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有種種不同的方麵,上文最初提到的各種自成係統的學問領域中,有一種研究律令的學問。古代日本的製度與唐代的製度相融合,產生了適應日本自身情況的製度。其中借鑒唐朝製度之處甚多,日本據此而將原有的製度進行了諸多改革。所以要研究律令,就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

假如對這個領域的漢籍不加以很好地鑽研,就不可能登堂探奧。要登堂探奧,就要在閱讀漢文書籍方麵付出相當的精力。要在日本方麵的學問上有所造詣,也需要耗費很多的精力。這些都需要認真加以考慮。

關於官職、禮儀,日本受中國的影響也很大。但研究這方麵的問題卻不需要過多依賴於漢籍,這和律令的研究不同,官職的研究可以以“職員令”為基礎來進行。但世間學者多數以《職原抄》(27)為基礎進行研究,而那部書主要記載的是後世的相關情況。朝廷的種種法規,隨著時代推移也不斷有所變化,所以還應該從源頭上加以探討與研究。

關於官職沿革的書籍,後世的著作有很多,關於禮儀的研究,《貞觀儀式》和弘仁的《內裏式》(28)等較為古老。此外,研究者使用較多的是《江家次第》(29)。但這部書的內容與古代不同之處甚多,這一點與《貞觀儀式》兩相比較就會知曉。晚近出版的《禮儀類典》(30)一書是一部好書,但篇幅巨大,通讀不易。

關於服飾、日用器物,世間一般對平安朝以後研究得較為細致,能夠上溯到上古時代的研究者不多。關於服飾、器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今後應該從古代的相關典籍著手進行研究。所謂古代的相關典籍,首先是《延喜式》。此外,《西宮記》與《北山抄》二書的內容不限於服飾、器物,對律令、官職、禮儀等各方麵都有涉及,記載了朝廷的種種事情,是研究者必讀之書。

以上所說的種種學問,以及上古時代的情況,在“六國史”中都有詳盡的記載,應該好好加以參考。平安朝以後的事情,各家都有相關的研究著作,也值得參考。

關於和歌的學習研究,後文還將論及。從前所謂“四道”學問,涉及各種方麵,都屬於漢學的係統,不在我所論述的範圍內。所謂“四道”,就是“紀傳”(31)“明經”(32)“明法”“算道”。其中有所謂“明法道”,屬於研究律令的學問,與上述的律令之學相同,但從前是對現實問題的研究,而不像現在這樣僅僅是文獻學的研究。

對於外國的學問,包括儒學、佛學等各種學問,因為都是別國的事情,在此不遑論及。我認為,與其將精力用來研究外國的問題,不如用來研究本國的問題。至於本國的事情與外國的事情孰優孰劣,暫且不論,但埋頭於外國的事情,對本國的事情卻懵懂無知,豈不令人羞恥嗎?

所謂立誌高遠,是說做學問要從一開始便立下遠大誌向,下決心對疑難問題進行深入徹底的研究。假如誌向不大,學問就很難進步,也容易怠惰。

對於我們為什麽主要研究以“道”為主的學問,其理由不遑詳述。簡單說來,就是我們對於人間之“道”究竟是什麽不能無知。當然對不做學問者又另當別論,對於有誌於學問的人,就要為“道”的探求而努力。假如對於“道”漠不關心,視為無關緊要之事,那就脫離了學術研究的宗旨。

對於“道”的探尋者來說,天地宇宙中,生在這個將“道”最完美地傳承下來的日本國,是幸福中的幸福。意識到這一點,對於為什麽要研究我們的皇國之道,就無須多言了。

這個“道”,為《古事記》與《日本紀》二書所記載,包含在二書關於神代的種種記載中。不過,它們不像儒教、佛家的書籍那樣,將何為“道”做了如此這般的明確闡述,所以,以儒家、佛家的眼光來看,日本的“道”究竟是什麽,似乎難以理解、難以把握。因此之故,自古以來的學者就不去把握、不去理解,或者以佛教之意、儒教之意加以理解。

其中,以前對皇國之道的言說,大多是依傍於佛教的,因此一百五六十年以來,許多學者意識到那些依傍於佛教的學說都是錯誤的,從而將佛教之意加以清除。然而,卻又有許多人陷入了儒教藩籬,晚近的各種各樣的神道學者都是如此。

這當中又有不同宗派,雖然各自有所差別,但基本上大同小異。他們的研究以“神代紀”為主,包括其他各種神道典籍,但總體上都以陰陽、八卦、五行等中國式的思維方式加以理解,與日本古代精神不相符合,而闡發的內容也都是儒家的,隻是名稱叫神道而已。

世間的一幫儒者,聽了這些神道學家的學說,便認為所謂神道不過是“近世製造出來的”,並加以輕蔑,他們的嗤笑是有原因的。可笑的是,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同樣也是錯誤的。

如此說來,那些人以為“神道”與“儒道”是一回事,所以就借儒道來闡發神道。他們說:“從神道中不能引出佛來。”以此終究不能領悟皇國之道的基本精神。同樣地,那些以佛道闡發神道的人就會說:所謂神道,並不在佛道之外,兩者相同。這些都是陷入了各自的“道”的藩籬。

神道與儒教的思想有很多差異,絕沒有相同之處,而晚近的神道學者卻對神道持有上述的觀點。他們就像漢學家中的宋學(33)一派。看上去他們是在聚精會神、心無旁騖地探究“道”,實則是在研究漢學,根本不去探求日本古代的獨特精神。他們所持有的思想觀念,統統都是儒學的,所以研究得越深,離日本的“道”越遠。

而站在佛教立場的人則認為,日本古代的禮儀風俗,與佛家的禮儀風俗十分相似,並不是日本古代固有的東西。而晚近受儒學影響的神道學家們,一方麵認為“這就是神道的禮儀”,但同時又聲稱喪葬之禮、祭禮以及其他一些風俗禮儀,與世間一般的風俗禮儀有所不同,屬於另外一種禮儀。它們大多是在吸收儒教的基礎上形成的,並不是純粹的日本古代的禮儀文化。

總體上看,日本古代的萬事萬物都仰慕漢風,並根據漢風來改造原有的東西。因而古代的禮儀消失了,許多東西失傳了,詳細具體的東西難以確知,實在可悲可歎。隻有在偏遠的鄉間,還殘留著一些可以認為是古代禮儀的東西,但那也摻雜了佛家的習俗。純粹完整保留下來的極為罕見。

所謂“道”,是統治者施行的東西,對被統治者來說,隻有統治者在世間施行的東西才是道,道不是隨便被製定出來的。那些神學家所謂的神道禮儀,與世間所施行者並不相同。有些東西即便與古代的禮儀相一致,也是現代人隨意所為。“道”本是天皇統治天下的正大光明之道,而將一己之私有、個人褊狹之說、巫覡式的勾當,或離奇古怪的行為都稱之為“神道”,是非常可恥可悲的。

一切被統治者,無論善惡好壞,都按照所處時代統治者所製定的法度行事,這就是日本古代之“道”的精神。

因為對“道”持有這樣的理解,我在自己家裏,無論是祭祖還是供佛,還是施舍僧侶,一切都按祖輩傳下來的規矩行事,與普通世間人家沒有不同,唯有更加勤勉不懈而已。

學者的責任就在於探明“道”,而不是自己隨意行“道”。所以應該盡可能闡明古代之道,即便是五百年一千年之後,時來運轉,能有統治者加以采用,於天下政事有所裨益,則也應翹首以待。此為宣長之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