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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比凱特·肖邦早一年出生。19世紀70年代，他在法國文壇聲名鵲起，1880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羊脂球》，轟動一時。

在一篇文章中，凱特評論莫泊桑：“他的小說令我驚歎。小說中有生活，而不是編造；這種敘事藝術的關鍵在於，他用令人著迷的曖昧、不可思議的方式處理那些情節、老套的技巧和機關。他逃脫了傳統和權威，進入自身，用自己的眼睛向外觀察，以一種簡潔直率的方式，告訴我們他看到的東西。”

莫泊桑、契訶夫和傑克·倫敦，被稱為短篇小說的三個聖手，他們奠定了短篇小說這種形式的基本技術，比如它是漫長生活裏的一個截麵，結尾處出人意料的反轉，等等。但是，在後世的文學寫作中，這些常常淪為套路，常常為了反轉而反轉，工於技巧，卻忘了這些技巧的核心，包含著對於生活的深刻洞察。正如莫泊桑在一篇文章中轉述福樓拜的話，“才氣就是長期的堅持不懈。這就是說，要有足夠的時間和足夠的注意力來觀察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並從中發現鮮為人知的現象。一切事物中都包含著未知的東西，它們之所以未被發現，是因為我們總是習慣於用前人對某一事物的固有見解來觀察這些事物。再微小的事物也會包含未知的東西。把它們找出來吧！”

小說家的任務，就是發現生活中那些未知的、還沒有被描述過、更沒有形成套路的秘密，把它們小心地包裹在技巧的核心。如果沒有這些秘密，技巧再好，也是庸作。

在凱特·肖邦那些最好的小說裏，比如《德西蕾的孩子》《一小時的故事》《暴風雨》，正體現了這樣一種小說美學。流暢的敘事，快速的轉換，最後都揭示了一個生活的秘密。它們不是普通的小說，不是故作驚人語，而是一枚深水炸彈。看完最後一行，讀者獲得的不僅是愉悅，更使你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這正是凱特·肖邦的文學理想：揭下倫理、傳統的麵紗，揭示出生活微妙、豐富的真相。

重述這些小說，會有劇透的嫌疑，從而破壞閱讀的快感。但總的來說，這些小說關乎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實感受。富足、衣食無憂，丈夫並非壞人，但是生活是如此庸常、無聊，**無處放置。20世紀60年代，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奧秘》（T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將家庭主婦的生活形容為“舒適的集中營”，女性在婚姻中的壓抑、沒有價值感一時成為廣泛的話題，也成了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中的重要著作。而早在19世紀末期，原來就有小說家如此準確地描述了這種生活，如此犀利，又是如此勇敢。

不用說，這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短篇小說《暴風雨》中，凱特·肖邦講到了婚姻中女性的情欲，這場暴風雨中的出軌本身就逾矩了，更有甚者，它非但沒有影響婚姻，反而使之更穩定。“就這樣，暴風雨過後，每個人都稱心如意。”這篇大膽、自信又戲謔的小說，在凱特生前從未投出，真正成了寫給抽屜的作品。

在當時，女性文學還沒有形成文學史的譜係。凱特·肖邦常被歸類為鄉土文學（local color literature）作家——由於作品具有地方色彩，使用方言。她的作品中，又有很多是兒童故事，在當時勃興的期刊市場，這類作品很好賣。

1899年，凱特的長篇小說《覺醒》問世。小說寫了一個婚姻中的女性，感覺到受困、空虛，戀上別的男人，想要逃離婚姻的故事。小說出版後，迎來了大量惡評，評語有“病態”“不健康”“醜陋”，等等。

這些評論是從保守道德出發的，但也不得不承認，從技巧來講，《覺醒》不如凱特·肖邦的短篇小說那麽成熟。也許對於凱特·肖邦來說，這本書意味著更大的野心，她不再希望自己所洞察的秘密隻是靈光一現，隻是俏皮、幽默的反轉，她希望能夠將它們展現在更廣闊、更細膩，也更深沉的日常生活中。可是，長篇小說的寫作需要更多時間，更加專注，需要積累和反複練習，六個孩子的母親，承擔著經濟壓力的凱特·肖邦，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又會不會得到足夠的鼓勵和支持？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個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假如一個女性作家寫出自己版本的《包法利夫人》，會是什麽樣的？也許《覺醒》就是這樣的嚐試，隻是可惜，我們無法從凱特·肖邦身上看到進一步的可能性了。

受到《覺醒》惡評的打擊，凱特·肖邦回到了短篇小說的創作。

1904年，聖路易斯舉辦了世界博覽會。當時的世界博覽會之壯觀，就像今天的奧運會。據說，每天有十萬遊客從世界各地前來遊覽，是一時盛事。8月20日，五十四歲的凱特·肖邦去博覽會參觀，回來後感覺非常疲倦。半夜，她叫來兒子，說自己頭痛。醫生判斷說，她可能是腦出血。兩天後，凱特·肖邦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