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心”路難

所謂悟道，就是找到了本源、正路，這個找到是落實到了感性直覺的層麵的明白，不是推論，不是說閑話，是從心意的根本處明白了“心即理”，洞見了心物之間的根本關係（他後來說“心外無物”）。這一悟上距“格”竹子大病一場、距堅定“聖人必可學而至”的信念將近二十年了。賈島作詩二句十年得，一吟還雙淚流呢。他這悟道語一句二十年得，一出怎麽能不“四淚流”？

這十幾年，他一直在這條線上摸索，今天，終於找到了一個“不欺心”的對自己的交代。以往此意不出，是力不從心，心力未至，是感受不到這種境界，精神到不了這個層次。其中的關鍵是世俗心態總也化不幹淨。“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讓他像蛇必須蛻皮、蛻不了就是個死一樣，一層層地蛻。先是打擊他的好名之心，越好名越讓他得不到“名位”；再錘煉他的榮辱耐性，廷杖、監獄、貶官、拋到一天數死的絕地；直至他將生死觀打通，活脫脫還他一個“赤子之心”時，他才明了心，見了性，悟通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陽明後來教人“良知人人天然現成”——就是現在說的這個“吾性自足”。但是人們很難“明心見性”——擁有“吾性”。因為一入滾滾紅塵，童心變成了凡俗的利害心、是非心，就將良心“放逐”到得失計較的人欲海中，遂成為自負其屍到處遊走的行屍走肉。

誌在成聖者的一生就是“求其放心”的一生。求者，找也。找啊找，陽明在不惑之年到來之前終於把放逐了的心找回來了，他怎麽能不“絕處逢生”一般“呼躍”呢！雖然是經衣帶漸寬終不悔地苦苦追求，但這找著的刹那，卻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是拔苗助長反而不得的“自然過程”。

並不是一悟便萬事大吉。這一悟固然是拔出了地平線，但還隻算是把心安回了自己的腔子，怎麽從裏往外地去求證大道呢？破除、代替析心物為二、道器為二、言行不一、知行歧出的“支離”學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心學是這樣一種精神現象學，它將世界聚焦於我心，遂將所有的問題變成一個問題，任何一個問題也就是所有的問題。沒有表裏、內外、上下，任何“一”都是具體而微、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整體。這叫破除二元論，返回道本體；掙脫“話語”的異化，重返“意義”的伊甸園。

作這樣的性靈玄言詩是容易的，對於久久浸潤在中國這個古老的語文傳統中的文人，隻要他願意，很容易做到這一點。但要以此精神生成具有再生產能力的、自身具有敘述功能的哲學來，便還真是“哲學轉換”這樣一個根本轉變的大問題了。用得上東方朔那個浩歎“談何容易”！

陽明的一生像一部動人的成長小說。一個外省青年四處尋求聖在哪裏，道在哪裏？而且基本上是“赤手挽銀河”。當他在差近原始生活的天地中做盧梭式漫步遐想時，悟出聖、道就在我心裏後，他去種地去了——因為不自己種就得餓死。

剛剛過了最初的適應期，沒有像有的中土人士被拋到此地，還沒過高山反應這一關，就被瘴癘氣霧給送走了。一個也是被貶過來叫劉仁徵的原主事就是這樣死的。陽明因“足疾”，不能去哭奠，便作了一篇祭文，發了一通哲學性的感慨：“仁者必壽”，而你卻“作善而降殃”。瘴癘蓋不正之氣，與邪人同類，你死於茲，亦理固宜然矣。人，總是要死的，死生如夜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

這就是他悟通了的生死觀？從理論上說，實在沒什麽稀奇。但真正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便不是滑舌利口的野狐禪、言行歧出的支離學了。陽明的心訣是“生死兩忘”，空諸所有，無念無執。這更多的是釋道心經，非儒門的“本生經”。這叫“拿來主義”。

有出息的拿來主義是中國智慧的一大法門，即中國式的實用主義。隻要有主人翁的氣概，樸實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明睿的全局眼光，這種“拿來法”便是寶術。陽明是具備這些必要條件的高人。正好，他又是在深淵境遇中，在無外勢可依的情況下，找到“我心即宇宙”這種“心術”的。所以，他沒有變成“大獨裁者”，也不是“喜歡誰就是誰”式的唯意誌主義的賴皮。同是心學路數，來路不同，其表現和效果迥異，更關鍵的要看有沒有權力，沒有權力的心學是詩人，有了權力的心學就會是唯意誌主義的獨裁者。因為“心”不是單純靠學理能夠決定的，所以，不僅後來心學門派林立，而且持心學大態度的諸色人等的作為也五花八門。可惜，偽道學，一眼就能看出來，而“偽心學”必須有了後果才能真相畢露。

至少有這樣的分別：從絕境中“壓”出來的心學，在順境中“狂”出來的心學。前者知道天圓地方，從而想辦法讓“萬物皆備於我”；後者萬物已備於我，從而難以知道也不想知道天圓地方。這兩種心學的差別比心學與漢學、理學的差別還大。麵對心學世界必須明確建立起這種界限意識。這當然是最粗糙的一種區分。

陽明的我性自足不假外求，是逼出來的。從大千世界，功名事業，直至生死存亡，退到無可再退，不得不“反身而誠”“反手而治”——孟子的反手而治在政治上沒有看見成功的範例，在人格修養上，陽明算是最耀眼的得天下大名的顯例。聖學傳統拯救了他，他又轉過來拯救了聖學傳統。社會的壓力、理學內部的壓力，壓得他不得不來當“變壓器”。當然，他也是個天才的“變壓器”。

所謂天才就是有這樣一種反思能力：除了知道自己了不起之外，更知道自己沒有什麽了不起。更準確地說，是有這樣一種應變能力：就是在需要“了不起”的時候就可上九天攬月，在無可奈何時就混跡於魚鱉，而不更多地去想什麽委屈不委屈。大氣渾然，元氣淋漓，在儒家辭典中，這叫“通權達變”，唯聖人能之。陽明“悟”了之後，差不多“幾於聖”了。

那麽，差多少呢？——不動心（情）時，差不多；一動心（情）時，就差多了。

精神勝利法不靈光時，竟淚下如雨，五內如摧。尤其是冬天來了，“陽明小洞天”隻是洞而已，不見天日，又沒有多少禦寒的衣服，霜凝在洞口，是真正的寒窯。他的健康大受摧挫，他日後東征西討時常病得東倒西歪，都是此時落下的病根在作怪，他後來屢屢給皇帝上書請病假，請致仕退休，也都提到是這段歲月把他搞成了病夫。

他來時帶著些盤纏，一路上車馬船費用去不少，他還得留著預後的花銷；再加上到達此地時正是春荒季節，他遂屢有“絕糧”之虞（“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他決心學農，將南山開墾出來，自己來個小“軍屯”。而且“夷俗多火耕，仿習亦頗便”。耕種的季節沒過去幾天，還能種出幾畝來。他馬上給這種生產活動找出“意義”來：不僅僅為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還可以讓周圍的鳥雀也有了吃的，餘糧就周濟了窮人和寡婦。

他遂開始一邊種地一邊作“修理地球讚”：

起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

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

即是參讚功，毋為輕稼穡。

隻要是自己幹的就能且要找出通天的意義來，這是中國詩人哲學家慣用的“自我重要法”，從而給身處邊緣的角色和一點兒也不重要的活動找出參讚化育、通天徹地的重大意義。尋找價值，賦予價值，投射價值，反正“我”想叫它有多大價值它就有多大價值。在身處危難之際，這是可愛的“精神勝利法”是哲人能夠戰勝許多苦難的秘密武器。但又畢竟是精神勝利，當精神不想勝利或勝利不起來時，就還是個當哭則哭、當苦則苦。悟透了格物致知的要義不在逐物而在正心，也依然不能必然保證“心”就刀槍不入了：“逐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

他最焦急的是生命——這種時間性存在——在白白浪費。有一次，他坐在石頭上弄溪水，開始時，還欣欣然，有興趣洗洗頭。溪水太清澈了，照出了他的白頭發，三十七歲的人長白頭發已不算“早生華發”，但他卻著急了：

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

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過去感到“生有涯知無涯”，日日逐物，何時是了？自從悟道以後又出現了新問題，就是知“道”了，怎麽去做？他首次用了“吾道”這一莊嚴又隆重的大字眼。他終於有了不同於漢儒宋儒的“道”，完全有資格說“吾道”了。更嚴峻的問題是怎樣“行”？不行終不“成”。他在開始逼近“知行合一”之旨。

他現在為“成道”能做的事情也隻有講學。然而用正常眼光看，這是不現實的。客觀條件幾乎為零。在這種時候最見心學的“過人”之處和主人翁精神，絕不會沒有現成飯就不吃。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度真誠，然後是為了“成道”，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凡人常常後悔，“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心學家是心中有燈於是能到處看到燈、並且早就知道燈是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