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友之道

明製規定鄉試開場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場，幾天之後放牌。陽明又去登了泰山，觀了東海，忽而與天地交融心騖八極，忽而突發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這個九月，他被調到兵部武選清吏司，還是個主事，從六品。看來，鋒芒畢露的主考工作，顯然未能讓他榮升驟起，在敢於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間他的聲音還不夠驚天動地，也缺少有效的傳播機製，他的“宰相經”沒有一炮打響。事實上能夠瞅準機會一露崢嶸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著某種勢力，或者在官場上正好迎合或滿足了某種需要的人。王陽明這種放橫炮的做法注定難以加入主流。

兵部在承天之門的東邊，宗人府的後麵，一溜兒麵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搶眼之處並不在於它掌管著國防，而在於它選拔“上馬定乾坤”之武將。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武官的總額又比文官大得多。隻要能管上“官”，這個衙門就“靈”。

武選司，是兵部第一司，實權挺大的，掌管武官的選升、襲替、功賞之事，相當於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場經來說，陽明由刑部調到這裏是進了半步。山東歸來，他感到了培養學生的重要，根據明製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規定他暫時無升遷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著，不能升官，就做教師吧，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師。他才三十四歲，便開門授徒了。

翻閱《明史》，幾乎每個大僚都有徒弟，學派成了門閥的一種。王現在還屈沉下僚，不能引薦學生在仕途上走捷徑。他雖辭章、兵道、仙佛無不涉獵，在儒學本門下的功夫更多，但還沒到獨立成家的地步。他接收徒弟的原因是世風及士風讓他產生危機感和緊迫感。他這樣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時代精神”：既有西漢末的懦弱又橫添蠻悍之風；既有東漢末的徼激又雜染隨風倒的習氣；既有晉朝的虛薄又混合著庸俗瑣碎的心計；既有唐朝的**又夾纏著鄙吝的市儈作風。簡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現實之邪惡的大染缸。無人再致力“身心之學”。學術關乎士品，士品關乎世風。再不講究身心之學，聖學將被遺棄。

他本人的切身體會是師友之道直接作用於知情意，能直接獲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動，能找到一種從書本中找不到的“感覺”。他從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訪師友，尋覓知音，自感“受用”大於閉門讀書。

尋找師友是為了建立起與官場相抗衡的“道場”，建立起一種順我心誌的“社會關係”係統。交際是人生的重要內容，儒家的五倫有“友”這一倫。像李贄、譚嗣同這樣的“叛逆”則尤重此一倫，以為唯朋友一倫最見人道平等，且是以智力性情的相通為基礎的自由關係。

他倡身心之學，是內學而非外學，是一種道德修養，適合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礪，彼此以偉人的標準相互要求，交流心得體會。他的出發點是相當高尚的，無非是想與更多的人一起成聖。然而同僚便不免以為他是在標新立異、邀取名聲。隻有與之質量對等的湛甘泉，覺得這才是正經大事，與他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陽明與甘泉的相遇無論如何是一個“事件”。對於明代的思想界來說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對於陽明本人的思想發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從學於廣東老鄉陳白沙。陳是新會人，陳曾從吳與弼學習半年，後回老家閉門讀書，築陽春台靜坐其中，數年足不出戶。陽明築室陽明洞也是這個意思，都有點兒禪風道意。這二氏之學，自中唐以後幾乎成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與陽明的最大區別是甘泉以誌顏回之學為主，陽明以誌伊尹之誌為主。甘泉本不想去參加科舉，奉母命，入南京國子監，弘治十八年參加會試，考官楊廷和等人說這個卷子肯定是陳白沙的學生做的，拆開糊名處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選為庶吉士。當時，陽明是兵部武選司主事，也在北京，倆人“同構”遂一見大相契悅。

陽明對人說：“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

甘泉對人說：“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

陽明時年三十四歲，所謂從宦三十年，是從跟著他父親旅居京華算起。當時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東陽）、文學名家如前七子等，陽明可謂閱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敬佩，因為他們的聖人氣象不足，隻是明星而非聖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後，陽明這樣總結湛甘泉的“意義”：湛是真正體現聖人之學的典範，是今日之顏回，因為他唯求“自得”。

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從已成了口耳之學的八股化了的朱子理學中突圍出來，另創一種究心性命的身心之學。他們認為已經時文化、八股化的理學，看似平正、周到，近乎聖學，實際上卻是依門傍戶、俯仰隨人的鄉願。“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矛頭當然也隻能是暗指朱學（非朱子）。陽明認為朱學已是今日之“大患”。（《別湛甘泉序》）

甘泉則這樣概括王的思想曆程：“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這是對陽明曆程的權威總結。現在陽明要來一起講求身心之學、自得之學了。用陽明的話說：“而後吾之誌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別湛甘泉序》）

孔夫子辦學的特點是造成一種“場”，讓學生們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啟發點撥隻是引路確定高度，他確定的師友之道就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陽明和湛甘泉都以為他們的相會和講論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換了皇帝了。靜養身心之學的大氣候一去不複返了。陽明也有機會從邊緣走向中心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奸黨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