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布杜拉把兄弟之情看得很認真。聽盲人歌手演唱那晚過後一星期,他來到我位於卡夫帕雷德區的簡陋小屋,帶著裝了藥、藥膏和繃帶的包包,還帶了一個小鐵盒,裏麵裝了一些手術工具。我們一起翻看包包裏的東西,他問我關於藥的問題,想知道那些藥有多大用處、日後會需要多少。問畢,他擦幹淨木凳,坐下,好幾分鍾不講話,靜靜看我把他帶來的東西放進竹架子。擁擠的貧民窟裏,傳來聊天聲、爭吵聲、歌聲與大笑聲。

“咦,林,他們在哪裏?”他終於問。

“誰在哪裏?”

“病人啊,他們在哪裏?我想看我兄弟治病。沒有病人不可能治病,不是嗎?”

“我,呃,我現在沒有病人。”

“噢。”他歎口氣,皺著眉,指頭敲打著膝蓋,“那你想我該不該去替你弄幾個病人來?”

他半坐起身子,腦海裏浮現他硬拉著病人和傷員到我小屋的情景。

“不用,順其自然。我並非每天都替人看病。但我如果真的替人看病,如果我人在這裏,通常下午兩點左右才有病人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工作到中午。我通常忙我自己的,我也得賺錢養活自己,你知道的。”

“但今天早上不用?”

“不用,今天不用,我上星期賺了些錢,夠我用一陣子。”

“你怎麽賺那些錢?”

他一臉真誠地盯著我看,渾然不覺這個問題會讓我覺得尷尬或有所冒犯。

“問外國人怎麽賺錢可不怎麽禮貌喲,阿布杜拉。”我說,大笑起來。

“哦,我知道了,”他微笑說,“你用非法的方式賺錢。”

“這個嘛,也不完全是這樣。但你既然提起,我就跟你說。有個法國女孩想買半公斤的大麻膠,我替她找到賣家。我還幫一個德國男人以非常公道的價錢賣掉他的佳能相機,而幫他們的忙我就能抽頭。”

“你做這生意能賺多少錢?”他問,眼睛直盯著我。那是對淡褐色的眼睛,近乎金黃色,就像塔爾沙漠裏的沙丘在下雨前一天的顏色。

“我賺了大約一千盧比。”

“每一件一千盧比?”

“不,兩件共一千盧比。”

“錢很少,林兄弟。”他說,皺起鼻子,噘起嘴,露出不屑的表情,“非常少,少得可憐的錢。”

“是啦,對你而言或許是少得可憐,”我帶著防衛心態低聲說,“但夠我過上一兩個星期啦。”

“那你現在有空,對不對?”

“有空?”

“你現在沒病人?”

“是沒有。”

“現在沒有抽傭金的生意要忙?”

“沒有。”

“很好,那我們一起走,現在。”

“是嗎,去哪裏?”

“來,到了我就會告訴你。”

我們走出小屋,強尼·雪茄迎麵跟我們打招呼。他顯然偷聽了我們的對話。他對我笑笑,繃著臉對阿布杜拉,然後再度對我微笑,笑臉裏帶著幾絲不悅。

“嗨,強尼,我出去一會兒,千萬不要讓小孩拿到藥,好嗎?我今天把一些新東西放上架子,有些很危險。”

強尼的下巴一沉,捍衛他受傷的尊嚴。

“沒有人會碰你屋裏的任何東西,林巴巴!你怎麽這樣說?你可以把幾百萬盧比放在屋裏,沒有人會碰;你也可以放金子,印度銀行都沒林巴巴的小屋安全。”

“我隻是想說……”

“你也可以放鑽石,還可以放翡翠、珍珠。”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強尼。”

“沒必要擔心,”阿布杜拉插嘴,“他賺的錢那麽少,沒人會有興趣。你知道他上個星期賺了多少錢?”

強尼·雪茄似乎不放心阿布杜拉這個人。不懷好意的怒容,使他的臉繃得更緊,但這問題挑起他的興趣,他克製不住好奇心。

“多少?”

“各位,我覺得現在沒必要談這個。”我抱怨道,努力想避開這個話題,我知道我那筆微不足道的錢可能會扯上一個鍾頭。

“一千盧比。”阿布杜拉說,吐了口口水以示強調。

我抓著他的手臂,推他往小屋之間的小徑另一頭走。

“好了,阿布杜拉,我們不是要去什麽地方嗎?快走吧,兄弟。”

我們走了幾步,強尼·雪茄跟上來扯我的袖子,使我落後阿布杜拉一兩步。

“幫幫忙,強尼!我現在不想談我賺了多少錢。我保證晚一點你可以問我,但……”

“不是,林巴巴,不是那事,”他用粗嘎的嗓門低聲說,“那個人,阿布杜拉,你不該相信他!別跟他來往!”

“什麽?有什麽問題,強尼?”

“不要就是了!”他說。他大概還有話要說,但阿布杜拉轉身叫我,強尼悻悻然走開,消失在巷子的轉角。

“什麽事?”我跟上時,阿布杜拉問道。我們曲折穿行於小屋之間。

“哦,沒事,”我低聲說,並未如實告訴他,“一點事都沒有。”

阿布杜拉的摩托車停在貧民窟外的馬路上,幾名小孩正幫忙看著。個子最高的小孩迅速拿走阿布杜拉遞給他們的十盧比小費,帶著他那幫一身破爛的頑童叫喊著跑開。阿布杜拉發動車子,我爬上後座。我們沒戴安全帽,隻穿薄襯衫,衝進混亂而友善的車陣,與海平行,朝納裏曼岬駛去。

懂得摩托車的人,從別人騎車的習慣就能看出那人的個性。阿布杜拉騎車靠的是本能反應,而非專注。他控製行進中的摩托車,就像控製行走中的雙腿那麽自然。他分析交通狀況時,既善用技巧,又訴諸直覺。有幾次,明明看不出有減速的需要,他卻先減速,從而免去緊急刹車。沒有這種天分的騎士,則免不了要緊急刹車。有時他加速衝向一個明明有車擋著的地方,然後就在似乎要撞上時,前方神奇地露出縫隙讓我們鑽入。最初我膽戰心驚,但不久這本事讓我對他勉強有了信心,我放鬆心情讓他載著走。

我們在昭帕提海灘處駛離海邊,從海灣吹來的涼爽海風漸漸平息,接著被林立高聳排屋的街道遮擋。我們匯入流往納納喬克區烏煙瘴氣的車流。那裏的建築建於孟買發展為大港市的中期,有些建築以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堅實幾何結構築成,已有兩百年曆史。陽台、窗緣裝飾、階梯式正立麵的複雜精細,反映了某種豪華優雅的風格,那是這座光鮮而迷人的現代城市幾乎無力營造的風格。

納納喬克到塔德歐之間的地區,人稱帕西人區。最初我很驚訝,像孟買這樣風貌多元,種族、語言、愛好日益龐雜的城市,竟會傾向精細的區隔。珠寶商有自己的市集;技工、水電工、木匠和其他行業,也各有市集。穆斯林自成一個居住區,基督徒、佛教徒、錫克教徒、帕西人、耆那教徒也一樣。如果想買賣黃金,要到劄維裏市集,那裏有數百家金店搶著要你光顧;如果想看清真寺,可一次連看兩三家,因為它們彼此間的距離都在步行可至的範圍之內。

但一段時間後我理解到,這些區隔一如這個多語言的複雜城市裏其他大大小小的劃分,並不像所見的那麽涇渭分明。穆斯林區有印度教神廟,劄維裏市集裏有菜販雜處於閃閃發亮的金飾間,而每棟高級公寓大樓旁幾乎都有貧民窟。

阿布杜拉把摩托車停在巴提亞醫院外,那是由帕西人慈善信托基金會捐資建立的幾座現代醫療機構之一。龐大的醫院大樓裏,有服務富人的豪華病房和服務窮人的免費治療中心。我們走上階梯,進入一塵不染的幹淨大理石門廳,大風扇吹來宜人的涼風。阿布杜拉和櫃台服務人員講了話,然後帶我穿過走廊,來到急診與住院區。問過一名雜務工和護士之後,他終於找到他要找的人:那名坐在堆滿淩亂東西的桌旁,矮小且非常瘦的男醫生。

“哈米德醫生?”阿布杜拉問道。

醫生在寫東西,沒抬頭。

“是。”他不耐煩地回答。

“我是阿布德爾·哈德汗派來的,我叫阿布杜拉。”

哈米德醫生立即停筆,緩緩抬起頭來盯著我們,帶著暗暗憂心的好奇神情。有時,你會在目睹鬥毆的旁觀者臉上見到那種神情。

“他昨天打了電話給你,告訴你我會來?”阿布杜拉輕聲說,帶著提示對方的口氣。

“是,沒錯。”哈米德說,露出自在的微笑,回複原本的鎮定。他站起身,隔著桌子握手。

“這位是林先生。”我與醫生握手時,阿布杜拉介紹我。那是非常沒有感情而無力的一握。“科拉巴貧民窟的醫生。”

“不,不是,”我反駁,“我不是醫生。我隻是有點趕鴨子上架,在那裏出點力。我……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很懂。”

“哈德拜告訴我,你跟他聊天時,抱怨把病人轉診到聖喬治與其他醫院的問題。”哈米德談起正事,不理會我的聲明,露出那種忙得無暇跟人客套的姿態。他的眼睛是近乎黑色的深褐色,在擦得發亮的金框鏡片後炯炯發亮。

“哦,是。”我答,驚訝於哈德拜記得我跟他的談話,驚訝於他竟覺得那很重要,重要到必須告訴這位醫生,“問題在於我是半吊子,如果你知道我意思的話。我懂得不夠多,無法解決上門病人的所有疑難雜症。碰到無法確認的病,或者我隻知道大概的病,我要他們到聖喬治醫院就診。我不知道除了這樣,還有什麽辦法可以幫他們。但他們多半什麽人都沒見到,沒見到醫生、護士或任何人,隻好回來找我。”

“你覺得那些人會不會是裝病?”

“不會,我很肯定。”我為自己受冒犯而有些不悅,也為貧民窟居民被看輕而覺得氣憤,“他們裝病得不到任何好處,而且他們很有自尊心,非不得已不向人求助。”

“當然。”他低聲說,同時拿下眼鏡,揉了揉眼鏡在鼻子上壓出的凹痕,“你去過聖喬治嗎?見到那裏的人,跟他們說過這件事嗎?”

“去過,我去了兩次。他們告訴我病人太多,他們盡力在做。他們建議我從有執照的開業醫生那裏取得轉診單,這樣一來,說白點,那些貧民窟居民就可以插隊。我不是在抱怨聖喬治醫院那些人不好,他們有自己的問題:人力不足,病人太多。我的小診所一天大概看五十個病人,他們每天看六百個,有時還上千人。我知道你一定了解那是什麽情形,我想他們是竭盡所能在做,他們盡力想治療急救病患。問題症結在於我的人看不起正牌醫生,沒辦法取得轉診單讓他們插隊到大醫院就診。他們太窮了,所以他們才找我。”

哈米德醫生揚起眉毛,對我露出自在的微笑。

“你說‘我的人’。你越來越像印度人了,林先生!”

我大笑,首度用印地語回應他。我引用了賣座電影主題曲裏的歌詞,當時那電影正在許多戲院播映。

“在這一生,我們竭盡所能更上層樓。”

哈米德也大笑,雙手用力一拍,既高興又驚訝。

“好,林先生,我想我可以幫你。我一個禮拜在這裏看病兩天,其他時間我會在我的診所,位於第四帕斯塔巷。”

“我知道第四帕斯塔巷,離我們很近。”

“沒錯,而且我和哈德拜談過,同意你有需要時把病人轉給我,我會看情況,安排他們到聖喬治醫院治療。可以的話,明天就開始。”

“好,就這麽辦,”我立刻說,“我是說,太好了,謝謝,非常感謝。不知道該怎麽付你費用,但……”

“不必謝我,也不必擔心費用,”他答,瞥向阿布杜拉,“我看你的人完全免費。要不要一起喝杯茶?不久,我會有個休息時間。對麵有家餐廳,如果你可以在那裏等我,我會過去找你,我想我們很有的聊。”

阿布杜拉和我告辭,在餐廳等了二十分鍾,隔著一麵大玻璃,看著窮病人吃力地走到醫院門口,有錢病人坐出租車和私家車到醫院。哈米德醫生依約前來,扼要說明把貧民窟病人轉到他在第四帕斯塔巷的診所的必要手續。

好醫生至少有三個共通點:懂得觀察、懂得傾聽、很累。哈米德是個好醫生,聊了一小時後,我看著他未老先衰、布滿皺紋的臉,看著他因睡眠不足而發紅灼痛的眼睛,我為他奉獻的疲累而感到慚愧。我知道他可以賺大把的錢,可以到德國、加拿大或美國執業,享受優越的生活,但他選擇留在這裏,跟他的同胞在一起,隻賺取微薄的報酬。這城市裏,像他這樣的醫療專業人士有數千名,他們在克製物質享受與工作成就方麵同樣令人讚佩,而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便能讓這個城市存活下去。

我再度坐上阿布杜拉的摩托車,駛進擁擠的車陣。摩托車在巴士、小轎車、卡車、腳踏車、牛車和行人之間穿梭,險象環生。他回過頭大聲跟我說,哈米德醫生住過貧民窟。他說,哈德拜從全市幾個貧民窟裏挑了一些特別聰明的小孩,出錢讓他們讀私立大學。從高中到大學畢業,這些小孩都由他供養,受他鼓勵。他們畢業後成為內外科醫生、護士、教師、律師、工程師。哈米德是二十多年前被選中培養的那批聰明小孩之一。為了解決我的小診所的難題,哈德拜打電話要他相助。

“哈德拜是創造未來的人。”我們在紅燈前停下時,阿布杜拉說,“我們大部分人,包括我,還有我的好兄弟,你,都等著未來自然降臨。但阿布德爾·哈德汗構思未來、規劃未來,讓未來實現。那是他和我們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

“你呢,阿布杜拉?”我們跟著車流衝出時,我大聲問他,“哈德拜規劃過你嗎?”

他放聲大笑,胸口因為高興、笑得很用力而起伏著。

“我想他有!”他答。

“嘿!這不是回貧民窟的路。我們要去哪裏?”

“去可以拿到你的藥品的地方。”

“我的什麽?”

“哈德拜替你打點好每個星期拿藥的事,我今天拿給你那些東西是第一批,我們要去賣藥的黑市。”

“賣藥的黑市?在哪裏?”

“在麻風病患貧民窟。”阿布杜拉如實回答,再度大笑,同時猛然加速,就在快要撞到前方車陣時,車陣突然開出縫隙,他鑽了進去,“交給我就是了,林兄弟。你現在是這計劃的一部分,不是嗎?”

事後回想,當初聽到“你現在是這計劃的一部分”,我就該有所警覺。在那時候,在剛開始時,我早該察覺到……事有蹊蹺……但我那時沒擔心,反倒幾乎開心,那句話似乎讓我興奮得熱血翻湧。逃亡生涯展開後,我失去家人、家鄉、文化,我以為下半輩子就要這樣度過了。經過幾年的放逐生活,我理解到,放逐也讓我得到某樣東西。我得到放逐之人那種孤單而可以不顧後果的自由,一如任何地方的放逐之人。我追逐危險,因為危險是足以讓我忘記所失去的少數事物之一。凝視著熱風吹送的午後,坐在阿布杜拉的摩托車上,穿行於縱橫交錯的街道間。我在那天下午,義無反顧地墮入無可逃避的命運,就像男人義無反顧地愛上羞澀女人的迷人微笑。

麻風病患聚居區位於孟買郊外。孟買有幾個機構收容麻風病患,但我們要去看的那些男男女女並不肯住在那裏。那些機構提供醫療、關心和幹淨的環境,但規定嚴格,而並非所有麻風病患都能接受那些規定。因此,有些人選擇離開,有些人被趕了出來。隨時都有數十名男女、幼童住在那些機構之外,住在更廣闊的城市天地裏。

貧民窟居民收容各種階級、各種種族、各種處境的人,展現寬大包容的胸襟,但這份胸襟鮮少擴及麻風病患身上。地方政務委員會和街道委員受不了他們久住,麻風病人被人們當成瘟神一樣避之唯恐不及。他們隻好自行組成流動貧民窟,碰上空地,不到一小時就在上麵落戶,然後在更短的時間內了無痕跡地離開。有時他們在垃圾掩埋場旁住上幾星期,侵犯了長居該處的拾荒人地盤,雙方為此上演攻防戰;有時,他們在濕軟的空地或工業廢水的排放口安家落戶。那一天,我跟著阿布杜拉第一次拜訪他們時,他們在卡爾郊區附近,鐵路岔線鏽跡斑斑的石頭上,搭建起破爛的棲身之所。

我們不得不停好摩托車,跟麻風病患一樣穿過圍籬間的縫隙,跨過壕溝進入鐵道區。這塊鏽跡斑斑的高地是火車集結待命區,大部分城市線火車和許多運送農產品、製造物出城的貨運列車均在此集結待命。分站後麵坐落著配套的辦公室、倉庫、維修棚,更後麵是龐大的調軌區,一大片空地上有數十條鐵道和鐵道交會處,外圍則有高高的鐵絲網圍住這塊空地。

鐵道區外是舒適安逸、生意熱絡的卡爾郊區,可看到車來人往的交通、花園、陽台與市集。鐵道區裏則是死氣沉沉之地,沒有植物、沒有動物、沒有人。就連隆隆駛過的列車都是幽靈列車,從一個調車點行駛到另一個調車點,車上沒有列車員、沒有乘客,而麻風病患的貧民窟就坐落在這裏。

他們在鐵軌間找到一塊菱形空地,在那裏一起搭設簡陋小屋。他們的屋子都不到我胸口高,遠望就像是籠罩在炊煙中的軍隊野營地裏的楔形小帳篷。但走近一看,它們破爛得離譜,相較之下,我住的貧民窟小屋堅固、舒適得多。那些小屋以彎曲的樹枝為骨架,以卡紙板、塑料碎片為建材,用細繩綁縛,草草搭成。我單靠一隻手,不到一分鍾就能把這整個營地夷為平地,但三十名麻風病人卻在這裏棲身。

我們進入這貧民窟,未受任何阻攔,來到位於其中心附近的一間屋子前。居民停下手邊的動作,盯著我們瞧,但沒人開口。很難不看他們,而一旦看了,又很難不盯著他們。有些人沒鼻子,大部分沒手指,許多人的雙腳纏著帶血漬的繃帶,有些人嚴重到嘴唇、耳朵都開始消失。

不知道為什麽(或許是女人為美麗所付出的代價),女麻風病患外形毀損的程度,使她們看起來似乎比男病患更醜陋駭人。許多男人對肢體不全抱著不服輸甚至昂揚自得的態度,那種帶著好鬥意味的醜陋本身還頗富魅力。但在女人身上,羞澀隻顯得畏怯,饑餓則顯得虎視眈眈。在我見到的許多小孩身上,幾乎看不到這種病的痕跡。他們清一色都很瘦,但看起來身體健全,相當健康。而且所有小孩都很賣力工作,他們的小手擔負起抓握東西的任務。

他們早就看到我們來,而且想必已經把消息傳出去了。因為我們一靠近那小屋,就有一名男子爬出來,站起身來迎接我們。兩名小孩立刻現身扶著那男人。他受到麻風病的嚴重摧殘,很矮小,大概隻到我的腰那麽高。雙唇和臉的下半部分已被蠶食到隻剩一塊又硬又多疙瘩的隆起黑肉,從臉頰往下延伸到下巴。下頜骨**,牙齒、牙齦也**,而鼻子所在的位置變成一個窟窿。

“阿布杜拉,孩子,”他用印地語說,“你好,吃了沒?”

“我很好,蘭吉特拜。”阿布杜拉以恭敬的語氣回答,“我帶了這位白人來見你。我們剛吃過,想喝杯茶,謝謝。”

小孩搬凳子給我們坐,我們坐在蘭吉特拜屋前的空地上。一小群人聚攏過來,坐在地上或站在我們四周。

“這位是蘭吉特拜,”阿布杜拉用印地語告訴我,嗓門放大好讓所有人聽見,“他是麻風病患貧民窟的老大,是這裏的國王,在這個kala topi的俱樂部裏。”

印地語kela topi的意思是黑帽,有時用它來指稱小偷,因為在孟買的阿瑟路監獄裏,服刑的偷竊犯得戴黑環帽,由此得名。我不清楚阿布杜拉為什麽這樣說,但蘭吉特拜和其他麻風病患欣然接受,而且重複說了這個字眼幾次。

“你好,蘭吉特拜,”我用印地語說,“我姓林。”

“Aap doctor hain(你是醫生)?”他問。

“不是!”我幾乎是驚慌得大叫,為這疾病和對它的無知而感到焦慮,擔心他會求我替他們治病。

我轉向阿布杜拉,改用英語道:“告訴他我不是醫生,阿布杜拉。告訴他我隻是在做一些初步急救的工作,治治老鼠咬傷和倒鉤鐵絲圍籬剮傷之類的,跟他解釋。告訴他我不是科班出身,完全不懂麻風病。”

阿布杜拉點頭,然後麵向蘭吉特拜。

“是的,”他說,“他是醫生。”

“真謝謝你,阿布杜拉。”我咬著牙狠狠說道。

小孩端來裝滿水的玻璃杯給我們,還有盛在有缺口杯子裏的茶。阿布杜拉咕嚕咕嚕一下子把水喝完。蘭吉特拜頭往後仰,一名小孩把水倒進他的喉嚨。我遲疑不敢喝,害怕身邊那種怪病。貧民窟居民對麻風病人有多種印地語稱呼,其中之一可以譯為僵屍,我覺得手裏正捧著僵屍的夢魘,我覺得這種害人病全濃縮在那杯水裏。

但阿布杜拉已喝掉他杯子裏的水,我想他一定評估過風險,斷定那很安全,而我哪天不是在風險之中?經過逃獄那場豪賭之後,每個小時都危險。逃犯那股不顧一切的血氣之勇,從手臂灌注到嘴。我喝下那杯水,四十雙眼睛看著我喝。

蘭吉特拜的眼睛是混濁的蜂蜜色,而我分析那混濁是初期白內障所造成。他仔細打量我,視線從我雙腿移到頭發和背後,前後幾次,毫不掩飾其好奇。

“哈德拜告訴我,你需要藥。”他用英語慢慢說。

他說話時牙齒哢嗒合在一起,由於沒有嘴唇能夠清楚發音,他的話很難聽懂。例如,發不出字母B、F、P、V的音,M、W則發成其他音。當然,嘴巴不僅能發音,還會傳達態度、心情、言語的細微意涵,而在他臉上,這些表達內心情感或想法的暗示也付之闕如。他沒有手指,因而幫助溝通的手勢也做不出來。因此,有個小孩,或許是他兒子,站在他身旁,以輕而穩定的嗓音重述他的話,就如同步口譯般。

“我們一直很樂於幫阿布德爾·哈德汗大人,”兩個聲音說,“為他服務是我的榮幸。我們每個星期都可以給你很多藥,沒問題。頂級的藥,真的。”

就在這時,他喊了一個名字,一名十幾歲的高個子男孩從人群中走出來,把一包用帆布包起來的東西放在我腳邊。他跪下來打開帆布包,露出一堆針劑和塑料瓶,裏麵裝有鹽酸嗎啡注射液、盤尼西林,治療葡萄球菌、鏈球菌感染的抗生素。容器都是新的,上麵還有標簽。

“他們去哪裏弄來這些東西?”我檢視藥物時問阿布杜拉。

“偷來的。”他回答我,用印地語。

“偷來的?怎麽偷?”

“Bahut hoshiyaar(非常高明地)。”他答。

“沒錯,沒錯。”

周遭傳來異口同聲的附和,那和諧一致的聲音裏,沒有一絲詼諧。他們嚴肅地接受阿布杜拉的讚美,仿佛他是在欣賞他們集體創作的藝術品。厲害的小偷,高明的小偷,我聽到旁邊的人竊竊私語。

“他們怎麽處理這些東西?”

“拿到黑市賣。”他告訴我,仍用印地語說,讓在場的人全能聽懂我們的談話,“他們靠這個和其他偷來的好東西安然生存下來。”

“我不懂,怎麽會有人向他們買藥?到藥店不就可以買到?”

“你想知道全盤真相,林兄弟,是不是?那好,我們得再來杯茶,因為這是喝兩杯茶才能說完的故事。”

圍觀人群聽了大笑,更往前移,挑選靠近我們的地方坐下,準備聽故事。一個空****、無人看顧的大貨車廂,在鄰近的軌道上隆隆緩緩駛過,近得讓人擔心小屋會垮掉。每個人隻是朝它草草看了一眼。一名鐵路工人身穿卡其襯衫和短褲,走在兩條鐵軌間檢查,偶爾抬頭看麻風病人的聚居地,但經過我們時,他那小小的好奇心消失,沒再回頭。茶送來,我們小口啜飲,阿布杜拉開始講故事。幾名小孩坐在跟前,腿頂著我們的腿,要好地以手臂攬著彼此的肩膀。一名小女孩用手臂在我的右腿上磨蹭,天真可愛地抱住我。

阿布杜拉用非常簡單的印地語說,察覺到我聽不懂時,用英語重述某些段落。他們從英國人的殖民統治開始談起,那時候,歐洲人掌控了從開伯爾山口到孟加拉灣之間的整個印度。他說,費倫基(firengi),也就是外國人,把麻風病人列在順序的最後一位。麻風病人被排在最後,因而往往分不到有限的藥物、繃帶及其他醫療資源。饑荒或水災時,就連傳統藥物和草藥都短缺。麻風病人漸漸練就偷竊的本事,偷取他們用其他辦法所無法取得的東西。由於竊術高超,偷來的藥多到有剩餘,他們開始在自己的黑市裏賣藥。

阿布杜拉繼續說道,在遼闊的印度大地上,衝突始終不斷,土匪洗劫、叛亂、戰爭、人們互相殺伐,但死於傷口化膿潰爛、疾病肆虐者,比死在戰場上的還要多。警方和政府最好用的情報來源之一,即是來自對藥物、繃帶、專業技術的掌控。藥品店、醫院藥局、藥物批發商的所有銷售情況,全登記在案。任何一次購買或一連串購買的數量若超過尋常標準,就會引來官方注意,有時會導致逮捕或殺戮。已有許多武裝土匪和革命分子,因為藥物(特別是抗生素)泄露的蛛絲馬跡而遭政府循線逮捕。但在藥物黑市,麻風病人不過問買家做何用途,隻要對方出錢就賣。他們的銷售網和秘密市場,分布在印度每個大城。他們的買家是恐怖分子、滲透分子、分離主義者,或者隻是野心特別大的不法之徒。

“這些人活不了多久,”阿布杜拉用了我已開始見怪不怪的漂亮措辭總結,“他們為自己偷到了可以苟活的生命,然後把生命賣給其他垂死的人。”

阿布杜拉講完時,現場陷入深沉的靜寂。每個人看著我,似乎希望我聽了他們的不幸與本事、他們慘遭孤立不得不訴諸暴力的故事之後,能有所回應,有所反應。呼呼的氣息聲,從一張張咬緊牙關的無唇嘴巴裏發出;一雙雙認真的眼睛盯著我,耐心而又充滿期望。

“我可以……可以再來一杯水嗎?謝謝。”我用印地語問。這話想必說對了,因為在場所有人哄堂大笑。幾個小孩跑去拿水,一些手拍我的背和肩膀。

然後,蘭吉特拜解釋道,我需要藥時,蘇尼爾(就是把帆布藥包打開給我們看的那個男孩)就會把藥送到貧民窟給我。起身離去之前,他要求我多坐一會兒。然後他指揮每個男女老少上前摸我的腳,那真令人困窘、折磨,我懇求他不要。他不讓步。他眼神散發出嚴肅、幾近嚴厲的神色,在這同時,麻風病患吃力地走上前,一個接一個,用皮革似的殘肢或變黑、蜷曲的手爪輕拍我的腳。

一小時後,阿布杜拉把摩托車停放在世貿中心大樓附近。我們站在一起一會兒,然後他突然伸出手,給我一個熱情的熊抱。我們分開時,我大笑,他對我皺眉,明顯露出困惑的神情。

“好玩嗎?”他問。

“不好玩,”我鄭重地告訴他,“我沒料到會被熊抱,就這樣。”

“Bare?你是說光著身子?”

“不是,不是,我們叫那‘bear hug’,”我解釋,同時把雙手當熊爪般做出動作,“熊,你知道吧,吃蜂蜜、睡洞穴的毛茸茸的動物。你那樣抱住人時,我們說你在熊抱。”

“洞穴?睡洞穴?”

“沒事,別放在心上。我喜歡這樣。那是……交情好的表現。在我的國家,朋友就會這樣做,像那樣抱住對方。”

“好兄弟,”他說,帶著輕鬆微笑,“我明天跟蘇尼爾一塊去找你,從麻風病人那裏帶著新藥去。”

他騎車離去,我一人走進貧民窟。環視周遭,那個我原本覺得慘不忍睹的地方,似乎變得堅固、生氣勃勃,變成充滿無限希望與潛力的微型城市,與我擦身而過的人健壯而精神十足。我關上薄膠合板門,在小屋裏坐下,哭了起來。

哈德拜曾告訴我,苦難是對愛的考驗,特別是人對上帝的愛。誠如他所說的,我不認識上帝,但即使身為不信上帝的人,我那一天仍未通過那考驗。我無法愛上帝,任何人的上帝,也無法原諒上帝。幾分鍾後,我不再落淚,但那是我第一次哭了那麽久。普拉巴克進屋,在我旁邊蹲下時,我仍深陷在那情緒中。

“他是危險人物,林。”他沒頭沒腦地劈頭就說。

“什麽?”

“那個叫阿布杜拉的家夥,今天來這裏的那個人。他很危險,你最好不要認識他,跟他一起辦事更危險。”

“你在說什麽?”

“他是……”普拉巴克停住,和藹、單純的臉上明顯可見掙紮,“他是個殺手,林。殺人的家夥,他為錢殺人。他是哈德拜的打手、幫派分子。大家都知道,隻有你不知道。”

不用再問,不用再找人求證普拉巴克的話,我心裏知道確是如此。我在心裏說,確是如此。心裏這麽說的同時,我理解到自己早已知道這點,或早就懷疑這點。別人對待他的方式,他所引起的竊竊私語,還有許許多多雙看著他的眼睛裏所露出的恐懼,都說明了這點。阿布杜拉就像是我在牢裏認識的那些最厲害、最危險的人物,也說明了這點。事實必定是如此,或差不多如此。

我努力思索他的形象、他的所作所為、我與他應有的關係。哈德拜說的的確沒錯。阿布杜拉和我很像,我們都是凶狠之人,情況需要時就會使用暴力,而且我們都不怕犯法。我們兩人都是不法之徒,都孤零零地活在這世上。而阿布杜拉和我一樣,願意為他覺得應該的理由赴死。但我沒殺過人,在這點上,我和他不一樣。

不過我喜歡他這個人。我想起下午在麻風病患貧民窟的事,想起我和阿布杜拉在一起時的篤定自信。我知道我勉力表現出來的鎮定自若,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來自他的感染。跟他在一起時,我堅強,處變不驚。他是我逃獄後,第一個對我有那種影響的人。他是那種被凶狠歹徒稱為百分之百的男人,那種一旦把你當朋友,就願為你兩肋插刀的男人;那種毫無疑慮、毫無怨言支持你,不管麵對任何困難都和你站在一塊的男人。

電影與書本裏的男主角,多的是那樣的人,因而我們忘了現實世界裏,這樣的人其實很少見。但我懂這道理,那是我從監獄裏學到的東西之一。監獄扯下人的麵具,在牢裏,人無法隱藏本性,無法假裝凶狠。你是什麽樣的人,大家清清楚楚。有人對我亮出刀子(我碰過不止一次)要拚個你死我活時,我知道,數百人中隻會有一人,基於朋友義氣支持我到底。

監獄還教我如何在碰到狀況時,認出這些難得之人。我知道阿布杜拉就是這樣的人。在四處躲藏的逃亡生涯中,我壓抑恐懼,在每個膽戰心驚的日子裏,我隨時有戰鬥而死的心理準備。而在這樣的處境裏,我在他身上所發現的堅強、狂野及意誌,比世上所有道理和美德更為受用。坐在小屋裏,炎熱日光和涼爽陰影交錯打在我身上,我暗暗發誓,將永遠當他的兄弟和朋友,不管他幹了什麽,不管他是什麽樣的人。

我抬頭望著普拉巴克憂心的臉,投以微笑。他本能地回我微笑。在格外清晰的一瞬間,我領悟到,對他而言,我就是使他感受到類似那種篤定的人:我之於普拉巴克,就如阿布杜拉之於我。友誼也是種藥,而這種藥的市場,有時也是黑市。

“別擔心,”我說,伸出一隻手搭在他肩上,“我不會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