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學校任教

一九五九年在杭州大學畢業，林正秋留校在曆史係當助教。

那個時期，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所學專業也被組織上“調整”去進修俄語。學成後，安排在杭大曆史係教俄文。說來湊巧，原在溫州一中讀書時的徐規老師正好也調回浙師院。二校（浙師院與杭大）合並後，正在杭州大學曆史係教書，與林正秋不期而遇。

初次見麵，他就與徐老師聊起自己當年在溫州讀書時的經曆，以及對徐先生的仰慕。鄉音、鄉親與誌同道合，林與徐規由師生關係，進而，有了同仁之誼。

在史學專業上，他們有著共同的誌趣，似有“他鄉遇知故”之感。

徐規老師（下稱“徐”）雖說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評為副教授，生活相當簡樸，一個人住在杭大教職工宿舍的一個單間，與家人分居二地，兩邊開銷，日子過得較為緊湊。

說到徐規的經曆，這是林正秋與徐老師若幹年來的交往才知道的。

抗戰時期，浙江大學由省城杭州遷到浙南的一個小城龍泉。

一九三九年，時年十九歲的徐規考入浙大龍泉分校曆史係。

一九四三年，徐規的畢業論文《李燾年表》獲得全國大學生論文優等獎，被時任校長竺可楨一眼看中，進入浙大研究生院，師從宋史專家陳樂素（注1）。

畢業後，徐一直在浙大曆史係以教書為業，平時很少回平陽老家。

徐老師出生在溫州平陽縣的一個大戶人家，老家擁有祖傳房地產。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運動”中，需要劃分每個人的階級出生或家庭成份（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或下中農與貧下中農）。按政策規定，徐規不能劃為“地主成份”，大家有目共睹，徐老師在浙大讀書，畢業後依靠教書為生，隻能算作“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份隻是一名大學教師。在當時形勢下，徐家祖傳的房地產被莫名其妙的按到夫人名下。隨之而來的是“地主分子”這頂大帽子也扣在夫人頭上。由此，徐夫人及小孩隻能在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那些日子，徐規老師獨自居住在杭大宿舍（注2）。

有一次，林正秋去看望徐老師，隻見老師自己燒了一碗湯麵，桌上沒有小菜，隻擺著一壺老酒，一小碟花生米，一個人以麵條與花生米下酒，自斟自飲，似有借酒澆愁，排遣孤獨之意。林正秋知道，徐老師除了書籍以外，幾乎沒有什麽特別嗜好。

林看在眼裏，記在心上。每次去探望老師，總要帶上些花生米或別的什麽下酒小菜。

師生二人，一長一少，對酌小飲，海闊天空的聊天。不久，就成為忘年交。

徐規是一個宋史專家，編撰過不少文史論著，尤其是對典籍《建炎以來朝野雜事》的注釋，可說知識淵博，貫通古今。當然，在與徐老師交談中，令林在史學研究上受益非淺。

八十年代以後，徐夫人被落實政策，從溫州回到杭州家裏。

師母早就知道，多年以來，徐老師的生活得到一名同事的照顧，非常感激，特地為林帶來一壇師母親手釀製的好酒表示心意，此乃後話不提。

到杭大附中教書

一九五六年，杭州寶石路幹部子弟小學升格為杭州第十四初級中學（下稱“十四初”），其實，當時十四初隻是一所小學“戴帽”初中班（注3），師資力量相當薄弱。

後來，十四初更名為杭州大學附屬中學（下稱“附中”）。

一九六二年，杭大正式接管該校，為了加強“附中”師資陣容，從曆史係抽調了幾名青年教師去充實附中力量，林正秋名列其中（注4）。

當時杭州大學在杭州的城西，這一帶學校、文化機構、科研單位相對集中的三條馬路，被人們命名為，文一路、文二路、文三路。

文革時，這三條道路分別更名為“學工路、學農路、學軍路”，應對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知識分子要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解放軍再教育的號召。

杭大附中正好在文三路上，由此，更名為“學軍中學”(注5）。

說到將近十八年的學軍中學曆史教師生涯，林不無感慨地說道：“那時，每周課時多達十六節，有幾個學期還要兼任班主任，哪有時間去從事史學研究？不過，我倒是有個辦法，每年新學期剛開始時，就與排課的領導商量，將課時集中在每周的幾天內上掉。每星期留下一至二天時間’泡’圖書館。”

到了寒暑假，除了回溫州探親以外，幾乎全部時間化費在圖書館裏閱讀或寫作。

那段時間（文革前），林正秋開始到杭州孤山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係統地閱讀館藏的珍貴典籍，特別是《臨安三誌》（《乾道臨安誌》、《淳佑臨安誌》、《鹹淳臨安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可說是一字一句的閱讀。這些古籍向人們展示了南宋時期杭州的政經、農業與手工業生產，市井習俗，方方麵麵的社會生活畫麵，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一九六四年，林正秋與一位大學時的同學，施茂銘合作，翻譯了一本俄語書，叫做《穆爾和他的烏托邦》，講的是一群年青人在一個孤島上建立了烏托邦式社會主義國家，書中寫了這些人遭遇到的種種經曆。這本俄語譯作，也為他大學畢業後，被組織上調整去進修俄語做了注釋。此書被編進吳晗主編《外國曆史小叢書》，由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四年出版。

文革時期

文革開始（1966）後，有一次，學校工宣隊長（注6）將林正秋叫去談話。

隊長說：“你說的‘理想社會主義’在一個島上，是不是暗指台灣島？”

林說：“這是一本翻譯小說，原作者是蘇聯人，烏托邦社會在一個島上，與台灣又有什麽關係？我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父母生活艱難，依靠國家的助學金才能讀完大學。自幼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成長，怎麽會同情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呢？”

工宣隊長見辯不過他，隻好說：“你不是同情國民黨，至少，也是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修正主義分子。”

林又說：“我從小隻知道聽黨的話，不知道黨內有二個司令部。”

工宣隊長被說得啞口無言，隻得說：“不來跟你們這些修正主義分子談了。”

幸好工宣隊政委是個好人，安慰他說：“別去理那個人，專門扣帽子，打棍子，嚇唬別人。”聽了政委的話，他才如釋重負，說道：“文革時，總算逃到一劫。”

注釋：（注1）陳樂素（1902-1990），廣東新會縣棠下鎮人（今江門市新會區），1918年留日，明治大學政經科畢業。1952年任教浙江師範學院，1956年加入中共。文革後回杭州大學，恢複教席，著有《求是集》、《宋史藝文誌考證》、《宋元文史研究》、《援安史學論著選》等（摘自網絡）。

（注2）文革時期，徐規一家備受衝擊，長子徐存平在原籍平陽沿江公社新蘭村（今蒼南龍港鎮新蘭村）插隊；次子徐存陽赴黑龍江農村插隊；長女徐楚嫁在福建南平；次女徐楚江隻讀到初中畢業。夫人陳蓮生在溫州一家搬運公司打工，一家人可說四分五裂（摘自《溫州通史編纂通訊》2017年休刊號）。

（注3）“小學戴帽初中班”是在小學的基礎上增設初中甚至高中，有點類似給人戴了個帽子，所以叫“戴帽初中班”，它是改革開放前，城郊結合部與農村教育特有的現象，目的是為解決農民與居民子女就近上學的問題（摘自網絡）。

（注4）1952年浙江師範學院成立，重建曆史係。1954年夏，徐規重返高校教壇，任職浙師院曆史係。1958年，浙師院與新成立的杭州大學合並，更名杭州大學，徐規成為曆史係教師。

（注5）杭州學軍中學，省一級重點中學，始建於1956年，初名杭州市第十四初級中學，先後更名為浙江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杭州大學附屬中學，1970年采用現名。1978年評為省首批重點中學，截至2013年9月，有西溪和紫金港兩個校區（摘自網絡）。

（注6）工宣隊是文革期間“工人毛思想宣傳隊”簡稱，與執行相同任務的解放軍幹部、戰士組成的軍宣隊一起派往大、中、小學，組成毛思想宣傳隊，把大、中、小學管起來。《人民日報》社論《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有：“工宣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全部鬥、批、改任務，永遠領導學校。”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工宣隊、軍宣隊全部撤出學校（摘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