利。

而在進軍人工智能領域時，任正非看重的是5G技術的研發，並且認為5G技術機器進化版在未來會成為人工智能的最佳載體，所以他並沒有熱衷於建造機器人，並沒有熱衷於製造無人駕駛汽車，也沒有熱衷於製造量子計算機。任正非曾經在內部會議上強調：“人工智能的基礎算法、算力、數據，前兩項我們國家還是弱的，光有數據強還不行。這方麵你們去問問李飛飛、李開複，他們比較明白，我是外行。歐、美、日的數學基礎很紮實，比如我們做機器人，關鍵零件都是買日本的，即使我們研發出來了，賺錢最多的還是日本。”許多人覺得任正非對於人工智能缺乏信心，而且似乎他在擔心人工智能存在巨大泡沫。但是無論如何，華為還是把握住了人工智能時代的戰略機會，隻要認真將5G以及6G做好，那麽就可以在人工智能領域開辟廣闊的市場。

在把握戰略機會的時候，任正非一方麵通過精準的預判以及靈敏的商業嗅覺來挖掘戰略機會，另一方麵就是依靠“雞肋戰略”。比如2001年，IT行業遭遇了非常嚴重的泡沫危機，整個通信行業都不景氣，很多企業麵臨著生存的困境，一方麵企業需要加大投入才能贏得市場的關注，另一方麵設備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值錢，利潤正在大幅減少，這樣就使得原有的業務變成了雞肋，抓住了沒什麽太多的盈利，放棄了又覺得可惜。像北電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它過去在光傳輸上一直都投入過猛，可是當經濟泡沫出現之後，光傳輸的設備根本賣不到高價，如果不賣設備，北電將會失去更多的市場，因此一直在左右為難中徘徊。華為看準了時機，直接進軍光傳輸領域，在光傳輸與光交換上加大了投資，盡管利潤微薄，但是華為卻將其當成市場拓展的機會。而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華為終於不負眾望，在光傳輸和光交換上做到了絕對領先，而且競爭對手們在短時間內基本上很難追上華為的腳步。可以說，原先的雞肋在華為的堅持下反而變成了香餑餑。如今，很多企業都認為光子計算機是一個聽起來高大上但是不掙錢的雞肋，但華為卻盯上了這根雞肋，而且還特意在公司內部開了幹部大會，號召和激勵大家一定要在光子計算機領域奮鬥和堅持到底。

在很多時候，華為會給予員工更大的空間進行研發。這些研發可以暫時沒有具體的目標和方向，探索一些看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情或者技術。任正非說過：“Google有一個阿爾法公司，做的全部是無聊的事，也可能是人類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社會責任，不要覺得拿錢給窮人就是社會責任，探索人類文明中消耗大量的錢財可能沒有結果，產生幾篇論文（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因為後人可以踩在肩膀上前進，我們也是在這樣做。”任正非希望華為人具備這種探索精神（要控製好規模和投入），可以在探索中找到新的戰略機會點，可以找到新的發展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