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創新驅動新常態_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企業機會

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企業機會

林毅夫 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我談三個方麵的問題：第一，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新常態與中國有何不同？第二，中國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態勢如何？第三，在這種新常態下，中國企業有什麽機會？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新常態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以美歐為首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麵臨新常態，其特征是低增長、高失業、金融市場風險大、回報率低。

從增長率來看，美國當前GDP增長與金融危機前其長期增長率（3%左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而且，危機後一般會出現的7%~8%的增長反彈尚未出現。歐洲GDP增長率也遠低於危機前的3%。日本經濟自1991年以來持續低迷，即使推行了安倍經濟學，目前也未有大的起色。

失業率方麵的情況，美國是6.3%，與危機前相近，但在考慮勞動參與率的變化下，其實際失業率仍然達到10%。歐洲方麵，西班牙和希臘的失業率達到25%左右，法國和北歐的失業率也在10%以上。日本的失業率也超過5%，相比過去1%~2%的失業率，目前也處在高失業率的階段。

在低增長、高失業的狀態下，金融市場的風險往往會加大。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較好，因此在危機階段政府的救濟開支增加，同時由於經濟增長緩慢，政府的稅收收入增加有限，結果造成政府的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發達國家政府很難通過繼續擴大赤字來刺激經濟，隻能采取寬鬆的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利率刺激投資、鼓勵消費、降低政府的舉債成本。在低利率的環境下，過剩的流動性往往流向金融市場，造成資產泡沫，美國實體經濟尚未恢複，道瓊斯指數卻從危機前的13000點上漲到現在的17000點就是例子，這增大了金融風險。投資者知道泡沫的存在，任何信息都可能導致股票市場的大漲或大跌，投資風險很大，平均回報率也不高。

以上所提及的情況，很可能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新常態。之所以會成為新常態，是因為自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多年，發達國家和地區卻並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而金融危機往往來源於經濟中的結構性缺陷，需要通過改革來修正。發達國家和地區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原因是，推行結構性改革往往意味著降

低勞動力的工資和福利、金融機構的去杠杆化和財政赤字的減少。而在短期內這些政策會造成消費、投資及政府支出的下降，使得增長率進一步降低、失業率進一步高企，政治上不可行。

對於目前的發達國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過去的藥方也不可行。從曆史上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現了金融危機之後，通常IMF會向該國或該地區提供下述援助方案：①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競爭力；②通過貨幣貶值增強出口競爭力，擴大出口和就業，對衝結構性改革造成的經濟收縮；③向該國或該地區提供一筆資金用作短期過渡。但是，現在美歐日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結構類似，當一國貨幣貶值時，會出現競爭性貶值，最終每個國家均無法通過貨幣貶值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必要空間。

中國在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態勢

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相比改革開放以來年均9.8%的增長率將會降低，但到底會多低呢？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長率節節下滑，不過我認為近期增長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國崩潰論者所說的中國內部的體製原因。一個證據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磚國家從2010—2013年的經濟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國更大，而韓國、新加坡這些沒有明顯結構性問題的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也經曆了類似的下滑。

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能夠達到什麽樣的增長速度呢？一方麵，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有產業升級的空間，城市化率距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城市內部基礎設施、改善環境等方麵都需要加大投資，因而存在許多好的投資機會，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另一方麵，中國具備充足的投資能力。儲蓄率高達50%，政府負債占GDP比重低於50%，外匯儲備高達4萬億美元。這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其他發展中國家雖然也具有很多投資機會，但要麽財政上負債累累，要麽民間儲蓄不足，要麽缺少必要的外匯。在外需不足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通過啟動內需使得經濟增長率達到7.5%左右的目標。

從曆史經驗來看，自2008年開始，中國靠和發達國家產業、技術差距的後發優勢還擁有20年每年8%的增長潛力，但是增長潛力的實現需要一係列條件，包括投資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有足夠的投資資源

，以及在有效的市場前提下，政府在產業升級中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由於國外的新常態，外需相對較弱，因此中國經濟能夠實現的增長率應該比8%低。我認為2015年和“十三五”期間增長率在比較合適的區間內，就業狀況仍會比較好，而金融風險也是可控的。

新常態下中國企業的機會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還會以中高速增長，企業的機會很多，我主要談以下兩方麵：一是海外並購的機會；二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轉移的機會。

首先，我國目前的人均GDP僅6800美元，和美歐日發達國家人均GDP 4萬~5萬美元相比，我國的製造業和他們的製造業相比，在技術水平和附加價值上還有很大差距。由於新常態，這些國家許多製造業企業經營狀況不好，因此可以針對那些我國現在大量從發達國家進口的產品，通過海外並購把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產業引進來，在國內生產，滿足國內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並逐漸轉為出口。這樣的並購可以利用後發優勢加快我國的產業升級，不會造成重複投資和增加現有產業的過剩產能。

其次，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工資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資可能達到1000~1200美元，我國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需要升級到微笑曲線的兩端，把加工環節轉移到工資水平更低的國家和地區。這與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在20世紀80年代的曆史經驗是一致的。但由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體量巨大，有1.5億左右的工人，越南、緬甸、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都無法承接，因此當我國有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開始往那些國家轉移時，他們的工資也和我國一樣上漲很快。隻有非洲國家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相似，有10億人口，有大量剩餘的年輕勞動力，目前工資處於全球最低水平，有足夠大的勞動力資源承接我國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的大量轉移，而不會馬上麵臨工資上漲的壓力。並且，等到非洲國家的工資水平也上漲了，全球將很難找到低工資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國家不僅是我國當前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的最佳地區，也將是全球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最後一站。中國企業向非洲國家轉移也會麵臨對當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經濟情況不了解的挑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