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體道

他遇上的文學總形勢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楊之台閣體的複古思潮。台閣體的最後遺響是李東陽，他是王陽明、李夢陽、何景明這一茬人的宰相。李東陽“為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稱善”，遂“入閣專典誥敕”，不到三年就成了文淵閣大學士。這大概是文人從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門，是李白、龔自珍這一路業餘宰相夢寐以求的道路。“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明史》本傳）

東陽已有點兒求變之聲，論詩多附和嚴羽，自然還端著講究形式的台閣大架子。夢陽譏笑他太“萎弱”，夢陽以他特有的囂張氣質，位卑言高，勇於當“黑馬”，拉起杆子來大幹。與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朱應登、顧磷、鄭善夫、陳沂等號“十才子”，又與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李為領袖。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學好漢，除了夢陽比陽明小一歲，別人都比陽明小五歲以上。中舉中進士的年頭也相若，夢陽與陽明是同年舉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陽明小十一歲，中進士隻比陽明晚一科。無論是李還是何，都沒有直接說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兩句話是《明史》作者對他們文學宗旨的概括。他們顯然是在以複古求解放，想從形式主義的天地中找回文學的真氣，但他們陷入另一種“情寡詞工”的摹擬田地。

總想與人不同出奇製勝的青年陽明，加入李、何一路，還是全力以赴的。黃綰在“王氏行狀”中說：“日事案牘（做好本職工作），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王華）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複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這個肺病糾纏了他一生，並要了他的命。）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遂與李、何諸公“以才名爭馳騁”。雖然還沒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專門來找他作序記的四方之士。如高平縣縣令楊明甫請王為其新編的《高平縣誌》作序，而且是專“走京師請予序”。

現在的陽明全集中，序，算得上單文的大宗。給別人詩文集作序，還有一些送贈序記，都寫得有特點、有優點，古樸靈動。公平地說，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寫得好。不僅詞工而且義高情腴，還活潑清新，最不可及的是尤多體道慕德之語。他已被朋友視為“粹於道”者。

他當然也有足夠多的文人雅趣，與朋友同誌四時賞景，唱和聯句，但他已經“玩”不起來了，他證道體道的情緒大大壓過了自得其樂的文人習性。一次，重陽節過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開且衰”，他們的雅集幾乎變成了“新亭對泣”：“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為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托辭於觴詠，而沉痛惋悒，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對菊聯句序》）

據錢德洪說：“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這與黃綰的說法都有不盡不實之處。黃雖也是王的學生，但與王年相當官相若，後來又變革師說，此處微含貶義。錢則為神化教主，高大導師，而故作偉詞。其實，陽明是心急失望，中了進士，政局不可為；入了文學圈，也不過如此。最致命的失望還是找不到成聖之路。

《傳習錄》（上）有這樣一段話，包含著他對泛濫詞章的悔意，也是修煉心意的緊要節目：

種樹者必先培其根。種德者必先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好皆然。……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枝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誌貴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