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場悟道桶底脫

置於死地而後生，在軍事上也許隻是一句鼓舞士氣的大話，但在生存哲學、生存智慧的錘煉創建時，卻是必須如此的“基本原理”：不臨“實事”之真際，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實實的“是”來。用存在主義的話說，這叫：不進入臨界狀態，不可能發現生存的真實境遇，也就無法看清“在”的本質。現在，皇帝和老天還有劉瑾讓他專門來“打撈”這個“理”來了，他怎能不拚命地在被置於死地之後而求生呢？

他不但將三十七年的家底都拚將出來，還把他擁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蘊都用頭皮頂出來，日夜苦苦琢磨。在春夏之交的一個午夜，他忽然從石**呼躍而起，跟從他的人著實嚇了一大跳。因為他本來睡得好好的，怎麽突然發起癔症來？像練氣功的人在發功一樣地抖動，身不由己地前仰後合。一陣激動過後，陽明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過去從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裏的路子整個是場誤會。要把顛倒了的大路子再顛倒過來，隻有以我心為天淵，為主宰。他此時悟通、後來再三申說的口號就是：“所謂格物致知並非如朱子所說的用鏡子去照竹子，而是倒過來，以心為本體。下功夫擦亮心鏡。”“所謂的‘格’就是‘正’，所謂‘物’就是‘事’。”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他後來點醒學生的：“心中無花眼中無花”——“天下無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你的心同歸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這就是他所大悟的“格物致知之旨”。

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大節目“龍場悟道”！

首先，聖人之道就是成聖之道！就像佛教是成佛的學說和修養方法一樣。其次，“吾性”就是我的心。理學家強調“性即理”，心學家則強調“心即理”。此時陽明還沒有簡易直截到說出“心即理”的時候，他說的“自足”的“吾性”就是吾心，就是我的精神。第三，“自足”是夠了的意思。他的第一感覺就是：我完全能夠憑著我的精神走上成聖的道路，不需要依靠任何心外的東西。這樣，“心”就成了主體、本體。再引申一下就是：道和心不是二，而是一。所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道心為一，分別“道心”和“人心”是永遠也走不上成聖之路的。這是他當年遍讀朱子之書而過不去“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這個坎兒的關鍵。心物二元論是中西哲學史上的大話題，西方可以笛卡兒為心物二元論的代表，中國沒有這麽典型的代表，但是強調“二”的特別多，譬如區分天理與人欲其實是種身心二元論。王陽明是個從脾氣上就追求一元論的人，他反反複複地探尋的就是個“精一之道”，他就是覺得不到“一”就不徹底、不究竟。他後來成功地證明了身心一元，現在他說的“吾性”其實包含著身心一元的意思。

《年譜》說，他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靜一，用心尋證聖人處此境遇會怎麽辦？睡覺時有人告訴了他格物致知之旨。黃綰作的《行狀》則說，陽明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自備一個石頭棺材，除了等死啥也不想了，澄心靜慮，反而在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王龍溪說，這種“恍惚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

這其實是一種靈感狀態，它來自澄心精慮，除去了私欲雜念，從而心體本身便凸顯出來。近似白沙的靜中養出端倪，還有後來的聶豹在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澈，萬物皆備。找到了“未發之中”。信基督教的人說靈感是聖靈附體，信神仙的人認為是仙人指點，其實隻是一種積累性的情愫在神經放鬆的狀態中領取到的一分確認，是經過長期含吮突然產生的理智與直覺相統一的心念。徐愛在《傳習錄》前的小敘中說：“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養靜這個“功夫”是達到“精一”的方法、途徑，靜不下來不可能開悟，不可能精一。所有從內裏修為的精神及其哲學都得親證靜慮的狀態，儒、釋、道都是如此。

後來，陽明自己說此時是“良知”出來了，從而能夠突破經驗狀態而“格外”開悟。這是自然的血性的信仰，是血色哲學的心念，而非實證主義的科學論證，是美感式的確信，是一種“詩化哲學”，是詩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親在”（海德格爾語），找到了原初之思、心靈的家園。

簡單地說，他這場頓悟，就是在高度入靜的狀態，找著了自己的自性本知（良知）。在潛意識中消除了各種私心雜念，識田中隻有高等知覺性充滿彌漫，基督徒可以覺得見到了上帝，佛教徒可以感覺有了涅槃知覺性，儒家叫作“人欲淨盡”。客觀環境未變，隻是主觀心境已變，自己的身心在一派“天理流行”當中，緊張既除，隻有大的喜悅，說不出的美妙，這就是大悟了，使天理自然明覺地發露了出來，洞見了人性的本源，從而也就可以洞見事物的本源了。所以叫“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就是先誠意，意念對了就能正知正見正思維。王陽明後來的學生王艮最能說透這個核心：“格物者即物有本末，致知者即知有先後。”即先正心誠意了才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常人們活在聞見之知中，就是被間接的知見籠罩，等於活在別人的知見中，現在返本開源，回到了自己的本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不要外求了，隻從內在的心性上找，即“隻有一個真誠惻怛”。一旦正心誠意，就能從實事中求出是來。

儒道兩家說的“道”，本是這種定盤星；周敦頤的“太極”，其他宋儒說的“理”也是。但是，這種體悟性的道理一旦變成口號式的標舉，就像著名的比方，第一個用之者，是基於直接的生命體驗，真實不虛，爾後眾人再用，便鮮知其奧義本味矣。因為，一成套語，便“偽”者甚至反對者也可濫用了。尤其是科舉製度把聖學變成了俗學，無恥小人、歹徒、陰謀家都可以用聖賢的話語來騙取國家名器。想成聖人，單是以學解道的知解功夫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心與道成為一體，找著這個魂，才能真誠地將耳口之學變成身心之學，就有了“根本”，不會像八股儒生那樣“無本而事於外”了。

陽明為什麽那麽反對宋儒尤其是朱子的注疏辭章之學，將其標價為“支離”，原因也蓋在於此。所謂“支離”就是把隻能內在體驗意會的“道”變成了即使沒有體會也能言之有理的“學”。這相當於把詩變成了詩歌作法，把倫理變成了倫理學，把宗教體驗變成了宗教研究，把人生智慧變成了學院派的學究作業。不客氣地說，是把微妙地運用著全副知覺感受的愛情變成了婚姻文書、結婚指南一類的教科書。用大字眼說，這樣做，實質上是使聖人之道的中心或本源性的意義被“支離”、瓦解了，一切都變成了“說話”。既然變成了說話，也就可以變成語言遊戲、嘴裏不說心裏話的形式主義的語言操作。這種做法使“聖經”普及以至於出現了成熟的舉業“教會”，而事實上聖學的精義已經消亡。孔孟複出反而考不了這種“經義”“製義”“時義”“時文”，就是滑稽而嚴酷的證明。

用陽明的話說，則是：

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複人之所可為，而繼取辨於言詞。……而聖人之學遂廢。

《別湛甘泉序》

橫亙在陽明麵前的正是這種文化現狀，如果說朱子以學解道，他本人還有學，但一經成為流俗，學也就變成了俗學。陽明用了十幾年的工夫才總算摸索到了這個“文化迷宮”的門徑，捉住了這個龐然大物的把柄——就是“抓手”。

所謂“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哲學意義就在於此。

後來，他把這個原理簡化成“心即理”。這種話頭陸九淵們早就說過，但從“紙上”得來的，在心學這個精神體係中是不算數的。因為能“學”過來的東西是衣裳，用心“證”出來的才是自家骨頭上長的肉。

陽明心學的要義在於恢複儒學的親證性、啟明性，從“支離”的學術包裝中破壁而出，恢複聖學的神聖性——陽明後來深情地以“承當精神”說：“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骨血。”

但是，“述朱”的人們都認為陽明的悟道是外道的禪學，從而不承認他這種心路在儒學中的合法地位。這是偏見。儒家從來就有類似禪宗的修正方法，顏回的守中庸、孟子的浩然正氣都是，不能說他們也是外道禪宗，因為那時還沒有禪宗。周敦頤、程明道也是這樣靜中開悟的，王陽明讚佩的王信伯說：“非是於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算一語中的了。王陽明的“功課”隻是酷似禪宗之參公案獲得的頓悟境界。“聖人至此，更有何道？”是他契入的心念，反複參究的結果是豁然開朗，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明。陽明悟了之後曾默證六經，無不相合。這與禪宗之明心見性的頓悟後由二元世界透入一元世界的脫胎換骨的升華境界若合符節。茲舉高峰和尚參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事例略見一斑：

山僧昔在雙徑歸堂，未及一月，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廢寢忘食，東西不辨，晝夜不開，開單展缽，屙屎放尿，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總隻是個一歸何處，更無絲毫異念，了不可得。正如釘釘膠粘，搖撼不動，雖在稠人廣眾之中，如無一人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純清絕點，一會萬年，境寂人忘，如癡如兀，不覺至第六日，隨眾在三塔諷經次，抬頭看見五祖演和尚真，驀然觸發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兩忘，如鏡照境，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語，從頭密舉驗之，無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誣矣。（見《古尊宿語錄》）

當然，陽明悟道的形式與此相近，而內容並不相同。陽明的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毫無疑問，他早年沉溺佛教、道教，尤其是在陽明洞天的靜坐功夫，此時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儒、釋、道三教在最高的神秘的心體呈現境界同通無礙，都講究一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

這個哲學原點輻射著近現代以來反複糾結的“道德與科學”問題以及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的關係問題。譬如今天差不多的國家都有了原子彈，誰一高興或者不高興就放一個，不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慘？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以原子彈開始，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原子彈結束一樣。像胡塞爾那樣的哲學家把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歸結為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是發人深省的。胡塞爾的現象學就是要用邏輯完成王陽明體悟出來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