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群體輕信，易受暗示
我們曾經說過，群體的普遍特征之一是極易受人暗示，我們還指出了在一切人類集體中暗示的傳染性所能達到的程度，這個事實解釋了群體感情為什麽能很快向某個方向轉變。不管人們認為這一點多麽無足輕重，群體通常總是處在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過相互傳染的過程會很快進入群體中所有人的頭腦，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正如所有處在暗示影響下的個體一樣，進入大腦的念頭很容易變成行動。無論這種行動是縱火焚燒宮殿還是自我犧牲，群體都會在所不辭。一切都取決於刺激因素的性質，而不再像獨立的個體那樣，取決於受到暗示的行動與全部理由之間的關係，後者可能與采取這種行動極為對立。
於是，群體永遠漫遊在無意識的領地，隨時聽命於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於衷的生物所特有的**。他們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極端輕信之外再無別的可能。在群體中，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對那種編造和傳播子虛烏有的神話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須牢牢地記住這一點。
一些神話之所以能夠產生且輕易在群體中流傳，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經過了魔術般的曲解之後的結果。
我們會對想到的任何事情產生一連串幻覺，即使理性告訴我們，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群體中，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麵目全非並被迅速地傳播，再演變出多種怪異的版本。這是因為群體是用形象來思考的，而形象本身，會建立起與它毫無關係的一係列形象，但是群體無法理解這麽一個簡單的事實。或者說，群體對於這樣一個事實視若無睹，他們永遠隻看到他們認為應該看到或是他們希望看到的東西。這就意味著，群體慣於把歪曲性的想象力和基於這種想象建立的幻覺與真實的事實混為一談。群體也很少對主觀和客觀加以區分，常常把頭腦中產生的景象當作現實，盡管這個景象與事實隻有微乎其微的關係。
歪曲的方式取決於極為細微的思維末節，因為組成群體的個體有著非常不同的傾向，群體對事件進行歪曲的方式既多且雜。雖然群體成員不同，但因為相互傳染，暗示受到的歪曲是一樣的，所以群體中的所有個體會表現出同樣的狀態。
群體中的某個個體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構成傳染性暗示的起點。暗示的信息經群體無意識輕信的哈哈鏡的放大，呈彌散效應迅速傳遞開來，就如耶路撒冷發生的事件一樣。教派信徒、官兵雲集於此，有一個個體最先傳達了聖·喬治出現的消息。在暗示與相互傳染的推動之下——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群體的期待意識，他們期待著發生點什麽，無論是什麽——一個個體編造的奇跡，或者是一個個體的幻覺，就立刻會被所有人接受了。於是教派信徒、官兵全看到了聖·喬治顯靈，又因為這一說法是不允許質疑的，類似的幻覺現象就更加多了起來。一個個體造的奇跡就產生了。
曆史中經常出現這種群體幻覺，這種幻覺似乎具備一切公認的真實性，因為它是成千上萬的人觀察到的現象。沒有必要考慮群體成員的個體智力品質，這無關緊要，從他們成為群體一員之日起，天才和智障就一起失去了觀察能力。
這個論點似乎說不太通，若想消除人們的疑慮，必須研究大量的曆史事實，即使寫出幾本書，也無法達到這個目的。但我不想讓讀者認為這是些沒有得到證實的主張。因此，我舉幾個實例，這些都是從可以引用的無數事例中隨便挑出來的。
18世紀早期，歐洲出現了“聖梅達爾的**者”群體。這群人常常聚集在他們最信任的聖-帕裏斯神父的墓前，相互交流著如何進入一種奇妙的癲狂狀態，希望帶來身體上的某種奇跡。他們深信聖-帕裏斯神父能夠治愈所有的疾病。因此，每天通往墓地的大路都會被大批蜂擁而至的患者堵塞。
這種所謂“身體奇跡”其實是癲癇之類的癔症，但是當個體融入了群體之後，由於期待意識的作用，當第一個個體進入了**狀態之後，這種相互的暗示就會迅速傳染，進而引起群體性的狂亂。
我再舉個最典型的實例，其證實群體中的個體，既有最無知的，也有最有學問的。海軍上尉朱利安·費利克斯在《海流》一書中偶爾提到了這件事，《科學雜誌》也曾引用過。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護航艦“貝勒·波拉號”受命搜尋在風暴中失散的巡洋艦“波索號”，一位值勤兵聲稱發現了一艘船隻遇難的信號時，船員們順著信號指示的方向望去，他們都清楚地“看到”一隻載滿了人的木筏被發出遇難信號的船拖著。這不過是一種群體幻覺，但幾乎所有人都確信不疑。於是，德斯弗斯上將放下一艘船去營救遇難者，即使在接近目標時，官兵仍然認為自己“看到”了一大群活著的人伸著手呼救，不少失去親友的人正哀號著。但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卻發現自己不過是找到了幾根長滿樹葉的樹枝，是從附近海岸漂過來的，幻覺這才消失在一目了然的事實麵前。
在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群體幻覺的作用機製。一方麵我們看到一個在期待中觀望的群體，另一方麵是值勤者發現海上有遇難船隻的信號這樣一個暗示。在相互傳染的過程中，這一暗示被全體官兵接受了。
眼前發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與它無關的幻覺所取代——群體中出現這種情況，就算他們全是博學之士，在他們的專長之外同樣會表現出群體的所有特點。隻要融入群體，他們個體的卓越觀察力和判斷力馬上就會消失。根據《心理學年鑒》的記載：
著名心理學家達維先生曾經進行過這樣一項試驗，他將一群傑出的觀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國最著名的科學家華萊士先生。在讓這些人審查了物體，並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上了標記之後，達維先生當著他們的麵演示精神現象即靈魂現形的過程，還讓他們把它記錄下來。
試驗的結果令人吃驚，參與試驗的傑出觀察家們全都認為，他們觀察到的現象隻能用超自然的手段獲得。但真實的情況是，所謂的靈魂現形，隻不過是達維先生的簡單騙術。
最神奇的部分並非騙術本身，而是這些目擊者提交的報告極端虛假。達維先生的方法十分簡單，卻起到了支配群體大腦的效果，甚至讓眾多的目擊者看到了並不存在的事情。這裏我們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師影響被催眠者的能力。
眾多目擊者會列舉一些完全錯誤的條件關係，但其結論是，假如他們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他們所描述的現象便不能用騙術來解釋。
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這是一種類似於催眠師影響被催眠者的能力。即使對於那些頭腦非常嚴謹，事先就要求自己抱著懷疑甚至批評態度的人，這種能力都可以發揮作用，它能輕易讓普通群體上當受騙，也就不足為怪了。
1678年，英國首相接到報告：在與議院相鄰的某些地下室裏，聽到了“巨大的敲擊聲和刨地聲”。在多賽特地區，許多人稱法國軍隊已經在陸柏伯島，軍隊隊列整齊，軍官還走在隊列前麵。於是，一位伯爵帶著一名陸軍中尉策馬狂奔向海德公園，他們的手中握著短劍，要求每個人都拿起武器，認為法國人就要來了。但所謂的法國軍隊隊列，不過是一排排的籬笆樁，所謂的軍官也隻不過是些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馬。
集體撒謊的例證在曆史上並不鮮見，最荒唐的事情要算是中世紀歐洲的聖物崇拜。
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信徒，把種類繁多的聖物帶回了歐洲，引發了一場大範圍的群體性謊言。
在這些聖物中，最為人們稱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頭。在當時的整個歐洲，無論教堂宏大與否，皆以擁有一塊這樣的聖物為至尊榮耀，於是這種碎木片如野草般在各大教堂鋪陳開來，持有者皆聲稱其來源於“真正的十字架”，這種“聖物”數量之多，如果能夠集中到一處，幾乎足以用來建造一座教堂。
事實荒謬至極，卻贏取了絕大多數人的信任，不僅神職人員如此，甚至民眾也對它們頂禮膜拜，認為這些木頭可以辟邪，而且能夠治愈多年的頑症，每年都有絡繹不絕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這些碎木片。
隻要稍具備理性與常識的個人，都會認清這件事情本身的荒謬，但幾乎沒有人對此保持絲毫誠實與警醒。其實並非所有人都要故意撒謊，而是當個體集結到一起之後，群體的謊言行為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
類似的例子多得不計其數。在我寫到本章節的時候，巴黎正在發生一件事——兩個小女孩在塞納河溺水身亡之事鬧得沸沸揚揚。兩個女童從家裏走失，家人一直沒有找到她們，不久後在巴黎的塞納河中發現了兩具屍體。五六個目擊者言之鑿鑿地宣稱自己認出了這兩個孩子——他們說這兩具屍體就是那兩個可憐孩子的。所有的證詞如出一轍，不容預審法官再有任何懷疑，於是他簽署了死亡證明。但就在他們為孩子舉行葬禮時，一件驚人的事情發生了：兩個孩子完好無損地出現在大家麵前。本來以為死了的人仍然活著，尤其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她們和溺水而死的人根本沒有什麽相似之處。
第一個目擊者就是幻覺的犧牲品，他的證詞足以對其他目擊者產生影響。假如我們還原整個事件，就會發現謊言的傳播會經曆如下階段。
1．謊言製造階段。在此階段，第一個目擊者被心理暗示影響，成為幻覺的犧牲品。他相信自己已經辨認出的屍體，有時會呈現出——除了一切真實的相似處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塊傷疤什麽的，或一些讓其他人產生同感的裝束上的細節。當他開始傳播這種暗示的時候，證詞便開始對其他目擊者產生影響，從而產生不可原諒的後果，關於這一後果，我們還會在後麵的分析中繼續討論。
2．謊言的被肯定階段。在這一階段，說謊者的數量會更多，總有一些人會當即附和謊言。有的人和第一個人一樣，犧牲於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人則是完全沒有主見的糊塗蟲。
3．謊言擴散階段。在這一階段，整個群體成員都會成為說謊者。當第一個目擊者依靠模糊記憶產生的幻覺得到了肯定後，大多數人的理解力就在一瞬間被征服了，觀察者這時看到的不再是客體本身，而是他頭腦中產生的幻象。消息被以訛傳訛地擴散開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說謊的行列。
在舊事重提的報紙所記錄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屍體竟被自己的母親認錯，由此可以得到解釋。從這種現象中，肯定能夠找到我剛才已指出其作用的兩種暗示。
過去，在法國的拉弗萊特發現了一具男童的屍體，一個孩子憑借自己的模糊記憶指證說那是自己的同學，於是一場缺乏根據的辨認過程開始了。
在那個孩子辨認屍體的第二天，一個姓夏凡德雷的婦女情緒失控地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她走近那具屍體，觀察死者穿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額頭上的傷疤。“這肯定是我兒子。”她說。這位太太住在福爾街，是個看門人，“他去年7月失蹤，一定是被人拐走殺害了。”夏凡德雷太太叫來了表弟，問到他時，他說：“那是小費利貝。”與夏凡德雷同住在這條街上的幾個鄰居都認為在拉弗萊特找到的孩子是費利貝·夏凡德雷。費利貝·夏凡德雷的同學根據那孩子佩戴的一枚徽章肯定死者就是費利貝·夏凡德雷。
人證、物證齊備，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證詞很有說服力，但鄰居、表弟、同學和親生母親全搞錯了。一個半月後，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確認。他是波爾多人，在那裏被人殺害，又被一夥人運到了巴黎。
這似乎可以證實產生這種誤認的經常是婦女和兒童——他們是最沒有主見的人。這也向我們表明，這種目擊者在法庭上沒有什麽價值。尤其是兒童，絕不能拿他們的證詞當真。我們習慣於說童言無忌，哪怕隻有一點基本的心理學修養，也會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兒童最愛撒謊。盡管這是一種無辜的謊言，但無辜的謊言仍然是謊言。如果要用孩子的證詞來決定被告的命運，那還不如用扔鋼鏰兒的方式來得合理。
還是回到群體的觀察力這個問題上來吧。
在群體觀察力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用相當多的例證來確定它極不可靠，這種集體觀察力在絕大多數時候會出錯。如果說它能夠表達什麽含義，那也隻是在傳染過程中影響著同伴的個人幻覺。
各種事實都證明，群體的證詞極不可靠，它甚至能夠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即使經受過嚴格訓練的軍人，在這方麵也會犯下嚴重的錯誤。
1870年9月1日的色當一役，有數千人參與了著名的騎兵進攻，但是麵對那些最為矛盾的目擊者的證詞，根本不可能確定誰是這場戰役的指揮官。英國將軍沃爾斯利爵士也在一本書中證明，關於滑鐵盧戰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嚴重的事實錯誤——普魯士人聲稱在法軍後方曾經出現過一支強大的增援部隊，攜帶著為數眾多的大炮。從曆史研究中看，假如有這麽一支軍隊，拿破侖也不至於輸得如此之快，所謂的增援部隊不過是一支驚慌失措的潰兵，誤打誤撞地折回了前線，大炮則是他們的行李車而已。這是一個由數百人證明過的事實。
再舉一個可以證明吾之觀點的例子。
1806年，英國利茲地區有一隻老母雞不停地下出印有“末日將至”的怪蛋後，許多人專程趕來參觀老母雞。驚恐萬狀的信徒來到這裏，為的就是得出“世界末日將至”的結論，一個關於世界末日的謠言便散播開來。
盡管這些謠言的中心思想隻有一個，但是關於怪蛋的描述卻花樣百出，有一千個前來參觀的人，就有一千種各式外形的怪蛋。實際情況是，這蛋不過是普通的雞蛋，隻是上麵用腐蝕墨水塗寫了“末日將至”的字跡而已。
這些事例向我們證明了群體的證詞價值。我們向來認為討論邏輯學的文章有無數證人的一致同意，因此算得上支持事實之準確性的最強有力的證明。然而群體心理學知識告訴我們，討論邏輯的文章需要重寫。最應該嚴重懷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觀察者人數最多的事件。同一件事被數千個目擊者證實，這也就是說真相與公認的記述必然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