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喉處著刀

他出的各科題目都很大膽。如首場“四書文”（即決定考生命運的八股文）問的居然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是絕對符合儒學原教旨而不對聖上心思的問題。當年孔子就因堅持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則而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周遊列國而無可行其道之君，最後以終身不仕為代價。孟子強調得最厲害，幾乎是不遺餘力地狙擊那些不講道義、苟取富貴、以妾婦之道事君的無恥之徒。“不可則止”正包含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氣節。

這個命題在大一統家產製君主專製體製中，是相當犯忌的。因為“不可則止”，包含著士子對君主“道不同不相與謀”的獨立立場。朱元璋大罵孟子，先毀後刪改《孟子》就因為他要打擊孟子的這種“革命”傾向。若朱元璋看見王陽明這樣出題非殺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著陽明，也是個事兒。或在明初洪武永樂“目灼灼似賊”時期，或在清兵入關生怕漢人不合作之際，王出這種哪壺不開提哪壺的題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個連他老子也要折進去的大黴。

另一題目也見陽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這是孟子之熱心腸一脈儒者信守的教義，但真普照士林、成為士風，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範仲淹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號召；張載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信條，都是傑出的體現，如春風化雨，廣澤人心。

陽明的心學就直承這一脈“仁者與萬物一體”論而來。以天下為己任，事事皆關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強調小我統一於大我的曆史責任感，是儒學留給中國人的寶貴精神遺產。陽明則是這一“生產線”上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巨大“變壓器”。這又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構成一種互補關係。其中的理論張力在於“天下”與“君國”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個同樣讓君主頭痛的主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隻是為民辦事的“公務員”。儒家這個“大同”學說到了清末、民國時代才大放異彩。王陽明還隻是講“我”與天下一體，不可能變成一種社會改造運動。

在“論”這一項中，他出的題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現在看來這是一個標準的心學論式，也就是說，陽明能提出心學並非龍場一悟時從天而降的，也是“養”出來的，經過了十年懷胎的漫長的孕育過程。

孔子開啟的中國文教傳統唯重教養，所謂中國的倫理本質主義是教育萬能論為其支持係統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培養君子的大學校。儒家諸教材的第一教育對象就是“人君”，為帝王師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過“教”國君來實現的，這個構想在漢武帝這個儒門學徒手中才變成現實。

理想和現實總存在著差距和矛盾，而人又應該朝著理想化的方向努力，那麽怎樣才能完成從現實到理想的轉變呢，隻有靠“養”——“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他頭腦中固有的，是其後天“養”出來的，“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

陽明的學生說這些保留在陽明兒子手中的四書文、策論範文，都是出於陽明的親筆：

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儉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誌**矣。入於私邪，則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

人君也許看不到這種大不敬的大實話，但有一批專門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著，科舉製度的程序是有複核參校這一環節的：

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背聖言則參，背王製則參，不背則否。

官司評騭，送科複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校。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

如果可以像這樣把君當“人”來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議而不犯忌諱的話，則說明當時的自由度要比我們依據文字獄檔得到的印象大得多。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鑒錄表”的“問”和“答”肯定是王寫的。“論”和“表”都是官牘中的常用文體，中國的行政係統主要靠文牘流通來支撐，科考是選拔幹部，故這兩項是必考的。但首場是經義，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則其論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論”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擬”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語氣，內容還是就“現實”發表意見。陽明這道“表”的指導思想是如何全麵“治理整頓”，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改變“名器太濫”，清理“牧羊人”隊伍。國家設官是為了治民，但曆朝政治的難點和問題的爆發點都出在官身上。這好像刷子本是刷鍋的，但刷不了幾次，刷子就比鍋還要髒了。

最體現陽明心思的問題是：“誌伊尹之所誌，學顏子之所學。”這是王自己內心的兩極，外在欲求對於書生來說就是當宰相，內聖的楷模是顏回。王擬的答卷也見心學路數：“求古人之誌者，必將先自求其誌，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這與我們熟悉的“欲為革命文先為革命人”是同一邏輯。

最後一個問題的設置顯示了他與當時的流行做法的“緊張”關係。他先亮明自己的觀點：“明於當世之務者，唯豪傑為然。”然後筆鋒一轉，指責“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意指這種做法是選拔不出豪傑來的，但又馬上表明自己是要選拔豪傑的，所以讓你們“備論當世之務”，如何削減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賦稅？更有幾乎是出格的問題：現在藩王滿天下，消費極大，國家幾乎養不起了，他們還將發展到尾大不掉鬧事的地步，怎麽處置？軍隊遍海內而日耗甚大，怎麽辦？各種自然災害造成大量流民，怎麽拯救？社會治安混亂，“獄訟煩滋，流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權貴世家兼並土地，為害鄉裏，人情怨苦，怎麽製裁他們？邊境不寧，怎麽對付那些戎和胡？

他幾乎把當時主要的急務都擺出來了，他認為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稅賦，南軍北用北軍南用，征調運輸糧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隻是滿腦袋權錢經！怎麽辦？千言萬語是得找出好官來，但國家“名器已濫”！

出個把真才也得被官場這個銷金窟給磨滅了。

按世俗標準，他算一帆風順，年輕輕的進士及第，剛入仕途也談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卻在邊緣空耗時光，他內心的苦悶與其才華成正比。他雖然慶幸能來夫子之鄉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憤難舒了。現存他《山東詩六首》，既痛“濁世將焉窮”“下愚竟難曉”，更恨“我才不救時，匡扶誌空大”。現實對於他來說是個“網”——“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

嗚呼，這位讓舉子作賈誼式《平安策》的考官，內心深處卻懷揣著悲傷的《（左服右鳥）鳥賦》。

賈誼和晁錯是他這次主考時屢屢提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