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青蔥歲月

前言

杭州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林正秋（下稱“林”）為杭州乃至浙江地方史研究與經濟建設做了許多工作，可以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的學術研究成果與杭州這座城市的改革開放進程息息相關，其教學與學術經曆，或許，可以窺探到人們致力於經濟建設與向文化科學進軍的一個側麵，一個人的足跡，可以佐證一個時代的進程，與眾不同的是，他把自己從事的學科與現代建設聯係起來，做成為公眾服務的工具，而備受各方關注。

有道是“作文先做人”，林教授走過的學術道路，或許，值得後輩引為楷模。

筆者多次采訪他，林侃侃而談，說了許多在學術與教學生涯中鮮為人知的故事以及自己的心聲。本書內容出處，除了筆者自己多次采訪林教授以外，還研讀了他的著述，參考了各地報刊訪問林後所寫的通訊報導，將他斷斷續續對記者的談話融進了本書。

在內容安排上，均在解釋裏注明了出處。

林說，除了教學以外，我對杭州城市史的研究，與文史創作應當發端於一九七八年的最初那幾篇論文《南宋杭州的城市經濟》（1978年2月）發表在《杭州大學學報》；

《五代十國時期的杭州》在《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3月）刊出；

另一篇論文《古代的杭州》刊載於《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12月），還有《南宋時期杭州的經濟文化》發表在《曆史研究》（1979年12月）上。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林正秋多次被評為杭州市優秀科技工作者、市級勞動模範和浙江省級勞動模範等，他的論文與著述無數次獲得省、市社科類著作的各種褒獎，成為杭州十大文化人物之一（見附錄），一直到今天（2021），在漫長的數十年執教與創作生涯中，編撰了三十餘部專著，數百篇論文，培養了成千上萬個學生。

大致上說，除了教學以外，學術成果可分為四大部分，一是對杭州史的研究；

二是對南宋都城的研究；

三是對旅遊文化的研究；

四是以史學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而為現代建設服務。

有研究認為，林正秋在一生的研究與創作活動中，敢為人先，潛心鑽研地方史，將史學研究應用於現代經濟建設，特別是為杭州史研究創立了十二個“第一”：

文革後，第一個顛覆了教課書上對南宋的定論；

第一個在內地大學曆史係創立地方史課程；

第一個提倡在杭州恢複“宋菜”；

第一個開設“旅遊文化課”；

第一個提出以本土文化為主導開發旅遊；

第一個在市民中普及南宋文化知識；

第一個提出開發南宋皇城遺址與禦街；

第一個以曆史文化為工具促進城市發展建設；

第一個提出開發杭州西溪旅遊文化；

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倡導恢複以宗教文化帶動的旅遊業；

第一個提出以愛情作為文化提升城市知名度與品位來吸引遊客；

第一個挖掘“宋酒文化”並應用於市場。

許多人未敢涉足的領地，他鬥膽嚐試進入，成為首個敢於吃螃蟹的人（注1）。

在實踐中，林正秋對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三個要求，即，“新、深、實用”。

“新”是指內容新，采用新發現、新史料、新觀點、新考古研究成果，而非人雲亦雲；

“深”，做學問一定要沉下去，探究其中的因果關係，對某些現象主張放在當時社會的政經、軍事、文化大背景下去思考，並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知其所以還要知其所以然。

“實用”，也就是古為今用，讓地方史研究直接應用於地方上的經濟建設。

他將自己的研究放在時代進程的大視野中，地方史與現代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為地方建設服務、為現代社會所用。他的研究成果難道不足以說明，改革開放以後，林與杭州這座曆史文化名城點點滴滴的發展與杭州的“申遺”成功不無關聯嗎？人們可以從本書中窺探到杭州的建設在改革開放後進程中的許多細節。

注釋：（注1）見《林正秋，一位公共學者》載《浙江故事》2017年浙江作家協會編。

（作者與林正秋教授在林的寓所2017）

第一章青蔥歲月

一九三六年仲秋，林正秋出生在浙江溫州鹿城區花柳塘一個店員的家庭，長輩給他取名“正秋”初衷，或許，正是表達了這樣一層意思。父親叫林錫華，一九一三年出生，讀過五、六年私塾，後到譚德華檸麻店當學徒，又到龐源順檸麻店打工。

一九五一年，檸麻店歇業，林錫華失業在家。從五一年到五八年這段漫長的歲月，錫華靠做水產流動小販謀生，日子過得相當艱辛。兒時的林正秋意識到，父親在外做工賺點辛苦錢，養家糊口相當艱難了，能夠供養自己進入溫州第六小學（今城南小學）讀書已經非常不容易，由此，學習特別用功，他想用優秀的成績來回報父母的付出。

小學畢業後，林正秋考入溫州第一中學（下稱“溫一中”）。

林說，我考取溫一中以後，見到父親為支撐這個家庭的生活，起早落夜，每天奔波，日漸消瘦。

林看在眼裏，放學後還要主動幫助父親到南大門經銷水產品。

他在學業與生活難於兼顧的情況下，隻得改為讀夜間班。那是班主任魏忠老師特批的，有一次問林正秋：“你改讀夜間班是父母意見，還是自己的主張？”

林回答說，這是我個人的想法。魏老師聽了，不覺說了一句：“你真懂事！”

溫一中的教導主任是徐規（注1），徐老師是溫州平陽人，原在浙江大學（下稱“浙大”）曆史係教書。一九四九年後，浙大緊縮編製，曆史係停辦，回到老家浙南，在溫州第一中學執教。雖說徐規是溫一中的教導主任，仍兼課為學生講授中國曆史。

徐規老師的課，深入淺出，將我國漫長的古代曆史文化講得有聲有色，東方曆史的曲折起伏，綿遠流長，讓每一位同學聽得津津有味。上了他的課，對林啟發很大，對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的曆史課成績在班裏總是名列前茅，被同學們推舉為曆史課代表。

初中快要畢業時，本來校方規定讀夜間班的學生不能報考高一級學校，幸好校長金嶸軒聽說了，說道：“這個學生（林正秋）家庭貧困，讀書要求迫切，成績好，給個特批吧。”

就這樣，初中畢業後林考進了溫州師範專科學校（下稱“溫師”），這所學校畢業生去向大多是當小學教師。畢業時（1956），適逢周總理提出“向科學進軍”號召，初級師範畢業生居然也被允許報考上一級師範學院。

林從初中開始就喜歡曆史課，順其自然，史學成了大學報考填寫的第一誌願。

讀書與留校教書

一九五六年，林正秋如願考上了浙江師範學院曆史係（下稱“浙師院”）。正當他打點行囊準備上學之時，家中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父親又失業了。

不言而喻，全家七個孩子中，林正秋當大，作為長子，有幫助父母分擔養家糊口之責。父母希望他能如同溫師別的畢業生一樣，離校後當小學教師，掙錢養家幫助弟妹。

幸好，有位鄰居聽說了，碰巧遇到林錫華，說道：“在我們這個大雜院裏，好不容易出了個大學生，你怎麽能將他叫回來呢？從前人家討飯也要供兒郞讀書考狀元，你總不至於到討飯的地步吧。況且，隻要考上了大學，生活費、學雜費國家全包了，你擔心什麽！”

鄰居的一席話，令父親醒悟：家裏再艱難，不能苦了孩子，自己熬熬省省，再艱難一點，也不能讓孩子受委屈，終於同意讓他繼續求學。

寫了《越王勾踐與奮發圖強》

林正秋知道自己的大學夢來之不易，學習特別努力，各門功課成績都相當優秀。

大二時，林對浙江鄉土曆史產生了興趣，寫了篇短文《越王勾踐與奮發圖強》，這是他寫的第一篇有關史學的論作，刊載在浙師院曆史係刊物《曆史學習》上。雖說沒有稿費，編輯部給的獎勵隻是一本小冊子《中國科技發明與科技人物論集》。

那篇文章的發表，對於林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鼓勵，以至於一直到今天（2020），這本小冊子依然珍藏在他的書櫥中。

了解一座城市，才能深入了解這個國家

到了大三，恰逢“大躍進”運動開始。浙江省京劇團要拍一部越王勾踐（注2）的戲，請了林及中文係的一名學生去指導。那時候大學生被視為“新知識分子”，老師則被叫作“舊教育製度下產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他給演員們講了勾踐的故事，然後讓他們表演一段看看，其中有個練習兵器的細節，演員拿出一個木頭風箱燒起爐火打兵器。他說：“這個錯了，不符合曆史。”

林告訴他們，木頭風箱基本上是在南宋以後出現的，到了明清時期才流行起來。二千多年前，鼓風都用皮囊——兩塊大木板往中間一壓，中間的孔能鼓出風的一種器物。

這是林第一次“說戲”，這次經曆讓他對史學的興趣更濃，也對自己更有信心。他覺得中國曆史涉及的範圍過於漫長浩瀚，隻有選定一個目標，將一段特定的曆史，或者，一個地區的曆史做專、做精、做透，才能避免泛泛空談。

他想從杭州史入手，了解一個城市的進程，才能更深入的了解一個國家。

成為“紅色信號報”主編

浙師院學生會辦了一個四開版的小刊物，叫做“紅色信號報”，每周一期。

多年以來，這家學生報的編輯大多由中文係學生選派與兼職。林喜歡寫寫稿子，進校不久，就成為該刊的曆史係通訊員，經常給刊物撰文，很快當上了這家小報的記者。隨著高年級校刊成員的離校，又成為編輯。當時學生報有六個編者，每三人輪流編一期。

畢業那年（1959），浙師院已經與杭州大學合並（注3），稱為杭州大學（下稱“杭大”）。林正秋成為杭大“紅色信號報”主編，同時兼任了學生會宣傳部長。

多年以來，這份刊物的編輯，大多是中文係同學的陣地，其它學係同學任主編的情況不多。林正秋由學生會刊物的通訊員、記者與編輯一直到主編。作為記者與編輯，給了年青的林正秋許多機會采訪當時的一些名師益友，既擴大了視野，也積累了經驗，同時磨練了筆杆子。其實，林在大學曆史係讀書時，就已經開始了地方史研究的習作。他的畢業論文（一九五九年）題目是《論於謙的愛國主義精神》，分析了於謙，一個杭州人在外敵入侵時，秉承的愛國精神，此文為他以後從事地方史研究埋下了伏筆。

二00七年十一月，《溫州都市報》的一位記者采訪他，問道：“您研究浙江鄉土曆史有五十年了，那麽，您是否涉及到溫州的鄉土曆史呢？”

林回答說：“有的，一九五八年我在讀大三時，學校組織學生下鄉勞動，我與一位同學回到老家，調查了溫州工人運動史。我們到溫州新華印刷廠等單位調研發現，溫州印刷工人運動是浙江印刷工人運動的源頭。在全省範圍內，溫州工人率先號召開展罷工，這個事件出現在當時的刊物上，我們找到了這段珍貴史料，也是溫州工人運動的光榮革命史。”(注4）

注釋：（注1）徐規（1920-2010），溫州平陽縣江南區半浦村，今蒼南縣龍港鎮新蘭村人，初名敏珠，後易名規，字仲規。1939年溫州中學畢業，同年秋考入浙江大學龍泉分校，畢業後留校。1949年浙大曆史係停辦，徐規返鄉任溫州中學曆史教員。1954年調到浙江師範學院；1958年浙江師範學院與杭州大學合並，在杭大曆史係任教，著有《仰素集》，校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編著《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李燾傳》、《宋史研究集刊》、《宋史補正叢書》等（摘自網絡）。

（注2）越王勾踐（約公元前520-465），原姓姒，古越國與中原語言不同，譯為勾踐。夏禹後裔，越王允常之子。越國國君為春秋五霸之一。勾踐即位後，在槜大敗吳軍。公元前494年，被吳軍擊敗於夫椒，被迫求和。三年後釋放回國，重用能臣，臥薪嚐膽，國力逐漸恢複。勾踐起兵伐吳，大敗吳師，成為春秋時最後一位霸主（摘自網絡）。

（注3）1952全國院係調整中，浙江大學文學院、理學院一部分、之江大學文理學院和浙江師範專科學校合並，建立浙江師範學院，1958年又與新建的杭州大學合並，定名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摘自網絡）。

（注4）《一位研究杭州的溫州學者》刊載於《溫州都市報》2007年11月5日”學人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