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道如鑽火　逢煙未可休

明代的文官牢獄之災頗重。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獻身的是一類，跟宦官鬥爭的是一類，還有就是所謂因“工作失誤”也常常下獄。在風口浪尖上弄險的言官，趕上朝中的“大故”時自然難免爭先恐後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傳》中也頗多下獄論死之類的事情。號稱明代頭號大儒的薛瑄，在辦一件案子時，被彈劾，宦官王振為報複薛不拍他的馬屁，決定處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將起來，振問為什麽？仆人說：“聽說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頭了。”振大受感動，後薛終得不死。薛在獄中等死時，讀《易》自如。胡居仁的學生稽查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監獄，在獄中，他著《性書》三卷。明中葉以後，文官集團內部的黨爭，也是急了就想辦法把對手往大牢裏送。

說這些是為了點明王守仁的鐵窗生涯隻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獄之災中的一出小戲，並非什麽非凡的足以傲視群儔的大節目。他在獄中找到了徹底的虛明，找到了“孤獨個體”那種無所依傍的深淵感。在天地之間，除了自己這顆心，還有什麽是最後的依據？於深悲大戚之中，還能不屈不撓地堅持得住，靠什麽？除了靠“心之力”，還有什麽力量能伸進大牆來支撐自己？這些問題他暫時還沒有最後悟透，但已在這場“培訓”中種下了“覺悟”的智慧種子。等他到荒無人煙的龍場繼續坐宇宙監獄時，“種子”終於開花結果。“心學”的一個最智慧的法門就是能將“萬物皆備於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資我，艱難困苦玉成我。

他入獄後不久，王華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調，其實是貶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劉瑾的風雲人物所剩無幾。能與陽明稱為道友同誌的不過二三子。他們是寧靜的學者或略疏遠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鍾。他們不會因白色恐怖而疏遠朋友，照樣為他置酒賦詩，“搽洗傷口”。尤其是他還將遠戍貴州，能否活著再見還是個問題，再加上他現在是徹底的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其中酸楚無須說，不必說，也難以言說。除了安慰就是鼓勵，然而一點兒也不虛偽空洞，恰恰相反，充滿了“精神貴族”的高貴氣韻。他們之間的唱和，流露出來的是堅強的道義的尊嚴，沒有絲毫的怯懦與失敗的悲鳴。

多情的陽明也不諱言自己的感情：“嚐嗤兒女悲，憂來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奸臣當道、忠臣被害、庸人執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易、全盤倒錯的世界之中，哪個誌士不悲憤欲絕？什麽“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遂深”“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歎及。但是這種“浮雲蔽日”的浩歎，是中國士人的老調子了，每個人都深有感觸地來詠歎，但對人類來說已不再有新意。

有個叫許天錫的言官，與陽明是同年進士。他出使返朝，“見朝風大變，敢言者皆貶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發了瑾數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禍臨頭，遂夜寫“登聞鼓狀”，準備屍諫，讓家人在他死後奏上，然後上吊自殺。也有人說是錦衣衛把他勒死的。當時錦衣衛分頭跟蹤他們的目標，與王接觸要擔風險的。但還是有許多人為他送別。這說明“道不孤，德必有鄰”，正氣是不會滅絕的。正是這種正氣，使他們相濡以沫，用偉人的標準自律並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鵝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篇。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他們要在雞鳴風雨之中，用帶血的雙腳踐履聖學的道統。可以說，陽明這隻鞋是有血性的鞋。這不僅見出陽明他們的“不為倉菌謀”的心力，更見出士子儒學的道義力量，因為他們的心力正產生於這個道統。

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陽明的獨特思想道路。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遠。”經過反反正正的折騰，他深切地感受到：“道器不可離，二之即非性。”這就是“道術一體”的觀念。器，屬於具體的範圍，但思維的最高階段是具體，道器不離也好，道術一體也好，都強調一個世界觀和方法論高度統一的問題。這也是“五行八卦”思維留給中國人的古老遺產。要想做到這一點不是思辨問題，而是身體力行的問題。單靠辭章注疏解決不了，甚至任何“紙上談兵”都無濟於事。它是一種“隨機應變”又無往不合大道的知行合一的“智慧”。怎樣才能絕處逢生、化險為夷？儒學道統給了他信念，但沒給他具體的方法，給了他原則，但沒給他“當下此刻”該怎麽辦的藝術。既反對流行的這一切又要與它們並不“我死你活”地矛盾下去？如何在險象環生的逆境中“重新開局”？隻有這種智慧才能救得了他。這是任何時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學或思想都是為了養育這種智慧。

陽明一直尋找的也正是這種智慧。無論是兵家還是道家和釋家，現在百川匯海，萬法歸一，凝聚成一個也是所有的問題：怎樣將人的思維方式調整得既有效又正義？那些經傳注疏隻是從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尋各種角度和說法，有什麽真切的指導人生的意義？那些智慧經過長時間無智慧的解釋已經蛻化為習慣。

“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他此時感到了講玄虛空寂的釋、道兩家在麵臨尖銳的生還是死以及如何生與死時，幾乎全無用處。他現在開始拈出後來心學普度眾生的修養法門了：“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尋找無念頭狀態；助，是人為地“拔苗助長”。王氏本人區別於其後徒的一個“指標”是王始終堅持“事上練”。找“忘”是坐枯禪。既要在事上練，還不能墮入纏執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麽事成什麽人的問題，而是在做事中體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遺忘了存在，也不能在體悟存在時反對做事，不會做事，敗事。用他的話說即“踐形乃無虧”。在這個意義上，他主張：

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

無為氣所役，無為物所疑。

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