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審美體驗的“哀”的構造

如上所述，對“物哀”的直觀與感動的感知，在某種意義上是類似於“世界苦”的哀感性的特殊審美體驗，“物哀”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隨時隨地都會被現實世界的一切事象所喚起，它是一個沉潛於內心世界幽暗深處的東西。“物哀”具體內容即便是高興、有趣乃至可賀、優異之事，在其積極的生活感情中，也常常隱含著深層的生命體驗。這種深層生命體驗的感情與表層的情調而言，必定是帶上一種哀感，與在表麵上浮動、搖曳的“高興”“有趣”等積極的情感色調混合在一起，從而表現出一種不能用概念來加以界說的微妙的情趣和氛圍。在平安朝時代作為審美情感的“哀”中，在表麵華麗的貴族生活中，都有著這樣的特殊底色和構造。這一點後文還將詳加分析。

以上談到了作為審美概念的“哀”的形成依據，但就具體的審美意識而言，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主觀和客觀兩方麵，或者說“藝術感的因素”與“自然感的因素”都是融合為一的。考察作為審美範疇的“哀”的形成過程，當然也必須考慮其審美意識中的“主觀態度”問題。我上文中曾指出，宣長所說的“物哀”，其一般心理學的意味是高於一般審美意味的，接著又梳理了它發展演變為一個審美概念的大體路徑。在對審美意識的主觀態度本身加以探討時，也必須考慮到與上述的路徑相照應或相並行的關係。這種發展路徑主要是順著客觀的方向，從特殊的心理學意味的“哀”，發展到包含著所有情感內容的、一般心理學的層麵，然後更進一步發展到表達“世界苦”之體驗的“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第二階段的一般心理學意味上的“哀”，在超越了“悲哀”“傷感”“可憐”等特殊情感內容的同時，也具有了諦觀和詠歎的因素，這本身已經與一般的審美意識很接近了。

在這裏，我們若是再次嚐試著完全站在主觀主義立場上，讓作為一般審美體驗的“哀”所體驗的“態度”，再次返回到作為特殊感情的“悲哀”“傷感”“憐憫”上去，使其與特殊的對象與情景相關聯，那我們就會明白，雖然情感的對象是相同的，但實際上我們的體驗已經不可能再次返回到作為特殊心理學意味的“哀”了。也就是說，這已經不是我們最初實際體驗的那個“哀”了，而是在麵對應該感到悲哀、同情、感傷的對象時所產生出的一種審美的快感與滿足，至少這種感情會占據優勢，因為這是一種特殊的體驗方法，是意識的一種特殊的活動方式。這一點本質上屬於我們上文所說的第三階段的“哀”的範疇，隻是在具體表現上稍有不同。正如在西洋美學中把“悲壯”“悲愴”也作為一種“特異的美”來看待，認為它同樣給人以美的滿足乃至快感一樣，這是由審美對象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特殊複雜的審美體驗。簡言之，以上所說的作為一個特殊審美範疇的“哀”，其審美內涵的形成，實際上就是在這一意義上的審美快感與審美滿足的一種特殊表現。

不過，我們依據這個意義上的特殊性（心理的、主觀態度的特殊性），還不能充分理解作為特殊審美範疇的“哀”。誠然，在平安朝時代的文學中，有很多作為審美賓語的“哀”的用例，也都強調主觀心理這個側麵。（關於這方麵的用例，後文還將加以考察，這裏暫且從略。但談到這個問題時，僅僅以用例為依據是不行的，因為對於那些用例的使用者，我們無法準確揣摩他們對“哀”的審美本質如何反省。）例如，能夠激起我們同情的幼小、纖弱，或者在外觀上能引發我們同情的東西，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會把它們作為一種審美的對象、一種能夠給予我們特殊快感的審美感動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使用“哀”這個詞來表達（在接近das Niedliched的場合）。在這種場合中，針對的不僅僅是自然美的審美對象，也有不少是以人類生活中的創造物為對象的，但後者也更多地含有“有趣”“優”“豔”等因素。這些審美因素往往是相互混雜而生的。又如，宣長所說的“悲哀之事”“憂傷之事”與上述的場合也很吻合，假如宣長所說的“深刻的感動”必然是一種審美的滿足，那麽我們就可以理解為：宣長的“哀”論不單單是這個概念的一般美學意味，而是《源氏物語》等作品中作為一種特有審美情感的“哀”，亦即一種特殊的審美意味。而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意識到，宣長的觀點在美學上的論述還是不充分的。

總之，在我看來，美學意義上的“哀”，要通過兩個途徑來超越心理學意義上的“哀”的局限性。第一，是狹義的心理學意義上的“哀”擴大、深化到形而上學的高度，從而形成“物哀”，使“哀”成為一種表達一般審美感動的美學範疇。第二，對於引發純主觀的、狹義的哀感乃至憐憫對象與事物，也應該由一種精神姿態來克服和超越，進而從中感到一種特殊的審美滿足。實際上，這兩個途徑常常是合二為一的，從而產生了平安朝時期“哀”的特殊審美體驗與特殊審美構造。從純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我還是傾向於將前者作為最為本質的途徑。這是因為，作為審美範疇的“哀”，其最終的價值依據畢竟不是能以滿足感和快感加以說明的。在上述的兩種途徑中，後者是有其界限的。倘若心理學意義上的“哀”的對象和事態過於強烈，那麽就容易強化我們的消極感情，比如悲慘、哀痛等，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要產生一種審美體驗是很困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假如不是站在西洋近代文藝史上的波德萊爾、奧斯卡·王爾德的唯美主義乃至惡魔主義那樣的極為特殊的立場上，要真正貫徹這種理論是困難的。當然，在某種意義上說，平安朝文學中的“哀”在其深處，在其精神實質與世界觀上，與西洋的唯美主義似乎也是有相通性的。這個問題後文還將談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