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文化的缺陷，唯美主義傾向，“憂鬱”的概念

平安朝時代的這種片麵發達的審美文化，與知性文化比較來看，是極不諧調、不均衡的。從《源氏物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貴族子弟，對社會交往、出仕宮廷所必要的教育與教養相當熱心，無論是源氏還是夕霧，這些人物都是作為在此方麵富有才幹的人加以描寫的。然而這個意義上的教育與教養，其主要內容還是和漢曆史、漢文學、修身道德等一般的東西。當時佛教的研究已經很盛，從中國歸來的學僧在這方麵都很有學養，這個高深的學問作為一種哲學被一部分人埋頭鑽研，但那些學者同時也是佛教徒，他們的學問實際上是遠遠地脫離現實的。當時佛教的禮儀乃至佛法修行都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在純學問思考的方麵卻與普通的社會人群相隔絕，故而對世界與人生的根本問題做抽象的哲學思考的純精神的傾向，在那個時代有學識的貴族中間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他們的大多數即便已經出家遁世，過著吃齋念佛的生活，卻仍然不能切斷對眼前世俗問題的關心。從這一角度來看，在當時可以稱為知性文化的東西當中，哲學思考這樣一種對世界和人生的根本問題進行深刻探求的傾向，在本質上是很匱乏的。

然後就是屬於知性文化範疇的自然科學，這方麵不僅是日本，也是東方各國普遍存在的短處，因而不必特意將這一點作為平安時代的缺陷來看待。但我還是要說，與那個時代審美文化的片麵發達相比，平安時代的人們在自然科學方麵是極其幼稚的，作為人類精神的內在發展方式，這是必須加以注意的一種特異現象。

如果在平安時代的日本去尋找我們在古希臘所看到的數學、物理學等純學術的研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我們在物語文學中所看到的那樣，對於疾病這種對人生的幸福安康造成巨大威脅的現象，人們完全缺乏科學的研究和理性的應對，而是極為消極無奈地對待，物語文學在這方麵給我們留下的相關印象是無論如何都難以磨滅的。

以《榮華物語》(15)為例，這部物語作品對以藤原道長為中心的藤原家族的榮華富貴做了細致的描寫。正如書名所表示的那樣，這本應該是一本以“榮華”為主題的風格明朗的作品，其中所描寫的宮廷貴族生活，大都是我們在上文指出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冠、婚、喪、祭之類的內容，以及伴隨著這些事件的情緒反應，這些我們毋庸多說。讀完這部作品，無論任何人都會感受到在榮華富貴的絢爛描寫之下，所隱含著的那種難以名狀的陰鬱、慘淡、憂愁的氣氛。這些氣氛究竟來自何處呢？我想任何人都會立刻找到答案。按這部作品的記述，與宮廷貴族的榮華生活形成對照的，是疫病的流行、天災地變，尤其是火災的頻發。形成藤原道長家族飛黃騰達的要素，就是把女兒培養成皇後，以及依賴皇後所生子女（這不僅限於道長家族，其他家族也使用同樣的手段）。然而由於疾病，這些子女往往不能壽終正寢，常常是夭折。再就是孩子的出生，這本來是喜慶的事情，但由於醫術的不發達，孩子的出生往往是凶多吉少。而對一般的疾病，采用的則都是加持祈禱的方法，根本沒有想到嚐試采用合理的療法加以治療。所以，一旦患病，大多是不治而終，因此與疾病直接相聯係的就是死亡的恐怖。

以上所說，本居宣長的著作也有相同論述，對此我們不可忽略。他在《源氏物語玉小櫛》中有一段話——

或問：在《源氏物語》中，人一旦有了病，就做加持祈禱，死前死後之事也都一任和尚處理，卻不用醫藥，豈不愚蠢嗎？

答曰：這也是當時的風俗人情。見《源氏物語》中未寫醫藥，就有人懷疑那時是否有醫藥，這是對古代事情的無知。我國古代的醫藥之事早就見諸文獻典籍，如《若菜》卷中就有“醫師的樣子”雲雲，《宿木》卷有“忝列醫師之中”。由此可見，當時已有醫生這一行業。然而為什麽不寫醫生治病，而一味表現祈禱驅邪的靈驗呢？隻相信神佛的靈驗，是因為信奉神佛靈驗有助於描寫風俗人情，聽起來也有美感。而依賴於醫生，乞靈於藥物，則顯得過於理性，而不近人情，聽起來也不風雅。東三條天皇玉體欠安的時候，也沒有請醫生診療。這一點見於《榮華物語》。……紫式部在這方麵的描寫非常用心，她在寫“藥”的時候不稱“藥”，而寫作“禦湯”，在描寫患者的時候寫的“禦湯”實際上指的是“藥”……

從宣長的論述可以看出，當時不僅是醫術不發達，相信合理療法的理性精神，對當時所有人而言都是嚴重欠缺的。而且也不隻是個人患病的場合，即便是對洪水地震、疫病流行、火災等事的預防也大都如此，可以想象當時的人也都是束手無策的。正如宣長所指出的那樣，認為“依賴於醫生、乞靈於藥物”是“不風雅”的行為，這種想法在貴族社會是共通的。這種唯美主義的生活態度——特別是就女性而言——常常招致犧牲健康甚至身家性命的後果，這樣的事情恐怕絕不在少數吧。

以上隻是粗略而言，由此可知當時的審美文化與知性文化之間存在嚴重的跛行現象，其結果，就是人們在滿足審美要求的絢爛精美的生活之下，又不得不隨時隨地地直接麵對頻頻發生的充滿血淚的人生悲慘事件。與表麵上的榮華輝煌相對照的，是隱含在深處的慘淡哀愁的陰影。這樣的例子無須多舉，我們隻要看看《榮華物語》中《玉飾》裏為道長的女兒妍子送葬的描寫就很清楚了——

上了禦車，突然響起了一陣哭聲。一品東宮的回廊卸下了隔板，能看到這場麵，更令人傷心欲絕。乳母們沒來，但從宮中傳出的忍受不住的哭聲，令人悲哀有加。女房們在平日不穿的**和紅葉的內衣之上套上了粗布外衣，看上去越發教人覺得悲哀不祥。因為不是平日的外出，須旋即返回。那場麵既哀且悲。或許因為是秋季吧，天空沒有雲彩，卻更教人覺得非同平日。

到了晚上，是一個月明之夜，連女房們的衣裳花紋都看得清。這樣的時候，凡知物哀的人，都難堪其悲。看到女房的車輦，想起了世事無常，遂詠歌曰：

身穿粗布衣，

悲傷從心內生起，

含淚別依依。

如今的鮮花，

飄然凋零落地，

令人悲戚。

自己隻能這樣悄悄地以歌遣懷……

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述說人生無常、厭離現實之類的佛教思想將會是多麽讓人容易接受的啊。

平安朝文學所表現的貴族的生活深處所彌漫的是一種類似“世界苦”或憂鬱（Ennui）的感受與情緒。這裏使用的“憂鬱”一詞，個人的解釋會有所不同。法國心理學家塔爾迪厄（émile Tardien）在其著作《憂鬱》一書中，對這種心理狀態做了精細的研究。他對“憂鬱”心理的解釋是：“從無意識的不開心的情緒中加以反省所造成的悲觀，進而發展為苦惱，它有種種成因，主要起因於生活中顯著的緩慢性。這是一種特別主觀的心理，可以通過無聊、倦怠、無精打采、逆反情緒等予以確認。”對這個詞的根本含義，法蘭西學院的辭典中有這樣的解釋（大意）：

沒有了興趣，靈魂將厭倦不已、虛弱不堪、困頓無比。了無生氣、令人生厭或過於漫長，尤其當我們都厭倦了這種救贖的精神，我們從中無法得到任何快意。——這些，指的便是憂慮、悲傷、不滿和憂思。

我想，上文中所引用的《紫式部日記》中的那段話所表現的情緒，也是對這種“憂鬱”最好的詮釋。

在西洋，“憂鬱”從一般概念進一步發展為一種概括某種時代精神的概念，即所謂“近代的憂鬱”（Der moderne Ennui），並且與近代文藝中所謂“頹廢派”的思潮有著深刻聯係。對於這個意義上的“頹廢派”即唯美主義與惡魔主義文學思潮，我國學界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頹廢”這個詞從更廣義上來看，是一種精神和文化史的現象，對此加以哲學考察的代表性成果，可以舉出馮·西多的《頹廢的文化》（Die Kultur der Dekadenz）一書。作者在這本書的開篇伊始就指出要對“頹廢的文化”與“文化的頹廢”加以區別，認為在頹廢中，作為頹廢的精神形態有其文化的特殊性，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有著積極的意義。這表明該書的主題並不僅僅是頹廢文化或文化上的頹廢現象本身。

接著，馮·西多首先對與“憂鬱”相關的若幹概念做了解釋，以便對“近代的憂鬱”的本質加以把握。他的結論是：“對於生的痛苦所充滿的反抗意誌”（Der schmerzvolle Widerwille gegen des Leben），這是最德語化的“憂鬱”定義。與這個概念相關的“Schw?chegefühl”和“Iangweile”等，最終都是從“憂鬱”情緒中一同衍生出來的。要問“憂鬱”的這種反抗和逆反是從何處產生的呢？人麵對現實感到無可奈何，而又盲目地好高騖遠，受到挫折後便產生了“憂鬱”即逆反心理。人們常常會受到這種情緒的支配，這是對存在本身的逆反，是對所有生命的反感進而成為對自身的反抗，久而久之，這種苦惱變本加厲，就具有了進攻性，不單單是個人沉浸於悲哀失望，更進一步發展到欲對人生進行複仇。馮·西多對“憂鬱”的解釋就是這樣。

馮·西多所強調的，就是在“憂鬱”這一概念中，人們往往從被動的感情狀態，發展為“發動的、反撥的”狀態，這恐怕是對以波德萊爾為中心的“近代的憂鬱”所做出的概括。（在波德萊爾那裏，相當於“憂鬱”一詞的還有“spleen”。）

上文中已經說過，在平安時代的精神文化中有一種唯美主義傾向，在其生活氣氛及對客觀世界的感受感情中，存在著一種“憂鬱”。但我們不能把這種時代精神與西洋近代的唯美主義及頹廢思潮做同一觀點。從上述“憂鬱”概念的語義分析來看，平安朝時代生活感情中的“憂鬱”是一種被動的感情，即馮·西多所說的“憂鬱”中的次要因素，也就是無力感、倦怠感，可以說更接近於法語中的“憂鬱”的原本語義。《源氏物語》的《夕霧》卷中有一句話是“近於物哀程度的無聊……”本居宣長在《紫文要領》上卷中說：“這就是一個年輕女子在無依無靠寂寞中，心理狀態自然而然地表達。在這種時候，知物哀者所見所聞，無論是草木蟲魚，都會觸動心扉。假如將這種感悟之心加以壓抑，那麽人心就將逐漸枯萎遲鈍……”這種心理狀態實際上就是“憂鬱”。

如上所說，當時的貴族男女在生活總體上處於稀薄、單調、無力的狀態，從這一點上看，這可以說是真正“憂鬱”的生活。但另外，當時上流社會的男女戀愛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檢點的、自由放肆的，本居宣長試圖對這一點加以辯護。但即便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習慣方式，即便並非沒有拘束，但在道德的意義上說，在有教養與身份的人那裏，還是有很多人在戀愛方麵是放縱行事的。和泉式部(16)的行為在當時就已經引起過物議，而《蜻蜓日記》(17)的作者則因地位高貴的丈夫的所作所為而感到無盡煩惱。這種自由和放縱，因其在哲學知性上的缺陷，並不伴隨內在的道德上的煩悶、懷疑與苦惱，社會上對此也相當寬容，因而當時的“憂鬱”並非來源於唯美主義與社會道德規範之間的衝突，也並非是由深刻的苦惱所產生的反抗意誌與逆反情緒，即“Spleen”那樣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可以認為當時的生活感情是較為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

因此，平安朝時代的“憂鬱”含有一種漠然的深深的哀愁苦悶，這主要是由上述過分發達的審美文化與無力的知性文化之間奇妙的跛行性所造成的一種獨特現象。最值得注意的是，平安朝時代的“憂鬱”是一種被現世的、感性的、被動的、靜觀的乃至遊戲享樂的生活感情——廣義上的滿足感——所包含的根本的宿命感以及無可奈何的深深的哀愁之感。《大和物語》(18)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無聊的日子裏，這位大臣身邊有俊子，有一位相當於姐姐的年輕女子，長相像母親，很有情趣，還有一位叫作呼子的人，也是知物哀、心地優雅。四人在一起，無話不談，談世間的無常，談人世的哀愁之事。大臣吟詠一首歌：

無常互訴說，

睹物思人哀如何，

尚能見君否？

聽了這首歌，大家都默默無語，嚶嚶啜泣起來……

這樣一種時代的生活氛圍中，可以使我們在本質上理解作為審美範疇的“哀”的含義，理解“哀”的意味是如何在文學藝術的搖籃中逐漸產生和成長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