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朝時代的生活氛圍與“哀”的審美文化

“哀”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特殊的審美範疇，是否有曆史文化的依據和基礎呢？以下我將對這一問題加以考察。

倘若“哀”作為一種審美範疇被認可，那麽它就不能像藝術史上的那些極其特殊的樣式概念一樣，僅僅是某個民族、某個時代的特殊產物，而必須是能夠概括美的本質，至少要在理論上具備體係性和超越時空的普遍性。然而另一方麵，任何一種審美意識概念又都是在一定的藝術發展過程中鮮明地呈現出來的，一定的曆史文化背景是它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和土壤，這兩個方麵是不矛盾的。在這個意義上，不可否定的是，“哀”這一特殊的、派生性的美學範疇是與日本人固有的美意識深深聯係在一起的，特別是與平安時代一般意義上的精神發展史密切相關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有必要對“哀”的曆史文化背景加以考察，但這種考察的目的並非在於曆史文化的考察本身，而是把這種考察作為我們理解“哀”之本質的必要途徑，因而沒有必要對平安朝的時代狀況、文化樣式及精神史的史實做過細的追究和敘述，而是要將最能體現“哀”的審美本質、最能代表那個時代審美本質的所謂“物語文學”作品作為材料，來把握當時人們的一般生活氛圍和自然感情的特性，並與“哀”聯係起來加以理解。

首先，一旦我們回顧那段曆史就可以看到，一直到中世時代武士文化興起為止，平安朝時代在政治上並沒有出現足以激起國民興奮的大事件、大戰亂。當時的各種製度趨於完備，以藤原氏為中心的宮廷貴族榮華奢侈，遠遠超越了當時普通民眾艱辛的經濟生活水平，使得上層階級統治下的貴族文化出現了高度的繁榮和成熟。這中間偶爾也有類似動亂的事件發生，宮廷中也有小小的陰謀內亂，但在總體上還是太平無事的。那些達官貴人在櫻花樹下春遊賞花，看上去一派優哉遊哉的祥和氣氛。當時的這種有餘裕的生活和文化繁榮，實際上僅僅限於一部分貴族特權階層，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結構上的畸形現象。同樣，從人們的內在生活來看，也存在畸形現象。因為這種文化繁榮主要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形式化上，即儀式、儀禮方麵，偏重於感覺和情緒的生活方麵，加上受佛教的影響，整個文化的基調帶有女性化、老人化的性格，此乃顯而易見的事實。反映當時生活的物語文學與曆史文學，所記述的生活內容大多是冠、婚、喪、祭(13)之類的儀式性的東西，除此之外不過為遊戲、戀愛和觀賞自然之類，這種單純和單調性不能不令今人感到驚訝。

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許多都是女性，她們喜歡描寫的主要是上述事情。在當時的社會，人們公私生活的主要內容很少能夠超出這個範圍。神事和佛事本來是宗教儀式，當時這些宗教儀式卻與人生中的冠、婚、喪、祭極為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從內部看來，是極其嚴肅、極其認真的。從當時的物語作品中可以看出，連個人的出家遁世這種行為也往往不過是填補當時空虛單調的貴族現實生活的一種手段而已，雖然有的人打著“厭離穢土、欣求淨土”的旗號，但實際上隻是現實世界中貴族奢侈生活的一種延續。在這種情況下，宗教的想象力往往與審美的想象力結合在一起，是要在現實世界裏製造一種超現實的理想境界（極樂淨土）的代用物。對他們來說，現世實際上並非穢土，同時，他們所欣求的淨土在有限的現實中嚐遍之後，還希望無限地加以補充和延長。相反地，在現實生活中感受不到歡樂與幸福的人，便將其悲觀的心情投影到彼岸世界中。正如《更級日記》(14)中所描寫的那樣：“人像這樣萬事不如意，隻能一籌莫展，彷徨四顧了。命中注定不幸，但一時難絕性命，來世恐怕也不會如意，想來真叫人惶惑不安……”

這種宗教與生活的渾融，一方麵使得嚴肅深刻的宗教心多少帶有一些浮華淺薄，同時也給宗教氛圍中帶來一種明朗性。另一方麵，對現世幸福歡樂的滿足感卻常常會出現分裂，從而失去其樸素性，進而發展為一種陰鬱的無常感，這是不難想象的。紫式部在其日記中對自己的這種生活感受做了敏銳的反省，她寫道：

每當看到可喜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心兒總是受到吸引和感染，但也不由得生起一種憂鬱倦怠感，並為此而感到苦惱。如何忘掉煩惱，去掉牽掛，反省罪過？於是吟歌。看到水鳥無憂無慮地遊來遊去，便吟詠一首歌，曰：

看到水鳥

在水上漂遊

想起自己在世間彷徨

看到水鳥用心地在那裏漂遊，不由以身自況，倍感苦惱。

這一描寫反映了那個時代生活氣氛的本質特征，即在浮於表麵的華麗、悠閑、明朗中隱藏著斬不斷的哀愁。佛教的厭世觀、無常觀隻是表麵上的影響，卻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我想有必要從當時人們生活感情的深處，進一步探索佛教思想的影響滲透是如何成為可能的。

在我看來，當時的社會生活深處之所以隱含著濃鬱的悲哀憂鬱的氣氛，其根本原因簡而言之就是：一方麵是異常發達的審美文化，另一方麵是極其幼稚的知性文化，兩者之間極不均衡、極不諧調，造成了兩個方麵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中呈現出極端的跛足現象。這一點是今天我們閱讀當時的物語文學、日記文學時所產生的最強烈印象。對此，我在下文中將做論述，而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將當時的審美文化本身的特性做一個簡單的考察。

我說當時的審美文化是異常的發達，當然指的是特定意義上的發達，並不意味著審美文化全麵的、本質的發達。同樣是審美文化的發達，卻並非歐洲古希臘及文藝複興時代的那種發達。對平安朝審美文化的特性加以研究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我在這裏隻能是粗陳大概而已。大體上看，平安朝時代的審美文化與其說是藝術生活的發達，不如說是生活的藝術化乃至美化，即某種意義上的“美的生活”本身的發達，我認為這就是那個時代審美文化的基本特點。與其說那時的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刻等藝術形式通過藝術家之手取得了偉大成就（在某些方麵當然也不能說沒有偉大成就），不如說各種藝術形式都滲透在當時的貴族生活中，都是美化生活的手段。他們以非專家的練達，將藝術本身提升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這個意義上，才有了審美文化的顯著繁榮。因此，那個時代的審美文化並不是局限在既成的藝術樣式的範圍內，而是在藝術以外的世界，即自然現象及直接的社會生活中，追求一種藝術之前的藝術、藝術之前的創造。他們在嚴格意義上的藝術範疇之外，如各種工藝美術、園林藝術、服裝色彩花紋等方麵，追求審美官能上的或者較為低下的嗅覺聞香方麵的滿足。沿著這樣一條日常生活的軌跡，他們在審美文化方麵取得了令人吃驚的繁榮。此外，當時的貴族還以各種遊戲活動來消除生活的無聊空虛，在這種遊戲類的活動中，無論男性的動，還是女性的靜，在材料、方式方法方麵，都是與優美高雅的時代趣味相適應的。

想來，《源氏物語》中所表現的情緒生活中的審美理想，《枕草子》中所表現的審美直觀的敏銳化，都是那個時代審美文化的產物。這些作品都是日本文學史上最優秀的紀念碑式的成果，所體現出的各自豐饒的審美趣味足令今人大為感歎。但倘若換一個角度，要問這些作品是否屬於那種有著高尚的精神境界、博大精深的睿智、深刻的思想感情、富有偉大精神創造的藝術作品？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有所躊躇。像《源氏物語》那樣的作品在結構宏大方麵是出類拔萃的，但是若從精神內涵方麵來說，它在許多方麵仍不能令我們滿足。例如，源氏與藤壺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充滿罪感意識和深刻煩惱的事件，在這個問題上對源氏內心世界的描寫有著更深、更大的餘地，但在以“物哀”為宗旨的作品中，卻沒有朝著這個方向進一步開拓的可能。

這樣一種審美文化，這樣一種在某些方麵畸形發達的時代的精神生活，大體上似乎都帶有一種唯美主義的傾向。對於我們來說值得注意的是，在物語文學中出現的這種唯美主義傾向裏，人物自身因襲的道德意識與來自社會懲罰之間的矛盾衝突所帶來的苦惱似乎很少。眾所周知，本居宣長曾經說過，源氏與藤壺雖然在道德上應該受到指責，但紫式部仍然把他們作為“好人”“優秀的人”加以充滿同情的描寫。宣長就是從這個事實出發，矯正了《源氏物語》評論中那些勸善懲惡論的謬見，這是非常卓越的見解。從藝術自律性的角度來看，這在今天已經完全不成問題了，紫式部本人很好地意識到了藝術創作的審美自律性，並以此寫出了《源氏物語》。假如那個時代是一個道德的或道學的意識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恐怕就會對這部物語作品發起猛烈攻擊，並會對作品的流傳普及加以阻止和彈壓吧。從這一點上可以想象，那個時代在道德方麵還是非常寬容的，或者說是鬆弛的，而在審美方麵卻是異常發達的。

由於那個時代所具有的唯美主義傾向，使得人們唯美的行為難以與社會習慣、道德觀念造成深刻的矛盾衝突，因而人們強烈的悲痛和憂鬱就難以被激發起來，這是當時審美文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比較而言，在西方近代的唯美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中，這種社會與個人衝突所造成的苦惱憂鬱是非常強烈的，而平安朝時代精神生活的深處所流貫著的哀愁與憂鬱，卻是不能從這個角度加以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