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忘，我是來義烏掙錢的

以前，我喜歡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

現在，我喜歡張雨生的《大海》。

以前買60元一台的錄音機放磁帶聽，現在在電腦上用酷狗聽。

我的未來不會是夢一場，這是一個草根男兒的信念。我糾結的貧困過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遠去。沒有太多的人會在意我的過去和未來，他們隻看我的現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記過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瑣的、丟人現眼的，它們都時常揪著我的心。

張雨生走了，而我活著，活在過去與現在。我現在要再一次回到過去，回到1998年時義烏的佛堂鎮，我在那裏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廠做雜工。所謂的雜工就是搬運工，將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幾個車間與倉庫間來回搬運。工資一般，每月560元，但這達到了我的要求——550元的月工資。

總算是安頓下來了，我舒了一口氣。接下來，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32元錢度過兩個月了。那時的義烏工廠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個規矩：進廠押一個月工資。也就是說，我要等幹滿兩個月後才能拿到工資。好在吃飯可以先領飯菜票然後在工資中扣。我後來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剛進廠的民工，身上都沒有多少錢的，有的身無分文，全靠在同一個廠的老鄉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沒有老鄉，一切隻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錢前都要細細算一下，這一元錢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盡量省。但這樣省還是不行，因為我每兩天還得買包一元的香煙。

前麵說過，我這輩子對煙的依賴性太大了，無可奈何。想來想去，我這些錢支持不了兩個月，後來我就幫別人洗衣服，五毛錢一件；幫別人跑腿買香煙，五毛錢一次；幫別人去食堂打飯打水，也是五毛錢一次……隻要能來錢，我啥都能替別人幹。我一次次地收起尊嚴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錢回家，這比什麽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時我想，隻要我離開了這個廠，離開了義烏，你們誰都不認識我。在這裏，尊嚴遠遠不如人民幣重要，二者我隻能選其一，因為我是來義烏掙錢的，不是來爭取人權的。

這個廠子裏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號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為多。各地來的人以“同鄉”為群體，經常性與其他群體發生摩擦，動不動就出手打架。

現在有個詞叫“低調”，那時的我不是低調，是根本不可能高調得起來。我的家鄉就我一人在這家廠子裏，我屬於“前不挨村後不著店”，無依無靠那類。我遇事隻能是能躲就躲，實在躲不過就裝。我隻想平安工作，順利拿工資。在這個指導思想下，我順利又安全地度過了五十多天。我沒事就看書，滿宿舍都是書，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來那麽多書？確實有，隻不過全是盜版的雜誌、小報，比如《知音》、《婚姻與家庭》、《故事會》等等，合訂本、單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發工資的日子，說不開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著手指算日期，能不開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1998年，我諸事不利，百般不順，這是我後來總結的一句話。我都在夾著尾巴做人了，但還是有鳥屎從天上掉落在我的頭上。

宿舍裏經常有人賭博，玩一種叫“詐金花”的撲克牌（現在網上也有，比較刺激，很多年輕人愛玩）。我沒錢，當然隻是偶爾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於是我走到他身後叫了一聲：“好牌！”其實我根本沒看到牌，原本隻是想拍下馬屁，沒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個K。

會玩“詐金花”的人都知道，這牌可不得了。其他幾家也不知道是沒牌跟，還是因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紛紛棄牌。事情就這麽簡單，誰知那位主管氣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沒人跟錢，氣得不行，轉過身來就惡狠狠地抽了我一個大嘴巴子，打得我雲裏霧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打完之後，鳥主管還不解氣，朝我罵道：“叫你多嘴，他們不跟，你給我錢啊！”我辯解說：“我剛從外麵進來，你的牌是蓋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媽還嘴硬！”主管又舉起手抽過來。這次我有防備，一轉身躲掉了。躲過第二巴掌之後，我轉身出了門。我知道此時此地我無道理可講，能做的隻能是躲，躲得遠遠的，撒尿也隔著他們三條江。

平白無故挨了一嘴巴的我，雖然怒火中燒，但也隻能作罷。原以為我作罷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與我主管敵對者）將這事告訴了廠長。廠長開了一張一百元的罰單給我主管（廠裏有規定，出手打人者罰款一百元）。這下我主管又惱了，他氣洶洶地找到我，要我給他一百元，理由是因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這叫什麽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說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現在的世界貿易，美國人說這是“遊戲規則”，全世界就得按這個“遊戲規則”玩，否則你就出局。

我當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鳥主管說：“我沒錢。”

主管跟我說：“沒錢我隨時叫你滾蛋，滾出這個廠，你信不信？”

我當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當真的來信。我珍惜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於是我說：“我現在真沒錢，過幾天發工資再給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騙老子，小心打爆你的頭！”主管丟下一句狠話，昂著頭走了。

幾天後，我拿到了來義烏四個多月後的第一筆工資，522元6角。因為差兩天不夠一個月，所以不是560元。按道理還要扣生活費的，我騙老板說家裏人生病急需錢用，生活費就等下個月一並扣好了，老板這才開恩。

這筆工資距我在單位上拿的最後一筆工資也有十幾個月了，多多少少內心還是有點兒激動。以前在單位上拿工資習慣了，每次發工資都顯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來領工資讓人的感覺如此美好。

現在，我自己每個月給員工們發工資了，因為親曆過，所以我從不拖欠員工一天工資，每月都讓財務很準時地發放工資，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時發放，必須事先張榜通知。

那天領了工資，我主動給了主管一百元，因為我不想惹事，我習慣了躲事。餘下的422元6角，我想都沒想就跑到郵局往家裏寄了四百。因為我有兩個月沒給家裏寄錢了，我必須寄，而且不能低於四百，這是我給自己定的標準。我自己在外邊苦一點兒沒關係，沒人認識，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鄰居，不能過得太苦，這個尊嚴是萬萬丟不得的。

我不能讓鄰居們在背後指著我老婆說，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掙不來錢，這樣老婆會抬不起頭來。我可以想象，當郵遞員一次次上門送匯款單時鄰居們投來的羨慕表情，那種幸福，老婆會知道，我也知道。

我原以為，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我會規規矩矩地在這個廠子裏幹活、拿工資，然後年底回家過年，但是，不順的事再次來臨。

這家工廠是內銷與外貿業務都做的，那段時間，工廠接了一個外貿大單，全廠加班加點地幹。做過外貿生意或是在外貿工廠待過的人都知道，外貿訂單在交貨時間上要求比較嚴，一般不會給你寬裕的時間去完成一個訂單，時間上很緊湊。

說句內心話，我很盼望工廠單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麽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資按小時算，兩塊五一小時，很劃算。對於我這麽一個很缺錢的年輕人來說，別說兩塊五，就算是一塊五我也樂意幹，反正晚上睡覺也睡不來錢，而且也無事可幹，很無聊。

一般來說，雜工下班是廠裏最遲的一批，因為我們要等工人們下班了，才能去車間把貨拉到倉庫去交給倉管。

倉庫總管陳師傅是老板的老爸，沒什麽文化，不過負責倉庫是把好手，事事俱細，生怕哪個倉管偷了他家東西，盯得很牢。那幾個倉管員被他盯得喘不過氣來，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罵。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義烏工廠，現在改觀了很多，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家族式工廠存在。因為這些工廠不想把企業做得多大，說白了就是賺點兒錢，賺多賺少沒目標。這樣的工廠風險小，很實用，也很實惠。義烏這片市場能成今天這麽大的氣候，與這些急功近利的工廠是分不開的。沒有成千上萬的小工廠為後盾，再大的國際商城也是一紙空談。急功近利者有利則圖，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圖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這兒聚了。先不管質量怎麽樣、工藝怎麽樣，人家便宜是明擺著的，你不要便宜貨，大有人要便宜貨，全世界畢竟還是窮人多。

事後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個倉管請病假了，讓陳師傅代管一下倉庫。我送貨去時比較遲，全廠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後一個。不是我想混時間多拿點兒加班費，確實是那天貨比較多，我整理了好長時間才弄完。

我拖著貨去倉庫時，門是關上的，我使勁敲了敲門，門才開。我沒想到陳師傅從裏麵走了出來，更沒想到他的表情很不自然，像是做賊的那種表情。我心想，整個廠都是你兒子的，你躲在裏麵有啥好偷的？這麽想著，我當然就不會懷疑陳師傅有何不軌行為了。當我拉著貨進入倉庫裏麵時，才發現有個女人的長發露在倉庫角落紙箱的後麵。

陳師傅發現我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趕緊用身體攔在了我的前麵，說：“亂看什麽？時間不早了，趕緊下貨回去睡覺吧。”我“哦”了一聲，就匆匆下完貨離開了。

我不笨，我能完完全全滴水不漏地猜到那是怎麽一回事兒，但我知道自己該如何去做，如何保持沉默。我還是那句實在話：我還想在這個廠繼續討生活。

過了兩天，廠裏出事了，一個江西的工人將老婆打得頭破血流住進了醫院。本來這事兒與我無關，事實上這事兒也確實與我無關，但是它就與我有關了，不說你們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老板把我叫到了辦公室裏，問我這兩天看到了什麽又說了什麽。我當然得說我什麽也沒看見什麽也沒說。老板說我很不老實。

我想了半天，也為了能留下來，鼓足勇氣實話實說了，希望能爭得老板的共識。我粗略地說了那天晚上倉庫的事，特別強調說隻看到了像女人頭發一樣黑乎乎的東西，不能確認就是個人躲在那裏。

老板問：“你真沒同別人說過此事？”

我說：“我連那是不是個人都沒敢確定，又怎麽能同別人說呢？”

老板還是不相信我的話，繼續問道：“你覺得那人是齊芳嗎？”我問誰是齊芳時，老板盯著我看了幾秒鍾沒有回答我。老板越是沉默不語，我心裏越是沒底，不知道他要出什麽牌，我能做的隻是等，等老板出牌。

我的心裏七上八下。

我的感覺稀裏糊塗。

老板想了又想，說：“你得走了，今天就離開。”

我問：“去哪？”

老板說：“隻要你離開廠子，去哪兒我管不著。”

我懵了……就為這讓我離廠？這種結局果真很強悍，強悍得讓人無語。

我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在廠裏幹，我喜歡這個廠。”

老板說：“那不行，這事兒沒得商量。”

我說：“我沒錢，我身無分文，您要我去哪兒啊？我出了這個大門將寸步難行。”

老板問：“前幾天不是剛發的工資嗎？”

我說：“家裏人病了，全匯回家了，這事兒您知道。”

老板看了我一眼，從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錢，放在辦公桌上，說：“拿去吧，抵你的工錢應該夠了。”

我央求老板說：“這事兒可不可以再考慮考慮？”

老板回答比喝口水的速度還快：“沒得商量。”

既然沒得商量，我隻好灰溜溜地準備滾蛋。那一刻，誰也讀不懂我眼裏的沮喪與無助。

當我轉身離去時，老板說：“小夥子，我相信你是無辜的，但是你要理解我。”我心裏罵了一聲，去你媽的假惺惺，我理解你，誰又來理解我、給我工作、給我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