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越陽明子

夜光曲

對於一般人來說，要提示關於陽明時代的直接感性印象，至少得打出三種側光。就市民生活而言，最現成的是想想《金瓶梅》、“三言”所描述的社會生活，還有唐伯虎等名士的風流生活，都有一股子“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不管不顧的氣概。這個市民社會是當時的空氣和土壤，也是後來官府壓製王學，但王學照樣在社會上流傳的基礎——明代有了社會，不是“國家即社會”那個大薄餅了。就思想領域的大氣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穴之士在傳遞著心學的火把，陳獻章、吳康齋、婁一齋等人，獨自克己省察，默默地為成聖而刻苦自修著。這個譜係是“陽明學”出現的前奏，盡管是因王陽明大獲成功，學究們才來梳理這個譜係。最後一道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比元朝、清朝好很多，但照樣以剝皮始以剝皮終、流氓成性：皇帝翻臉不認人，朝廷江湖化得厲害，幹絕戶活兒的宦官，爭鬥不已的文官……

有明三百年之活劇，像任何戲文一樣有它堂皇的開端、略為沉悶的發展、好戲連台的**和引人深長思之的結尾。整個大故事都有“夜”與“光”之兩麵性。朝綱整肅時，社會蕭條；政治糜爛時，社會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滿著這種兩麵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際有堅心，爛魚之內有珍珠。從正德朝開始，明王朝開始衰敗，也“好看”起來。漫漫長夜，人們渴望光。於是，陽明“心學”之光應運而生。這在開端發展時期是不太可能的。結尾時隻能出現顧、黃、王那樣的反思大師，他們要締造新的思想之光。

現在要說的是，夜光乃並體聯生的統一體，不可作兩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個體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們要為之“樹碑立傳”的心學也是有陰有陽、正邪兩賦的。天下沒有不包含互反性的東西。洪武爺想打壓宦官和文官，這兩方卻都反彈得空前的活躍。

洪武爺從小吃苦太多，養成反社會反政府的性格，長期的軍事殺伐也助長了他殘酷的品性。他活著時文官的“故事”已充滿戲劇性，他死後就更別提多熱鬧了。他從農村的社戲中就知道了宦官禍政的教訓，他當了皇帝後嚴禁宦官，規定宮中宦官的數量不得超過百人，不準他們讀書受教育，想砍斷他們幹政典兵的道路。結果卻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異國情。他認為宦官中好的“百無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規矩會永世長存，事實上卻是及身而絕。自從永樂用鄭和下西洋後，宦官漸起。也還因為洪武造成的內官外官的空隙，經靖難之變後，越發空虛。永樂便大用燕王府的舊人，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個慣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東宮舊人或藩邸舊人。幾個掌握全國大權的宦官都是這麽發達起來的。

如果說宦官禍政是“夜”的話，那文官活躍則確確實實是“光”。沒有文官活躍這個大背景，就沒有陽明用武的大舞台，心學也不會成為影響朝野的全國性大思潮。文官活躍，文化上的原因是由於宋代理學的教化；曆史原因是經遼、金、元異族統治後，讀書人都有股子主人翁的責任感；現實原因是洪武朝廣開仕路，開科取士的規模空前龐大。另外，朱元璋允許任何官員直接上書言事。翻《明史》列傳，時見有人因一奏疏而驟貴或倒黴到底。文官隊伍駁雜、良莠不齊是必然的，但其總體上是維持明政府運轉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後，皇帝不上班的居多，但全國的政事照常運轉，靠的就是文官。與禍國宦官進行殊死鬥爭的也是文官。

王陽明與這個文官係統的關係也是“夜與光”的關係：他既是這個背景中人，又要超越他們。從他們中來，卻不想回到他們中去；他想教化他們，他們卻排斥他；他們視陽明為妖怪，他視他們為“心中賊”——尤難破除的冥頑鈍漢。相對於陽明這樣的賢哲來說，他們是“夜”，他是“光”。他生活在他們當中，如處“昏夜”。他在他們當中如“荒原狼”，他們則是“家兔子”。陽明的最大願望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隧道中引渡到光明大道上來。他之所以頂風犯忌地開門授徒，就是為了普度眾生、先度同類。閣臣們因此而打擊他，信服他的學生官員卻不避毀譽地保護他，也是一首饒有趣味的“夜光曲”。他一生的戲劇性沉浮變化，一半是文官們導演的，一半是宦官們導演的。當然總根源是他不肯和光同塵，不想與世低昂，不願意混吃等死白活這一場。古代中國什麽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平庸。陽明什麽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自己平庸地生、平庸地死。

這首“夜光曲”不那麽詩情畫意，卻有足夠的韜光晦影的夜色和刀光劍影的光景。而陽明以心學大俠獨有的身手出生入死、起起落落，正是這首“夜光曲”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