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予外相求無有是處

紙上談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會試失敗後，他在“隨世就辭章之學”的同時，再度燃起對兵學的熱情。現存陽明“批評”《武經》的評語不見什麽精深的學問，也談不上什麽了不起的洞見。陽明讀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評的卻不是什麽罕見的秘籍，隻是宋代編輯的《武經七書》，所收均是公認的兵學精華：《孫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吳子》《三略》《唐李問對》。南宋高宗時，曾指定《武經七書》為選拔將領考試的必讀書，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陽明一旦染指就“沉浸”其間，這是性格使然之事。

即使不當軍事家，單為當哲學家，也該學習中國的兵學。其中的智慧最見中國人的學中之“術”。兵、農、醫學是中國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體係中的“工程技術”層麵的實學了。而且，“亂世喜談兵”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

打仗不能靠《論語》，《論語》講的是正道。戰爭須用詭道。

他的批評可分兩類：一是驗證聖學之不誤，屬於理論性的總結。一是實踐性技術性的領會，即徐光啟所謂“實用固彰彰不誣”的“術”。但無論是學還是術，都有“心學”味兒，都是尋找切合我心的讀後感。

《司馬法》對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這有他後來真領兵打仗時講究行伍管理、軍禮建置為證。但他此時（評點時）隻對《司馬法》體現了他認同的儒學要點處感興趣，隻對第二篇《天子之義》作了撮要式的發揮性的議論：

先之以教民，至誓師用兵之時，猶必以禮與法相表裏，文與武相左右，即“賞罰且設而不用”，直歸之“克讓克和”，此真天子之義，能取法天地而觀乎先聖者也。

這種評法有心學的王者氣概。不是“教授”體，更無講章氣，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雖有才氣但尚盤旋於原著下作發揮。而是一種政治家既吸收前人營養又後出轉精層樓更上的理論總結。用“儒”釋“兵”，恰到好處，倘將兵者都如此行事，則生靈有幸。司馬驤苴在本篇中講了許多切合實用的規定，比《孫子》具體，但陽明隻抓住這個“綱”，既不違背原意，又切合己意。

王不是來做學問的。王是“拿來”為我所用的。“行”重於“知”，“知”為了“行”，是王一以貫之的特征。

他對《李衛公問答》（即《唐李問對》）不以為意，隻對下卷作了一句評論：“李靖一書，總之祖孫、吳而未盡其妙，然以當孫、吳注腳亦可。”對《尉繚子》的評價是“通卷論形勢而已”。總共沒有二百字，隻就“將理”重審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說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對“戰術”什麽的均未作評論，就“兵教”發揮了幾句：“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兵之用奇，全從教習中來。若平居教習不素，一旦有急，驅之赴敵，有聞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決勝乎？”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員的著眼點了。

他談的最多的是《孫子》。對孫子“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很有感觸，“此中校量計劃，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謂‘因利製權’，‘不可先傳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幾”，又要充分臨場發揮。這是心學總術！也是他解讀《孫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謀第三》的評語，在作了貫穿性理解後，歸到“‘全’之一字，爭勝天下。‘上兵伐謀’，第（隻是）校之以計而製勝之道而已”。兵道的總原則就是：誤人而不誤於人，致人而不致於人。靠什麽？就是靠萬全的謀略。還有《軍爭第七》的評語亦見心學受益於兵學、老子《道德經》的痕跡：“善戰不戰，故於軍爭之中，寓不爭之妙。‘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懸權（秤砣）而動’；而必申之以避銳擊惰；‘以治’‘以靜’‘無要’‘無擊’‘勿向’‘勿逆’等語，所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者，審也。’”

後來的王學簡言之就是：在製敵時是兵道，在克己時是儒術。陽明後來成雄靠兵道，成聖靠儒學。他自我總結是將兩者合為一體時才算成功。這也是他努力要解決朱子將理與心分為二這一關鍵問題的肯綮之所在。此一節，既是王學的秘密之所在，也是王學的特色之所在。章太炎在《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一文中的意見可資參考：“程、朱、陸、王互相爭軋，其實各有各的用處。陽明學說言而即行，適於用兵；朱子一派自然淺薄，但是當地方官做做紳士，卻很有用；程明道、陳白沙於兩派都不同，氣象好像老、莊，於為君很適當。這三派異地皆敗。以陽明學說去行政，就成了專製；以朱子學說去用兵，就有猶豫不決的弊病；以明道、白沙兩學說去做地方官和紳士，就覺得大而無當。”“陽明自幼就喜歡談兵，性情應機立斷，就成了這樣的學說。”

“平生無一濟安策，臨危一死報君王”的丹心之士多了去了，能料敵製勝還需要“意術”。陽明的紙上談兵是紙上談“心”，其呼籲“誠身”“誠意”“隻一個真誠惻怛”的心學之本已經呼之欲出了。“苟利國家，生死以之”是曆代誌士仁人共奉的格言。

他現在雖無心學之名，卻有了和後來一致的心學方法了，譬如“化約法”“意會法”。這在紙上談兵時顯得簡易直接，輕鬆漂亮，他的讀法就像伯樂相馬“略其斑黃，取其飄逸”。如用“攬英雄”三字概括《三略》大義。這，除了是心學之“英雄萬能論”的體現，還透露出他後來廣招門徒實乃“務攬英雄”的心跡。譬如為羅致王龍溪，讓人去跟他賭博。龍溪問：腐儒會玩兒這個？那人說我老師天天玩這個。龍溪遂見陽明，後來果然光大了陽明學。

化約對象時是體現化約者的心理軌跡的，這大概是中國特色的闡釋學原理吧。“意會法”則像詩學審美法了。他讀《文韜·文師》隻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語，而韜之大義，已自了然。”

“嘿嘿昧昧”在原文的意思是韜光養晦，暗中準備，這樣才能“其光必遠”。陽明把“韜略”歸結為韜晦、陰謀，應該說勾出了其中“玄”意，的確一語破的。

他嘲笑《龍韜·兵征》的“‘望氣’之說，雖是鑿鑿，終屬英雄欺人”。他對《龍韜·農器》很重視，詳加評說：“古者寓兵於農，正是此意。無事則吾兵即吾農，有事則吾農即吾兵，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而不令敵人得窺我虛實，此所以百戰百勝。”

他對《吳子》的評語隻有一段，但極見陽明的心誌：

彼孫子兵法較吳豈不深遠，而實用則難言矣。想孫子特有意著書成名，而吳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陽明的取向是吳子式的，他決意不走“著書成名”之路，他要在“行事”上做出實際效果。所以，他強調重行，絕非說教或空談，梁啟超說王陽明在重實踐上是顏李學派的先聲。

儒家奉行和平主義，孟子恥言齊桓晉文之事。荀子談兵，受後儒譏評。社會越來越複雜，單靠拒絕的態度純是迂腐。“兵者，撥亂之神”的說法被人接收，以暴止暴，幾成共識。陽明說孔子已言兵。唐甄說“兵者，國之大事，君子之急務也”（《潛書·全學》）。但單靠陰謀必成強盜世界。問題又回到了心學的命題：誌者，帥也。同樣一件事，有伊尹之誌則可，無伊尹之誌則篡。

陽明恰恰正有伊尹之誌。然而，現在他隻能“每遇賓宴，嚐聚果核列陣為戲”（《年譜》）。知之者，知其有遠誌，不知者還以為他有精神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