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可以學而至

他現在既相信並向往於謙那樣的功名、有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欲望、熱心兵事，又想長生不死，從而迷戀道教，更想著他的“第一等事”，想成為聖賢。此時他還不能很好地融合這三者關係，隻是忽而以此為主忽而以彼為主。“不羈”的性格決定了他不是那種可以在“理窟”中沉溺的拘拘小儒。

這樣，十八歲這年他與名儒婁諒的會麵就成了重要“事件”。他領著夫人回餘姚，坐船過廣信（今上饒），他特意下船專程去拜訪了婁諒。婁諒是明初著名理學家吳與弼的學生，吳是以朱學為正宗的，也有點兒心學傾向，婁氏亦然。婁氏向王講了“聖人必可學而至”的道理。這其實是儒學的通則，無論理學還是心學都篤信不疑的學而致聖的原理。隻因此刻正搔著陽明的癢處，再加上會談時的“情感場”移人性情的作用，直接聽能感受到簡易明晰的感性的思路，從而萌發出“遂深契之”這一人生信念：隻要通過“學”能成聖，那我肯定能成功。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卷二中明確地說：王的姚江之學，婁發其端也。婁反對“舉子學”，倡導“身心學”，議論雖主程朱居敬之旨，卻深深地潛行著周濂溪、程明道之學，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學的一個有力的來源。婁的同門胡敬齋曾譏笑婁近似陳白沙的浪漫主義。所謂婁發姚江之端，其實是婁契合了王的“浪漫”心誌，是那個“道”本身決定了他倆對跑道的選擇。

即使婁諒不算王學的發端，陽明心學也不是空穴來風。康齋的另一學生謝西山就曾提出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康齋就講究身體力行，隻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

婁諒向陽明講得更多的還是“宋儒的格物之學”“居敬功夫”。陽明過去是個活潑詼諧、愛開玩笑的人，別過婁諒後，變得“端坐省言”起來。他的從弟、妹婿覺得奇怪，他說：“吾昔日放逸，今知過矣。”

弘治三年，王華喪父回到老家餘姚，監督著子弟們講析經義，準備應舉考試。陽明則白天隨眾學習舉子業，晚上搜取“經史子集”讀之，常常讀到深夜。從弟、妹婿們見他文字日進，愧歎弗如，後來總結說：“彼已遊心舉業外矣，吾輩不及也！”（《年譜》）這也是老子說的“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

陽明一生都得力於這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