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因於心

十七歲這一年，他帶著怎樣才能成為聖賢這個深深的拷問和年輕人易有的熱切與搖擺，告別了京城，回到山陰。

這裏有他的“百草園”，有他的“三味書屋”，有凝聚著他頑皮淘氣的種種“文化遺址”，唯獨沒有了他的母親，他的母親鄭氏四年前就去世了。他在京聞噩耗自然哭得痛不欲生，但隻有回到家才深切“直覺”到母親已不在人間！沒有媽媽的家越大越空**。因父親中了狀元而大事增建的“家”，此刻對陽明成了殘酷的嘲弄：外在的東西到底有什麽用？這些人工的東西與我心何幹？人為什麽說死就死了呢？

他直覺到生與死之間的距離不過相隔一張紙，生與死之間的過程簡略得亦在呼吸之間。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什麽？他陷入了這種情意癡迷的思考，不同於亞裏士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與朱熹式的理學、鄭玄式的漢學均大不相同。這個切切實實的生命困惑，醞釀了陽明衝擊漢學宋學的契機：支撐王學體係的根本情緒，便是這股探底求究竟的“生命意識”。

這種生命意識的淺近境界就是追求長生不死。他開始迷戀養生之道。顯然，人死了就什麽也不是了。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如何長生久視。因此，他終身修煉，有筆記說他吃砒霜，臉都是綠的。他後來好幾次和學生說“吾亦自幼篤誌二氏”，有時候修煉得有所得時還覺得“儒者為不足學”。最後說這是“錯用了三十年氣力”。

他這次回來是完婚的。陽明的嶽父諸介庵是餘姚人，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與王華“金石相契”。在陽明還是個嬉笑無方的小孩時，諸介庵到王家串門兒，非常賞識活潑的小陽明，慨然允諾將女兒許配給他。到了今年，他已十七歲，可以完婚了，按大家族的禮數，他要親自到南昌去迎娶夫人諸氏。

然而，新婚合巹之日，他卻閑行入一個叫“鐵柱宮”的道觀，見一道士趺坐一榻，遂即問訊，那個道士原來懂養生之術，陽明遂有千裏遇名師之感，坐下來傾聽，繼之，相與問答。陽明憑著“體悟”，道士憑著學問，倆人談鋒均健，甚為相得，不知天之既黑，居然忘了他的洞房花燭夜。陽明的率性，一旦傾心遂物我兩忘的“癡”性，油然可見。他又與道士談到東方既白。直到嶽父派人員從這裏找到他。

這一年，比修煉養生和結婚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觸因於心學了，表現在他練習書法大有進步，《年譜》載：“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這隻說明他下手狠，癡心力猛，書法大進的原因卻在於從書法的練習中體會到了“擬形於心”的方法。有的學者因此說這一年是他心學的開始則稍顯果斷。因為《年譜》是追述出來的，陽明下麵的話肯定不是十七歲這年說的：

先生嚐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程）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隻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隻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嚐示學者”是後來的事，“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更是後來的事。他今年就能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了嗎？就算是有點兒體會，也還沒有讀明道的書，沒有總結出“隻在心上學”的原理吧。但是這一年畢竟書法大進，畢竟觸因於“擬形於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