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風送南雁
他在料峭春風吹人冷的時節，離開他原本要大展宏圖的京都。
汪抑之、湛若水、崔子鍾等人為他賦詩以壯行色，他也在他們的嗬護中漸漸複蘇了精神的活力與信心。他“南遊”走了不到十幾天，就再次賦詩申述前幾天答詩的未盡之意，並且在夢境與他們重逢。毫無風刀霜劍的威逼感，並且再三念叨他們要在衡山結廬，共同研究《易經》的約言。經典，必然是他這種如“驚鵲無寧枝”者的家園。心學家是熱心腸思想家。
按《年譜》及查繼佐的《王守仁傳》說：錦衣衛殺手追到江畔，陽明慮難得脫，急中生智，用上了當年習學俠客的那一套本事，將衣服鞋帽或投至江中，或擱置江畔，成功地布置了自殺的假現場，騙過了那些職業殺手（這其實很難。江水滔滔，殺手們看見江中衣帽須距離很近，距離近則能看見真相。距離遠，走到跟前則看不到任何現場。再說錦衣衛的人豈是等閑之輩），然後，他偷偷地爬上一條商船，船是去舟山的，忽起颶風，一日夜到了福建界麵。他爬上武夷山，如驚弓之鳥，一氣竄入深山之中。
深山之中隻有寺院，到了晚上，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寺院，請求容納，但人家不收留他。一個麵色發綠、神色荒涼、來路不明的中年男人，不容易被相信。他沒法，隻好在附近的一個野廟裏落腳，躺在香案上睡著了。
這個野廟是老虎的家。那個不給他開門的和尚以為他喂了老虎，來撿他的行囊，卻見這個風餐露宿、爬了山的人睡得正香。這個勢利的和尚以為他一定不是個凡人，就又把他請回寺中。
無巧不成書，當年他在鐵柱宮談得投機的那個道士，像正在這裏等他似的，拿出早已作好的詩，其中有：
二十年前曾見君，
今來消息我先聞。
似乎是專門為來點化他的。
陽明問他該怎麽辦？並把自己剛下定的“將遠遁”的決心告訴他。可能還給他看了剛寫的與家人“永別”的詩：
移家便住煙霞壑，
綠水青山長對吟。
道士說：你父親現在朝中，你不屈不要緊，劉瑾會把你老父親抓起來。你是隱於深山了，但劉瑾會說或者北投胡兵了，或者南投海盜了，給你定個叛國投敵的罪名，你下三代都抬不起頭來。
陽明知道他說得對，但一時難以回心轉意。道士為他占了一卦，卦得“明夷”，雖是光明受損傷之卦，但可以有希望地等待著，會有聖主來訪。人，就是這樣，隻要有希望，就可以忍受——心學是這種意義上的希望哲學，是陽明在“動忍增益”中錘煉出來的自救救人的智慧學。他本人也是有了希望就有了豪邁的氣概：
險夷原不滯胸中，
何異浮雲過太空。
其實，他隻是剛剛不滯胸中。盡管如此，這位心學大師畢竟魄力挺大。他又毅然出山，重返充滿荒誕和希望的人世間。他已不是無名小輩了。在京城流傳著他自沉於江水、至福建始起的神話。還有他自己的詩為證：
海上曾為滄水使，
山中又遇武夷君。
信以為真的人告訴湛甘泉，湛啞然失笑，說“此佯狂避世也”，他同時也笑世人喜歡“誇虛執有以為神奇”，哪裏能懂得陽明這一套虛虛實實的藝術。湛還作詩總結王的這種“藝術”：“佯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他是顯然不相信陽明沉江至福建複出的神話的。幾年後，他們在滁州相會，連袂夜話時，陽明向老朋友吐露實情，的確是在英雄欺人，果不出湛所料。莎士比亞說：人生盡管充滿喧嘩與**，卻如癡人說夢，毫無意義可言。癡人說夢自然是一塌糊塗，但陽明是給癡人說夢，是給出“夢”的人。王陽明可曾起過這樣的念頭：生活的魔力在於戲劇性，哲學能夠對付這種戲劇性才是真正的哲學。
據《年譜》說，他從武夷山下來，到鄱陽湖北上，去南京看望因受自己牽連被劉瑾給弄成南京吏部尚書的父親。
他在北新關看見了他的幾個弟弟則有詩為證，他喜不自禁地說：
已分天涯成死別，
寧知意外得生還。
此時又隻怕這骨肉重逢是夢。同樣是夢，有時唯恐是真的，有時唯恐是假的：“弟兄相看夢寐間。”當然，既然已經生還就與真死大不相同了，哪怕是差一點兒死了，但沒死就是沒死。所以感歎之後，“喜見諸弟”的喜是有體溫的。
雖然是貶斥到邊地去做小吏，但沒有限時限刻的死日期卡著。再說劉瑾忙得很，沒有必要盯著一個小小主事。陽明可以從容地走走停停，正趕上又病了。這是大難過後的必然反應。現存赴謫詩證明他在杭州住了好些日子。先住在南屏山的靜慈寺，應該是從春至夏都住在這裏。起初還有興致遊南屏山，再後來，又移居到勝果寺。
杭州，是他的老朋友了。現在“湖山依舊我重來”，來在這個春天和夏天舔傷口（“臥病空山春複夏”）。勝果寺可能更涼快——“六月深鬆無暑來”。他的肺病，隻宜靜養。他現在既需要用靜心的沉思來“洗心”，也需要用高質量的空氣來洗肺。他從心眼裏喜歡這個風水寶地。在這種人間天堂的環境中過心魂相守的寧靜的書生日子，是他發自內心的願望。再用顏子的內傾的精神境界來比論一番，就更心安理得了。“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這種冰雪文字是心存富貴的功利人寫不出來的。“便欲攜書從此老”也是他此時真實的心聲。他若沒有這種淡泊的心境，也做不出驚天動地的功業。因為淡泊養“義”，因義生的“利”才是好“利”。此時還算進修，在深化“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功夫。當然，隻有這樣養心，才能養病。
《年譜》將這一年定於“在越”，極可能是在杭州養得接近好了，便回到紹興。雖然無詩可證，但基本可信。而且有“大事”發生：就是餘姚徐愛和山陰蔡希顏、朱守忠，正式舉行拜師禮，隻有舉行了這種禮才算正式入門為弟子。否則，隻能算私淑，算業餘的學生。這三個人，至少徐愛，早已從陽明問業。
這一年，陽明三十六歲，幹支紀年則歲在丁卯。紀年文有《別三子序》，開頭大講師友之道：“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將聖學的存亡與師友之道的興廢因果性地聯係起來，顯然，師友之道是用師生鏈的形式保持著原儒之士子儒學的真本色。經過主試山東，以及後來的這場風波，陽明越來越意識到：隻有自己另起爐灶，創立自己的學說和學人隊伍，才有可能甩開官場那套卑劣做法、突破學界那種糊塗做法，使聖學真正複興起來。
所以，他雖身處逆境的極點，但正式接收徐愛等三人，做起“導師”來。這毫無虛華之意，倒有切身的反麵感受：“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悔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誌於天下，二三子之外，藐乎其寥寥也。”這個孤獨的狀態是他的水平和誌向以及處境的最好說明，這是一條中國版的“荒原狼”（黑塞有自傳小說《荒原狼》）。現在收獲了這三個弟子，他無比欣慰。但三人同時被舉薦為鄉貢生，就要到北京去了。他告訴他們，到北京後，找湛若水，就像跟我學習一樣。
這三個同誌的離開，使他有失助的遺憾。他們在哪兒都一樣學習，“而予終寡乎同誌之助也”，他是要準備做點兒什麽了，“同誌”一詞，在此具有它最神聖的本義：就是想與他們一起與地麵垂直相交，“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己任”。用但丁《神曲》的話叫：由是而出，重見繁星。
這種態度暫時還隻是內傾性的一種人生姿態，一旦有了廣大同誌，便是實體性的社會力量，就精神變物質了。陽明當然能夠清醒地意識到現在隻能是“沉潛”期，也當然隻是“潛龍”在“勿用”時期的沉潛。他語意深長地教導這三個首批上了“名冊”的學生要沉潛進學，“深潛剛克，高明柔克”，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
他現在能做的就是平靜地到貴州龍場驛站去報到。
自然走得很慢，他從姚江坐船，抵達錢塘江，然後經江西廣信（今上饒）、分宜、萍鄉，進入湖南的醴陵，然後沿湖南的湘江，經過洞庭湖，溯沅江西上，經沅陵、辰溪等地，然後由沅江支流沅水進入貴州玉屏。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看來，他還能強顏歡笑。因為這是他主動選擇的道路，似乎沒有理由怨天尤人。“野航”也是文人本是流浪漢的宿命，所以在野航中他能找到一種本真的感覺。野航，正是這條“夜航船”的本質。據說，幸福就是本質的自我實現，陽明可找到了歸宿感？
水路漫漫，他沒有抒發過“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豪情，他又到了當年過訪婁一齋的廣信。他當年誌在成聖，如今是個“犯官”。遙想當年的豪氣，他此刻隻有哭笑不得的無奈。成聖之路必然邏輯地包含著發配之路嗎？
對這個話題他已無言。
他未能在年底以前到達貴州。“元夕”之夜，他還與廣信的太守在船中“夜話”呢。他當年就模仿過蘇東坡的《赤壁賦》，現在依然情願消融於江風明月之中。他很感謝蔣太守熱情地接待他這個準配軍。這種古君子風讓他感動得表示要繼續寄詩給蔣先生。盡管他說到了湖南就寄詩過來，但現存的詩篇沒有。也許是蔣個人保留著而終於湮沒在滾滾紅塵之中。
必須正視的現實是他必須往前走。劉瑾不相信眼淚，大明朝也不相信眼淚。陽明的情緒還是那麽不穩定。當他隻麵對自己時，他的精神勝利法就可以使他感覺好起來：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
琴瑟在我禦，經書滿我幾。
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
在江闊雲低雁斷叫西風的“野航”之中，古老的《易經》居然使他欣喜起舞，頓忘形骸，大有何似在人間之慨。這顯然是隻能與智者道，不能與俗人語的“精神舞蹈”。發完少年狂之後，他又斂衽端莊地靜坐，心遊萬仞神騖太極，去冥想大化玄機，生生之易理。結論是：
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
要調理自己的精氣神，去吻合生生易道，去“辯證”地迎接世界的挑戰。於枯寒處悟見“生意”，又能“晦”處安身，負陰抱陽。隻要精氣內完，外物奈何於我？——這豈不等於說我是神仙我怕誰？
這種超越飄逸的心境固然不常有，但一年之內有這麽幾次就足以保持精神勝利的“元氣”，就有了抵禦外界風寒的心力。正好這種精神法寶代有高人來作燈傳。王在“萍鄉道中”正好遇見一個祭祀周敦頤的濂溪祠，他自然虔誠地進謁。他對周聖人的評價要高過朱子。因為周子不支離（僅留下六千二百四十八字的東西），有神性，兼容儒、道、釋三家，而又能一本於聖道。周也因此而成為理學及陽明心學的開山祖師。
於此，略述周子，能了解陽明到了什麽火候。周的家鄉有許多能顯示周的精神特征的小地名，如安心寨、聖脈泉、道山，更不用說什麽極有仙風道骨的濂溪、灌纓亭、濯足亭、釣遊橋、五行墩等等。陽明的隱逸氣、道士氣，正是周這種儒生風味的道士氣。陽明的詩天然地像周，也許並未刻意追摩，隻因“心”似，故聲氣便自然如出一轍。周的《濂溪書堂詩》：“田間有流水，清池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照沈沈。”通篇都是這種調子、寫法。比陽明的還清淡（淡乎寡味）。要點在於其意境，即其中包含的人生哲學、人生境界，是冰雪文，是平常心，是拒絕滾滾紅塵超然物外又不棄世的真道學的人生態度。這也是王一直要從顏回處學習的“道行”，是王一直標舉“顏氏之學”的內心原因（顏回是儒門修靜慮開了悟的，比禪宗早千年）。
王謁濂溪祠的詩寫得很好，確實是神到意到之語：
碧水蒼山俱過化，
光風霽月自傳神。
他毫不掩飾地承認自己是周的私淑弟子，也承認自己是心喪到此地。但隻要以濂溪為榜樣，何愁前路無光風霽月？但心路與世路頗難一致，是世路大呢？還是心路大？就看你有一顆什麽樣的心，就看你的心力大不大了。
是否人生在旅途，讀《易》最相契？反正，陽明是迷上了《易》——“還理羲編坐夜長”。
“醴陵西來涉湘水”，跨越了今天屬於江西的山地，他來到湖南地麵。他身體不好，走水路為宜。舍鞍馬而坐船，就算今日之坐臥鋪了。走水路實在繞了遠。也許，他在磨蹭著等劉瑾覆亡的消息。憑著他的《易》學水平和政治智慧，他現在對劉瑾的滅亡已“知數”矣。這也是讀《易》便欣喜氣暢的原因。
到了長沙之後，他情緒很好。他的學術名聲因傳奇性的政治遭遇而流傳遠播。湖南的學子有向他請教的。這其實搔著了他的癢處。心學家染有“好為人師”這種“人之患”。湛若水笑王“病在好講學”，算知音之言。他此刻雖然“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講誦”，但他不顧病倦，勉力跟問學的青年講貴在立誌的重要性。先“靜”下來，培養顏回、曾點的境界，明白大廈之材必出幽穀的道理。不要急功近利，“養心在寡欲”。他舉經典性的例子：“孔聖故惶惶，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閎。”這種意誌自現在確立之後，他終生奉行不渝。這是對治明人好名、奔競大於沉潛的毛病而特別標舉的方針。他勉勵長沙的學子，宋學的基地就在你們湖南，周濂溪、朱熹在湖南留下了良好的學風、學統，應該立誌繼承這一寶貴的“聖脈”。明白的理性、深沉的勇氣，永遠是士人最可寶重的“氣”。
極重師友之道的陽明，也的確是為了“道宜日相求”而與好學之士論學往還，而不是來遊取虛名的，更不是來遊山玩水的。他滿懷著對宋儒的尊仰之情，決心西探嶽麓：“昔賢此修藏，我來實仰止。”這個誌在成聖的人由青年變成了中年，現在總算找著了成聖的門徑，在患難之中，嚐到聖學的精神療救的滋味，越發深信不疑了。他屢次提起曾點和顏回，再三表示要像他們那樣瀟灑走一回。“渴飲鬆下泉，饑餐石上芝。”他現在更多地想的是“處則為真儒”的一麵，但也合理地包括“出則為王佐”的另一麵。隨時而起、待機而動。資之深者，左右逢其源。嶽麓山雖說頗當我情，但既是求道，何必唯在此山？一旦靠近了“聖脈”，他就能對自己充滿信心——“晚冀有所得，此外吾何知！”儒學對於真誠的儒生還真有這種宗教般的升華功能。
據詩中所寫，嶽麓書院已經破敗，房屋不能遮蔽風雨。但陽明的心情很好，雨過天晴，他為能目睹朱子和張拭講學的遺跡而高興。他不讓熱情的周生通知趙太守他們，但後來趙太守他們還是趕來，並一起在山上喝酒到城裏起了燈火。
長沙的趙太守、王推官，最後又到船上與他拜別。他讚揚他們在保持儒學氣象方麵做的有益工作。但也坦白地說出，這塊斯文重地，已今不如昔。他提議在這魚目混珠的年頭，首先得潔身自好，哪怕是“迂疏自岩穀”，也要守住儒士的下限。
從長沙出來，開始很快，“瞬息百餘裏”“舟人共揚眉”，他卻於歡暢時感到了危機。果然，天黑時在進入沅江之後，飛舟觸石，差不多散了架，就別提多狼狽了。還得說這個人命大。像康有為渡海外逃時，早一會兒晚一會兒，都會被追捕捉住，卻偏能逃生一樣，王也是幾次大難不死。該當他們成就一番不世之功業。眼看就要到天心湖時，突然風雷大作，又一次險些送命，善於順勢禦馬的王果斷地決定停泊於岸邊，然後沿岸邊緩行。他說“虎怒安可攖？”暫避其鋒後，他們順利地像箭一樣到達了武陽江。生火做飯，暗暗慶幸劫後餘生。
王的結論是：
濟險在需時，僥幸豈常理？
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