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仲長統與陳群—帝國的反思

西漢的滅亡、王莽的滅亡以及東漢的滅亡，讓儒家那一套治國理政方式遭到重擊。本來，儒家的政治思想態度極為樂觀，孔子和孟子都生於亂世，然而孔子說“如有用我者，三年可成”，孟子則說，“隻談仁義，就足矣”。雖然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治一亂”，但仍然堅持追求治道，並以治道為主。所有的儒家知識分子都認為天下即使亂成粥，也大有可為。

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是聖君賢相，歸仁化義，和法家最大的不同是，它雖然尊君，但以民為貴，政治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君主。當秦滅亡時，儒家知識分子攻擊的正是這點：秦並未把法律看作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的普世法則，而是隻當成了君主統治的工具。所以，法家之秦就成了專製之秦，專製和法家是兩回事，如同牛和蝸牛。兩漢時期，儒家鼓吹聖君賢相、歸仁化義的政治口號，可一旦君不聖，相不賢，仁難歸，義不化，儒家知識分子就隻好幹瞪眼。為了彌補仁義之政治的不足，兩漢政治高層又引進法治，並和仁治並駕齊驅，然而，又出了各種問題，天下大亂。

儒家知識分子此時徹底喪失信心，由樂觀急轉直下為悲觀，仲長統即是代表人物。仲長統少時好學，對各種禮儀則深惡痛絕，在很多人眼中，屬於狂生。後來到曹操帳下效力，論說古今，著書十餘萬字，可惜大部分失傳。仲長統悲觀地認為，秦漢兩朝既非純法也非純儒，更不是外儒內法，而是君主專製。天下常發生大亂，不是儒家的問題，也不是法家的問題，而是君主專製的問題。仲長統諷刺那些拿儒法說事的蠢材知識分子：譬如一把刀，儒家說不能隨意使用，法家說要經常使用，砍殺壞人，隻在刀的使用上爭得麵紅耳赤，卻忘了刀的主人不是儒也不是法，而是專製的帝王。

天下之亂就亂於帝王，國家富有，帝王奢侈浪費，亂動刀兵，搞得國家破敗貧窮後，帝王又搜刮民財，無所不用其極。這種沒有良知的渾蛋往往會激發人性中的惡，使世間出現所謂的英雄豪傑，提刀挎劍，斬殺同類，讓人間變成地獄。仲長統說，人經不起考驗，更經受不住**，見別人殺人而榮華富貴，自然也要去殺人，見別人稱王稱霸，美女如雲，自然也要去血流漂杵。而一旦亂起，縱然有天降聖人，也隻能維持短暫的和平，終歸還會回到亂世。

仲長統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下之亂不亂於外敵，也不亂於知識分子的無能，更不亂於亂民造反、軍閥野心，恰好亂於專製政體。皇帝權力無限，不受製約，永遠心想事成，他給人樹立了惡的“榜樣”，人們自然會群起效仿。但遺憾的是，仲長統沒有給出限製君主權力的破解之道。他隻是斷定，倘若中國仍堅持這種政體，那必然是一治一亂永無停歇，而且比孟子悲觀的是，仲長統認為，亂才是常態，治隻是變態。他更認為，君主專製導致的結果是人才不能盡其用，所有人上升的大門的鑰匙都控製在君主手中。

中國從夏王朝開始直到春秋末期，政府由最高領導人和他的家人統治，進入戰國，平民開始進入政府，這些新鮮血液的輸送，加速了戰國的進程。秦王朝時，人才的選拔並沒有固定的形式，大多依靠功勳。兩漢時期，各地政府舉薦人才成為主流，然而，這種方式仍有隨機性，主動權還是掌控在君主手中。

直到偉大的人物陳群的出現，中國帝製時代的人才選拔才有了一定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九品中正製”。陳群是曹操的重要幕僚之一，在曹丕建曹魏帝國後期擔任吏部尚書（組織部部長）。陳群本為當時的大世家子弟，有學識，有被知識分子吹捧的道德，他所創立的“九品中正製”的性質雖由其出身決定，但仍然給中國帝製政府提供了一個標準，這就要比沒有標準好很多。

“九品中正製”規定：每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將轄區內各級官員按才德分為九品，即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三級：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的職責就是決定人的品等，標準就是才和德。評定品等後，小中正把名單上報給大中正，大中正再上報給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將名單作為官員的升降標準，知識分子若要進入政府，這是重要途徑。

由於“九品中正製”成為一種製度，所以就限製了皇帝隨心所欲用人的權力，這對君主專製政體無疑是一種糾正。同時，“九品中正製”避免了一些無才無德卻和皇權有關（比如外戚、宦官）的人進入政府，幹擾朝政，更為重要的是，“九品中正製”確立了中國帝製時代“精英治國”的理念和現實。不經過政府的評級，就算你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也進不了政府。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獨特的治國理政道路：精英治國。

然而，任何一種製度都有弊端，隻要它是人創建的。因為人就是有弊端的動物，出於出身、見識、私欲這些方麵的原因，製度本身有好處，也必有壞處，正如中國傳統哲學所說的那樣：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

陳群出身世家，其所創建的製度當然會為世家著想。如果是個負責的中正，那他在評定官員品等時，會按照才和德的標準；如果他不負責，那就會陽奉陰違，以被評定人的家世為準繩。

東漢後期的門第已是潛規則，陳群用“九品中正製”將其顯化為製度。從此，被中正評定為高等級的官員都出自門閥世家，他必須選定門閥世家中的子弟，因為他就出自門閥世家，為了讓後代也能成為上等之人，他要先培養將來可以推薦自己後代的人，而這些人必然出自門閥世家。於是，就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實。現實是殘酷的，所以它才是現實。一個人的政治前途與社會地位不是靠品德和才華獲取，而是由家世血統決定。上到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掌握權力的人都是一類人，他們就是門閥世家。這就是化國為家，由於手中的權力不是靠努力奮鬥而是靠投胎得來，所以很多官員並未把國事當成家事，相反，他們對國事置若罔聞，於是出現了清談。

所謂“清談”，就是不處理政府的俗世事務，隻探討虛無縹緲的哲學問題。中國其實沒有哲學，因為沒有思辨，模棱兩可的學術問題遍地都是，而且談上幾萬年也談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就讓官員們心甘情願、樂不可支地深陷其中，產生了“嘴炮”千千萬。

作為國家中流砥柱的知識分子如此，那國家肯定好不到哪裏去。於是，司馬家族雖然氣勢如虹地滅掉了三個國家，建立晉帝國，但支撐帝國的基石早就注定腐爛，晉帝國如同建在沙堆上，一建成就飄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