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長征中的傳奇紅色故事
第三章
長征中的傳奇紅色故事
美國作家哈裏森·索爾茲伯裏以“前所未聞的故事”來講述長征。的確，“長征”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都堪稱罕見。兩年，二萬五千裏路，其中的故事數不勝數……
十送紅軍
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雨綿綿，秋風寒。
樹樹梧桐，葉落盡，愁緒萬千，壓在心間，
問一聲親人，紅軍啊，幾時人馬，再回山。
兩送紅軍，到麥田，麥地熟了，要遠行。
送我兒郎去參軍，千難萬險不忘本，平平安安報佳音，
親人啊，待到春時，望家看。
三送紅軍，到拿山，山上包穀，金燦燦，
包穀種子紅軍種，包穀棒棒，咱們窮人搬，
緊緊拉住紅軍手，紅軍啊，灑下的種子，紅了天。
四送紅軍月光寒，十裏泥濘不嫌遠，
秋涼別忘添衣衫，相見難呐別亦難。
捧一把山裏土，紅軍啊!親人一去莫走遠。
五送紅軍，五鬥江，江上船兒，穿梭忙。
千軍萬馬江畔站，四方百姓淚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
紅軍啊，革命成功，早歸鄉。
……
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紅歌——《十送紅軍》，其淒婉而悠揚的旋律沁人心間，真摯樸實的歌詞更是令人久久難忘。《十送紅軍》的歌詞以敘事為基礎，並借敘事來表達革命根據地人民對紅軍的深厚感情，以及對革命成功的強烈期盼。整首歌曲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使人感到情真意切、難舍難分。伴著這首歌，讓我們一起回到紅軍即將離別蘇區瑞金，踏上長征路的時刻。
1934年10月初，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在的中央根據地，由鼎盛時期的幾十個縣銳減到瑞金、於都、會昌等幾個縣。紅軍並沒有延續前四次反“圍剿”的戰績，在黨內“左”傾錯誤的領導下與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於是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離開創建四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蘇區。
無論從思想上還是感情上，紅軍全軍從黨內領導到各級官兵，都不願離開這塊紅色的土地。然而，幾十個縣的大蘇區，如今隻剩下幾乎一根梭鏢就可以穿透的土地了，組織撤離，迫在眉睫。
1934年7月，中央領導機關告別葉坪的謝家祠堂，一路向西的搬遷，從葉坪到沙洲壩，再到瑞金城西的雲石山，明確地顯現出紅軍西進的軌跡。隨後，紅軍各路集結於在瑞金正西約80公裏處的於都，準備進行戰略轉移。
10月10日17時，秋日的黃昏一片寂靜，雲石山上突然響起行軍號。瑞金人對軍號聲早就熟悉了，這一次卻覺得有些不對勁兒，大家夥身上頓時起了雞皮疙瘩。軍號聲在這時響起，與往常不太一樣，似乎帶著幾分淒涼。原來，是紅軍要走了，百姓們的心像是被撕碎一樣痛。田裏勞作的，家裏做飯的、納鞋底的，老人、孩子、婦女全都跑了出來，自發地組織起來為即將出征的戰士們送行。
百姓拿出家裏最好的食物：花生、芋頭、雞蛋、水果，排成兩排站在道路兩旁，不停地向紅軍戰士們招手。有一位老大娘，挎著一籃子煮熟的雞蛋，見一個紅軍送一個……老人幾近幹涸的眼眸在此時淌下了兩行熱淚，她握住紅軍戰士的手說：“紅軍啊，你們啥時候回來？”
“送我兒郎去參軍，千難萬險不忘本，平平安安報佳音”，在於都有這樣一位老人，名叫鍾招子，她養育了10個兒子，其中8個參加了紅軍。紅軍部隊在於都集結出發時，鍾招子的8個兒子就在隊伍中。分別時，鍾招子對兒子們說:“一定要打勝仗，媽等你們回來。”
這一等，就是十多年，老人盼著紅軍再回來，盼著兒子回家來。當年，老人目送著兒子們遠走，心心念念地想著他們。日子久了，兒子們杳無音信，老人整日以淚洗麵，終於哭瞎了雙眼。但是她卻始終做著一件事，就是每天坐在石階上，點亮馬燈，等兒子們回來。有人疑惑地問她，既然眼睛失明了，為何還要點燈？她說：“我眼睛看不見了，但馬燈不能滅，要讓兒子看清楚回家的路。”
1949年於都解放，人民解放軍的部隊進駐於都。鍾招子老人帶著十多年前的期盼和一絲絲的希望，讓人帶著她找到解放軍的隊伍，一遍一遍地詢問兒子們的下落，最終卻是失望而歸。史料記載，於都縣當時22萬人口，約1.6萬人參加長征，1萬餘人犧牲在長征路上，其中1000多人沒有姓名記載。也許鍾招子老人的兒子們就在這1000多人之中，在戰場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不過，老人說自己把兒子送給紅軍，心甘情願，上前線打仗是光榮的事情，她為兒子們感到驕傲。
對於蔣介石集團的步步緊逼，紅軍的這次戰略大轉移是一次秘密的行動。當時中革軍委的臨時駐地在雲石山鄉的梅坑，紅軍轉移至於都後，順利、安全地渡過於都河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人們可以在於都縣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裏看到當時運送中央首腦人物的一支竹篙、一支櫓、一艘小木船，船頭上是一盞馬燈。隔著厚厚的玻璃，仿佛眼前浮現出了那些早已久遠的畫麵。
1934年10月16日，臨近中午，一位名叫李聲仁的漁民正在和未婚妻王九發在於都河鯉魚潭捕魚。這時，幾名紅軍幹部朝他們走來，和氣地說：“老鄉，請把船靠過來。”李聲仁把船撐到岸邊後，聽紅軍幹部說明了來意——晚上部隊要撤離，在此處渡過於都河，需要漁民們的幫助。李聲仁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個請求，並且回到家中發動了更多的漁民，準備一起幫助紅軍渡河。
下午5點左右，李聲仁和未婚妻來到鯉魚潭渡口和其他幾十條漁船會合，另外一些鄉親也自發趕來，幫助紅軍把需要搬走的東西運到船上。
1小時後，渡河開始。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來回一次約20分鍾。李聲仁和王九發同撐一條船，女的船尾掌舵，男的船頭搖櫓。600米寬的河麵水流湍急，加上夜黑風大，稍不留神就會翻船。
幾個小時過去了，天邊露出了魚肚白，李聲仁等漁民手上已磨出許多血泡，令他們欣慰的是，終於送完了當天的最後一批紅軍戰士。
由於紅軍渡河的時間有明確的先後順序，於是李聲仁等漁民10月18日晚，趕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開始送另一路紅軍渡過於都河，又是整整一夜。於都河上，8個渡口，800多條用於做浮橋和擺渡的大小船隻覆蓋了上下30公裏的河麵。為了表示感謝，紅軍送給李聲仁一塊大洋、幾斤大米和一句承諾:“感謝老鄉，等我們打了勝仗，一定回來報答大家。”
此後，於都河成為了紅軍長征出發地的重要紀念地，建起了“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渡”紀念碑。對岸是植被茂盛的丘陵，一段由5條木船搭起的浮橋按原貌擺放在河邊。
“魚水情，誼難分，紅軍啊！幾時（裏格）盼望（介支個）把圓團？”軍民魚水情，紅軍與老百姓之間的情深似海。老百姓願意不遠數裏送紅軍，更願意盼得紅軍帶著勝利的消息歸來！
“長征”與“二萬五千裏”
“二萬五千裏長征”似乎已經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一種說法，而“二萬五千裏”往往被默認為紅軍長征的總行程，其實，“二萬五千裏”僅僅是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麵軍）所走的裏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踏上征途，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發，至1935年10月止，中央紅軍走過了贛、閩、粵、湘等十一個省，經過了五嶺山脈、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萬水千山，行程達兩萬五千裏。由於中央紅軍所走的路線最長，征途最遠，二萬五千裏距離毋庸置疑地成為了紅軍長征的代表裏程，同時也成就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紅軍長征中共有四支隊伍，即中央紅軍、紅25軍（後編入紅一方麵軍）、紅四方麵軍、紅2、紅6軍團（後同紅一方麵軍第32軍合編為紅二方麵軍），這幾支隊伍出發的時間和地點不盡相同：
第一支是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的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達二萬五千裏；
第二支是紅25軍（後編入紅一方麵軍），於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羅山何家衝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同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15軍團，行程近萬裏；
第三支是紅四方麵軍，於1935年5月初放棄川陝蘇區，由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出發，向岷江地區西進，1936年10月9日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麵軍會師，行程一萬餘裏；
第四支是紅2、紅6軍團（後同紅一方麵軍第32軍合編為紅二方麵軍），於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會寧以東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麵軍會師，行程兩萬餘裏。
紅軍長征是從轉移開始的，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從當時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在所發的指示和命令來看，並未出現“長征”一詞。其由來也經曆了幾番演變，“長征”的前身曾有“撤退”“遷移”“遠征”“西征”等詞語。而首次出現“長征”的概念是在1934年，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莫斯科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做報告時，將紅7軍團北上和紅6軍團西征稱為“長征”。
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首次被稱為“長征”，是紅軍總政治部於1935年2月23日，在《告黔北工農勞苦群眾書》中提出的。同年5月，中共中央以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發布的《中共工農紅軍布告》中指出：“紅軍萬裏長征，所向勢如破竹”，在長征的基礎上，提出了“萬裏長征”的概念。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指出：“一方麵軍一萬八千裏的長征是中國曆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中，更加準確地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稱為“二萬餘裏的長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由紅一方麵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改編而成）到達陝北吳起鎮，勝利結束了長征。當日，毛澤東指出：紅一方麵軍長征“根據紅一軍團團部匯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裏”。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中明確強調：紅一方麵軍“經過二萬五千餘裏的長征，跨過了十一省的中國領土，以一年多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最後勝利的到達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同陝甘兩省原有的紅軍取得了會合”。
1934年至1936年間，紅軍的戰略大轉移，跋山涉水，渡過了艱難險阻，粉碎了敵人一次次的圍追堵截，撰寫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而二萬五千裏長征也就成為了這部史詩不朽的代名詞。
毛澤東淚灑長征路
漫漫長征路，毛澤東對於自己的安危始終置之度外。然而，麵對人民、妻子和戰友，他竟幾度落淚，把自己最真摯的感情與他們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血戰湘江以後，紅軍改變路線，進入貴州。
隊伍行進過程中，一位年邁的老人引起了戰士們的注意。她正懷抱著剛剛幾歲的小孫子，半倚靠著一根木頭柱子，向路過的人乞討。老人已是滿頭白發，身上的衣服破爛不堪，嘴唇幹裂得滲出了鮮血。
這時，毛澤東停下了腳步，徑直走向老人。
毛澤東來到老人身邊，關切地詢問情況。老人聲音顫抖地回答：“我家積攢了一年的糧食都被地主搶走了，兒子也被國民黨抓去當了壯丁。隻剩下我和兒媳婦，還帶著小孫子，家裏既沒個主事的人，也沒人能幹力氣活。我們實在沒辦法生活，隻好分別在路邊討口飯吃。”老人越說越傷心，哭了起來。
毛澤東安慰她說：“您不要著急，我們來了會幫助你們過上好日子的。”說完，毛澤東脫下自己的毛線衣披在了老人身上。然後，讓身邊的警衛員拿來兩條滿滿的幹糧袋，放到了老人手中。
老人擦了擦眼淚，問道：“你們是誰？為何還要幫助我們？”
毛澤東蹲下身子，微笑著說：“老大娘，我們是紅軍。紅軍就是咱們人民的軍隊，老百姓的親人。”
老人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說：“我第一次聽說紅軍，也是第一次見到紅軍。你們和那些軍閥不一樣，是我們的恩人。你們的大恩大德，我會感激一輩子的。”
毛澤東攙扶起老人和孩子，說：“今後您遇到什麽困難，直接找紅軍就行。”
老人連聲說了感謝，步履蹣跚地朝前走去，邊走邊念叨著：“我一定記住這個名字，紅軍，紅軍……”
看著老人漸漸遠去的身影，毛澤東流下了淚水。這是他開始長征以來第一次落淚，不是因為病痛，而是因為看到百姓受苦時的心酸。
毛澤東拂去臉上的淚水，轉過身，對戰士們說：“老大娘的遭遇映射了整個中國的現狀。我們要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用自己畢生的精力把受苦受難的同胞解救出來。”
紅軍長征路上，使毛澤東二度落淚的人是他的妻子——賀子珍。
1935年4月，紅軍來到貴州盤縣。賀子珍隨中央縱隊修養連一同在盤縣的小山村裏休整。一天正午，幾架敵機向修養連的駐地襲來。情況十分緊急，安全轉移傷病員刻不容緩。
賀子珍發現一名傷員行動非常吃力，她正準備上前幫忙時，一枚炸彈從天而降。賀子珍不假思索地撲在傷員身上，傷病員得以獲救。然而，賀子珍卻滿身鮮血，頭部、胸口、手臂都被彈片擊傷，傷口多達17處。
昏厥的賀子珍被火速送往醫院救治。當她醒來的時候，發現身邊站著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和弟媳錢希均。賀子珍用微弱的聲音說：“不要把我受傷的事情告訴潤之，讓他專心工作吧。”
由於賀子珍傷勢嚴重，毛澤民不得不把實情告訴毛澤東。毛澤東聞訊，立刻趕去探望妻子。
當毛澤東走到賀子珍跟前時，她正在熟睡。毛澤東輕輕地掖好被子，凝望著身受重傷的妻子，不免有些動容，輕聲抽泣起來，哽咽著問道：“子珍，怎麽樣？”
半昏迷中的賀子珍耳邊突然響起了自己熟悉的聲音，睜開眼睛一看，是毛澤東正溫情地注視著自己。賀子珍懷著激動的心情，用微弱而又沙啞的聲音說道：“潤之，把我留下，你向前進吧！”“我和同誌們都不會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裏的！”他用堅定的語氣對毛澤民說：“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一段日子以後，賀子珍徹底康複，重新回到了紅軍隊伍當中，與毛澤東團圓。
長征路上充滿了艱難險阻，紅軍戰士們時刻都麵臨著生死考驗。經曆過多次戰爭的毛澤東在戰場上不曾哭泣，痛失警衛員，令他淚流不止。
1935年6月，毛澤東率隊翻越甘竹山，突然遇襲。
毛澤東的警衛班長胡昌保發現敵機正由遠及近，呼嘯而來，他大聲呼喊：“有危險！”隊伍還沒來得及散開，敵機便接連拋下重磅炸彈。其中，一枚正朝毛澤東的方向落下，胡昌保大喊道：“主席，小心！”說著，胡昌保奮力撲向毛澤東，用身體擋住了炸開的彈片。
瞬間，胡昌保全身鮮血淋淋。毛澤東扶起胡昌保，焦急地喊著：“小胡！小胡！……”胡昌保慢慢蘇醒過來，說：“主席，您受傷了嗎？”
“我沒受傷，因為你救了我。”
胡昌保包紮傷口時，臉色越來越差，他強打著精神說：“主席，看來我不能再陪您一起往前走了，真遺憾不能再當您的警衛員了，您一定要保重身體……”
毛澤東緊緊地抱住胡昌保，哽咽地叫著他的名字。
胡昌保慢慢地閉上雙眼，一頭靠在毛澤東的懷裏……
此刻，毛澤東再也抑製不住悲傷的情緒，滾燙的淚水從臉頰落下。他慢慢起身，摘下軍帽，為犧牲的胡昌保默哀。許久後，毛澤東說：“為了革命而犧牲的戰友，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們！”
周恩來愛兵如子
長征期間，周恩來有一副屬於自己的擔架，但是他卻很少使用，經常讓給傷病員。一提到坐擔架，周恩來便打趣地說：“大家有兩條腿，我也有。大家能走，我也能走。把擔架留給傷病員吧，他們才更需要。”
有一天，擔架員請周恩來坐上擔架，卻被婉言拒絕。擔架員有些為難，說道：“周副主席，請您坐擔架可是我們的任務。如果您不肯坐，我們沒辦法交差呀。況且，大家都知道，這是組織特意為您準備的擔架，誰都不敢坐。”
周恩來一聽，反問道：“難道我的命令你們不聽嗎？”正巧，一位傷員從旁邊經過。周恩來三步並作兩步來到傷員跟前，說：“同誌，你傷勢如此嚴重，坐上擔架吧。”
傷員抬頭看看蓄著長胡須的周恩來，一時沒有回過神來。旁邊的擔架員解釋說：“這位是周恩來副主席，他邀請你去坐擔架。”傷員感動地說：“周副主席，這怎麽行呢，還是您來坐吧，我能走得動。”
“同誌，你為革命而受傷，坐擔架是理所應當的。”
“不不不！我還能夠堅持，就算是爬也要跟著部隊到目的地。”
“這是命令！”說完，周恩來攙扶著傷員，坐上了擔架。
紅軍一路長途跋涉，途經草地時，沒有食物供給，生活非常艱苦。很多戰士由於積勞成疾，病倒在半路。周恩來看在眼裏，疼在心裏。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戰士邊走邊晃，踉蹌了幾步，跌倒在泥濘的草地裏。周恩來發現後，立刻前去扶起戰士，關切地說：“小同誌，你是不是生病了？”
年輕戰士斷斷續續地回答：“報告，報告首長，我沒事。”
“如實回答。”
“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餓得心慌，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就昏倒了。”年輕戰士說出了實情。
周恩來轉身對警衛員說：“快去拿些炒麵。”
警衛員打開麵口袋一看，炒麵已所剩無幾，有些猶豫不決。此時，周恩來急切地說：“我知道剩下的麵不多，不要為我考慮。”警衛員隻好照做，盛了一碗炒麵，遞給周恩來。
周恩來把炒麵端到年輕戰士跟前，說：“小同誌，快吃吧。我們趕路，身體很重要。”
小戰士搖著頭說：“首長，您留著自己吃吧，我能堅持。”
“你一定要吃！讓身體趕快恢複，才能走出草地啊！”周恩來懇切地說。
小戰士接過炒麵，眼裏充滿了淚水。站在一旁的警衛員也被感動了，他深知這些炒麵都是周恩來一點一點省出來的。俗話說“患難見真情”，周恩來獻出的一碗炒麵，幫助年輕戰士補充了體力，堅定了信念，為共同戰勝困難築起了希望的橋梁。
彭德懷忍痛殺坐騎
1935年8月，彭德懷率領紅3軍團穿越川西北的廣闊草地。由於沒有糧食供給，荒蕪的草地上又難尋食物，戰士們個個饑腸轆轆，有的甚至重度昏迷。彭德懷見到戰士們相繼倒下，焦急萬分。還有什麽能吃的？這時，他想起了跟隨自己長征的一匹黑色騾子。
戰士們都知道，彭德懷對這匹騾子非常疼愛。隻要一有時間，他就會牽著黑騾子走一走，或是給它喂些草料。之前糧食富裕，彭德懷還會分出一小口自己的幹糧，塞到騾子嘴裏。這匹騾子很聰明，每次彭德懷輕輕拍打它的脖子，它就會慢慢臥下身子，等主人坐穩，再馱著主人前行。
彭德懷來到這匹騾子身邊，不停地撫摸著它的皮毛。“現在軍中還有幾頭牲口？”彭德懷詢問身邊的飼養員。
“算上這頭黑騾子，總共有6頭。”飼養員回答。
“把這幾頭牲口集中起來，宰了吃肉。”
“殺掉？連這頭黑騾子也殺掉嗎？”飼養員急忙問道。
這時，彭德懷身邊的警衛員說：“軍團長，您怎麽舍得殺這頭黑騾子呀？”
“人比牲口重要啊！現在部隊糧食緊缺，殺掉這些牲口能救活不少性命。”
飼養員不舍地說：“這匹黑騾子也算是給革命立過功，能不能不殺它？”
“這匹黑騾子一路馱著糧食、物品，有時還會馱著傷病員。湘江戰役，那些不會遊泳的戰士也是靠它背過來的。過雪山，它背著傷員走出嚴寒。今天，就讓它最後再立一次功吧。”說著，彭德懷有些黯然神傷。
“雖然，這匹黑騾子曾經是我的坐騎，但是為了全軍戰士，也要殺掉它。
至於我，可以用雙腳走出草地。”彭德懷接著說。
大家再次向彭德懷求情，卻遭到了拒絕。彭德懷說：“就這麽定了，由方副官負責殺騾子。”平時，彭德懷一聲令下，大家都是言聽計從。這一次，身邊的人都默默地低著頭，誰都不忍心去殺死那些牲口。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戰士們仍舊紋絲不動。
這時，彭德懷嚴厲地說：“方副官，快開槍！要是不執行命令，你就要挨槍子！”
方副官掏出手槍，瞄準那幾頭牲口。“砰、砰……”接連幾聲槍響，騾子相繼倒下。
“不要朝黑騾子開槍！”飼養員上前阻攔。
“為了戰士們，按照我的命令執行！”彭德懷說。
由於常年隨軍征戰，這匹黑騾子已經習慣了槍聲，它依然溫和地站在原地。最後一槍，射向了那匹黑騾子。當黑騾子倒下的那一刻，飼養員飛奔到它的身邊，摟住它，淚流滿麵。彭德懷站在遠處，摘下軍帽，一言不發。
當天晚上，炊事員燉了肉，戰士們美美地飽餐了一頓。警衛員盛了一碗肉，端到彭德懷身邊，說：“軍團長，你也要補充些營養。”
“拿走吧，我吃不下。”彭德懷低聲說。
彭德懷為了挽救戰士們的生命，下令殺掉自己的坐騎，使更多的人走出了茫茫草地。此後，彭德懷忍痛殺坐騎的事在軍中傳為佳話。
王稼祥——擔架上的長征
1933年4月底，紅一方麵軍在江西樂安縣古崗村召開全軍青年工作會議，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人出席。會議召開不久，國民黨軍派來飛機轟炸江西樂安縣。其中一枚炸彈飛向正在召開會議的古廟，王稼祥被炸成重傷。
事後，王稼祥被緊急送往位於瑞金的後方醫院。主治醫生和會診醫生們見到滿身鮮血的王稼祥時，都替他捏了一把汗。王稼祥傷勢嚴重，彈片紮進腹部，穿透了升結腸，嵌在右腸骨窩處，引發升結腸穿孔感染。
由於當時的醫療條件差，沒有X光機等設備，無法確認彈片的殘留位置，隻好對王稼祥進行保守治療。後來，醫院想方設法找來了X光機，發現王稼祥體內右下腹已患有局部性腹膜炎，右腸骨脊內側出現膿腫。當時，隻有28歲的王稼祥每天都要經受著傷痛的折磨。
此後不久，紅軍決定戰略轉移，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隨軍長征。一路上，王稼祥被戰士們用擔架抬著走。隊伍行走於在崎嶇的山路上，王稼祥緊緊地捂住傷口，忍著劇痛，沒有絲毫抱怨。
紅軍到達黎平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結束以後，隨軍醫生傅連暲為王稼祥檢查傷口。當傅連暲揭開王稼祥那被血浸透的紗布時，發現傷口已經潰爛，並散發出一股讓人無法忍受的惡臭味。由於殘留在王稼祥體內的彈片沒能及時取出，傷口處已經爬滿了蛆蟲。
長征途中不具備手術條件，醫生隻好把膠皮管塞進王稼祥的傷口，外麵穿上細線，再用細線拴住紗布和棉花，幫助把體內的膿液排除。每次換藥，王稼祥都要經受常人無法忍受的痛苦。醫生慢慢地把長約四五寸的膠皮管從傷口拔出，每動一下，王稼祥疼得直咬牙，一顆顆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頭滴下。
紅軍到達土城後，王稼祥感覺傷口處有些異常，請醫生為他檢查。原來是路上顛簸，排膿液的膠皮管全部掉進傷口裏麵，導致了傷口發炎。由於土城戰役爆發，紅軍需要撤離，醫生隻好把膠皮管從傷口裏拔出，用紗布棉花堵住王稼祥的傷口。
後來，紅軍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紅軍曆史上重要的轉折性會議。王稼祥帶傷參加了遵義會議，並且在會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瓦窯堡。經過長途跋涉，加之氣候多變，水土不服，隊伍中的很多人都患上了感冒。身受重傷的王稼祥重度昏迷，長達五六天，在醫生們的緊急搶救下，才得以蘇醒。
王稼祥雖然帶傷長征，卻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紅軍向草地進發，經過長江與黃河的分叉口時，王稼祥為擔架員們講解說：“這裏是長江與黃河分水嶺。”荒蕪的草地裏，很少能夠找到食物，王稼祥經常把自己節省下來的糧食分給大家吃。
紅軍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夜裏，突然下起暴雨。擔架員把唯一的一塊雨布披在王稼祥身上遮雨，王稼祥對擔架員說：“把大家叫來，坐在我身邊吧，不要把衣服淋濕了。”
隻要傷口不太疼，王稼祥就主動讓出擔架，步行前進。有一次，部隊需要渡河，擔架員對王稼祥說：“王主任，您的身體還沒好，坐上擔架吧。”
王稼祥說：“這條河不深，我能走過去。”
“您的傷口還沒愈合，如果遇到水，恐怕會嚴重啊。”擔架員關切地說。
“這樣好了，我背您過河吧！”旁邊的警衛員開口說道。
在大家的勸誡下，王稼祥沒有再推辭。警衛員背起王稼祥時，心裏咯噔一下：王主任被傷痛折磨了這麽久，體重也減了大半。
紅軍翻越夾金山時，王稼祥騎在牲口背上隨隊前行。有時傷口疼得受不了，他就下來慢慢跟在後麵走。擔架員們不忍看到王稼祥帶傷走路的樣子，多次提出要抬著他下山。王稼祥卻說自己慢慢走就行，不能讓擔架員再消耗體力。
王稼祥的長征路多半是在擔架上度過的，一路備受病痛的折磨，但是卻沒有改變他對革命的熱愛，沒有影響他對紅軍的決策，也沒有減少他對戰士們的關心。王稼祥始終憑借頑強的毅力，帶傷走完了偉大的長征之路。
彝海結盟
紅軍渡過金沙江後，進入四川會理。中央紅軍在會理的郊外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提議北上，與紅四方麵軍會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在紅軍大舉北上之前，中央決定組織一支先遣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委。
先遣隊北上探路的第一道難關就是大渡河。從瀘沽到大渡河，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條是大路——小相嶺，途經越西至大樹堡，再到大渡河對岸的富林。另一條是小路，途徑冕寧，穿過彝族區到安順場。
先遣隊首先派了一個偵察組對兩條路進行實地考察。劉伯承和聶榮臻根據所獲得的情況，猜測敵人會認為紅軍將選擇走大路，到富林。所以，他們決定選擇走小路。同時，為了迷惑敵人，左權、劉亞樓率領的第二先遣隊向大樹堡方向進發，造成紅軍走大路的假象。
5月20日晚，劉伯承、聶榮臻率隊到達冕寧。次日上午，紅軍主力順利經過冕寧，由安順場向大渡河挺進。22日，先遣隊到達俄瓦埡口，卻遇到了阻礙。彝族群眾舉著大刀、石塊、土槍、長矛，聚集在山林中，阻止紅軍前行。在這種情況下，蕭華帶領的工作團通過翻譯，向彝族群眾說明了紅軍的來意，並表示與他們誠心合作，共同抵製國民黨軍閥的剝削。
然而，彝族群眾並不領情，執意阻攔紅軍的去路。僵持之下，彝族的首領小葉丹得知紅軍是解放人民的隊伍，與國民黨反動派有著天壤之別。於是，他派人前來察看情況。來人表示，如果紅軍真心想與彝族群眾合作，劉伯承就應該與小葉丹結為兄弟，以示誠懇。小葉丹想要結盟，原因不止一個。當時，彝族中“沽基”和“羅洪”兩個部落之間發生了爭鬥。身為“沽基”首領的小葉丹，希望得到紅軍的幫助，一同擊垮敵對部落。
當劉伯承與聶榮臻得知結盟的消息後，大為驚喜。劉伯承高興地說：“我們與彝族群眾本就是兄弟，結盟以後更是親如一家。身為共產黨人應該起到模範帶頭作用，為民族團結做出貢獻。”說完，劉伯承策馬揚鞭來到袁居海子邊，會見小葉丹。
蕭華向小葉丹介紹了劉伯承的身份。隨後，小葉丹恭敬地下跪行禮，劉伯承趕忙將其扶起，兩人親切交談。劉伯承說：“紅軍到達彝族區，隻是借道北上，目的是打敗國民黨反動派。革命成功以後，紅軍一定會為彝族人民提供幫助，讓你們過上好日子。現在，我願意與你結為兄弟。”見到劉伯承如此坦誠，小葉丹吩咐道：“快去拿一隻公雞來，我要與劉伯承司令歃血為盟。”
結盟儀式的地點選在海拔2000多米的海子邊。這裏又被稱作“彝海”，是遠近聞名的高山淡水湖。按照彝族的風俗習慣，一位彝民從彝海裏舀出湖水，倒入兩個空碗裏，然後，用刀尖劃破雞嘴，將雞血分別滴進兩碗水中。
結盟儀式正式開始。劉伯承和小葉丹跪在地上，共同麵對清澈的湖水。劉伯承把碗舉過頭頂，說：“上有天，下有地，今劉伯承與小葉丹結為兄弟，天地可鑒，如有反悔，天誅地滅。”說完將碗裏的湖水一飲而盡。緊接著，小葉丹起誓：“我小葉丹與劉司令在此結為兄弟，如有悔意，就像這隻公雞一樣死去。”說完，喝幹了碗裏的水。結盟儀式結束後，劉伯承受到了小葉丹的盛情款待。
第二天一早，紅軍即將出發。臨行前，劉伯承囑托小葉丹：“接下來，紅軍的大部隊即將通過彝區，希望你們讓他們安全通過。”隨後，劉伯承送給小葉丹十幾支步槍。小葉丹則把自己騎的黑騾子當做禮物送給了劉伯承。
劉伯承與小葉丹“彝海結盟”，改變了紅軍與彝族群眾的關係，為紅軍北上鋪平了道路。同時，“彝海結盟”也成了長征中民族團結的典型事例，被載入史冊。
翻越夾金山
夾金山，位於寶興縣以北、阿壩州懋功縣以南，海拔4000多米，是一座巨大的雪山。由於山上常年積雪，空氣稀薄，氣候變化多樣，甚少有人能夠翻越，所以又被稱為“神山”。當地還流傳著一個關於夾金山的歌謠：“夾金山，夾金山，鳥兒飛不過，人不可攀。要想越過夾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間。”
當紅軍來到夾金山附近的時候，附近的百姓勸誡道：“這座雪山可翻不得，上去了就下不來啊！”有些人還迷信地說：“這座雪山就是山中之神，有人翻越它，就會遇到雪崩，被掩埋。據說隻有仙女才有本事翻過這座山。”然而，對於紅軍來說，翻越夾金山勢在必行。
1935年6月12日黎明，戰士們踏上了翻越夾金山的路。6月份正是盛夏來臨之際，雪山腳下卻寒冷無比。戰士們身著單衣，腳踩草鞋，爬山之前隻能靠喝烈酒、辣椒湯、薑湯等禦寒。
走在前麵的紅軍戰士用鎬拋開一條小路，一步一個腳印地向上攀爬。破舊的草鞋根本不能阻隔冰雪，戰士們踏進厚厚的雪地裏，立刻被冰冷的雪刺痛雙腳。行走的時間越長，雙腳逐漸僵硬，失去知覺。
攀爬的高度不斷增加，風力越來越大。狂風夾雜著雪片，像一把把小刀劃向戰士們的臉頰。腳下的草鞋磨破了，浸濕了，戰士們隻好光著腳板繼續往前走。陽光反射到皚皚白雪上，非常刺眼，很多戰士得了雪盲症，隻好被其他人引領著前行。
經過數小時的攀爬，紅軍穿過層層迷霧，經筲箕窩、一直箭、五道拐等區域，於中午時分到達夾金山山頂——王母寨。紅軍順利翻過山頂以後，依舊馬不停蹄。作為先遣隊的紅1軍團第2師第4團在到達阿壩州懋功縣的達維鎮腳下時，與紅四方麵軍不期而遇，兩軍的首次會合。
先遣隊順利翻越夾金山，增加了中央紅軍的信心。隨後，中央紅軍開始翻越夾金山。
中央紅軍順著先遣隊留下的小路，冒著嚴寒向雪山頂進發。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紮緊綁腿，手持木杖，與戰士們並肩而行。途中，國民黨派來飛機不斷侵襲，一顆顆炸彈落在雪白的山上，增加了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的危險和難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紅軍沒有懼怕，反而越挫越勇，最終順利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麵軍在懋功勝利會師。
1935年10月27日，紅四方麵軍紅88師南下西康，從小金縣出發，再次翻越夾金山。在長征途中，很多戰士不止一次翻越夾金山，為紅軍戰略轉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為紀念紅軍長征翻越夾金山的壯舉，政府在夾金山下的寶興縣磽磧藏族鄉修建了夾金山公園，園內樹立著一座紅軍長征翻越夾金山紀念碑。
艱難草地行
1935年8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率領右路軍從四川毛兒蓋出發，向草地進發。草地位於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之間，海拔在3500多米，縱長500餘裏，橫寬300餘裏，麵積約15200平方公裏。紅軍通過的草地主要是川西北若爾蓋地區，由於地勢低，草地間聚集了黑河（亦稱墨曲河）與白河（亦稱葛曲河）相交的水流。
河水常年滯留在草地間，又與藏嵩草、烏拉苔草、海韭菜等淤積成草甸。草甸下麵盡是淤泥，深淺不一，最深處甚至可以沒過一個人的頭頂。如果不慎陷入泥潭，則會越陷越深，不易生還。8月，正是草長鶯飛之時，天氣變化異常，時而晴空萬裏，時而一片迷霧，茫茫的高原濕地無疑成了險惡的無邊沼澤。
紅軍來到荒無人煙的草地，頓時陷入了食難、行難、宿營難的三重困境。
走在灰綠色的濕草地上，紅軍戰士謹小慎微。人和馬匹隻能踩在草甸上，一步一跨地往前走。有的戰士握住木棍，深一腳淺一腳，試探著走路；有的則幾個人相互攙扶著並肩前行。
夜間行走，有的戰士不慎掉進泥潭，身體很快便陷了下去，其他人用力拖拽卻無能為力。因為沼澤下陷的力度非常大，越是用力掙紮就越難逃脫。後來，紅軍戰士找到了竅門：在泥潭之中盡量保持冷靜，慢慢向上挪動身體，或者把綁腿拴在被陷人的身上，其他人從旁邊逐漸將其拖拽上來。由於泥潭中混沌汙濁，戰士身上的傷口侵入泥裏後就會紅腫潰爛，導致嚴重後果。
8月份，高原地帶多雨潮濕。這樣的天氣給行走在草地間的紅軍戰士增加了難度。雨水不斷聚積，腳下變得更加濕滑，稍不小心就會跌入泥潭。大雨過後，在草地上形成了一些河灘，或深或淺，多為急流。有些年輕的戰士體質弱，雙腳踏進冰冷的河水裏，忍不住打戰，甚至摔倒在河裏。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黃克誠將軍說：“有一次，部隊正在過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漲，激流滾滾，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衝走吞沒。就這樣，數不清的紅軍戰士陳屍草地。”
行至草地之前，紅軍籌備了一些糧食。由於草地裏根本找不到幹淨的水源，不能把青稞麵熬成糊，戰士們隻好生著下咽。比起泥潭裏的河水，雨水算得上幹淨無味了。戰士們趁著下雨，把青稞麵淋濕，直到攪成糊狀再吃下去。
進入草地不久，戰士們帶的青稞麵所剩無幾，隻好直接吃青稞麥。然而，顆粒狀的青稞麥既不能果腹，又難以消化，戰士們隻好把周圍的野菜、草根、樹皮當做食物。草地裏生長著各種不知名的野菜，有的戰士吃了不但嘔吐、腹瀉，甚至會中毒而死。
實在找不到食物的時候，戰士們就把身上的皮帶、皮坎肩，腳上的皮鞋，煮著吃。最後，連馬鞍也被吃光了。身體饑餓難耐，沒有力氣前行。有的戰士不得不把別人糞便裏沒有消化的青稞麥揀出來，然後用茶缸煮著吃。
水是生命之源，戰士們不但吃不上飯，更喝不上幹淨的水，最艱難的時候隻好喝人尿或是馬尿來維持生命。很多戰士因為饑餓缺水失去了生命，永遠留在了那片草地。
高原天氣早晚溫差很大：早晨，太陽升起的時間較晚；中午氣溫會相對較暖；當夜晚來臨的時候，氣溫便會驟降，有時還伴隨著狂風暴雨。戰士們有的隻穿一件單衣，凍得全身發抖；有的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有的頂著油布避雨。無法生火取暖，戰士們就抿一口酒或是吃一口幹辣椒，勉強讓身體熱一些。
紅軍在草地所受的苦，始終留在那些親曆者的心中。他們用詩表達出真實的體會：
時雲時雨又時晴，
蒼茫無際草原行，
遍地泥潭無寸木，
缺米短柴斷火星。
烏雲覆蓋無飛鳥，
曠野相依任雨淋。
靜坐待更難合眼，
遙望天際盼黎明。
有一位老紅軍回憶說：“在草地的幾天裏，腳是濕的，衣服是濕的，到了宿營地，地是濕的，柴草是濕的，身上幾乎沒有幹過，能凍死人。饑寒、疲勞、疾病奪去了許多戰友寶貴的生命。”
曾經帶領戰士們過草地的聶榮臻元帥在其回憶錄中寫道：“過草地那些日子，天氣是風一陣雨一陣，身上是幹一陣濕一陣，肚裏是飽一頓饑一頓，走路是深一腳淺一腳。軟遝遝，水漬漬，大部分人挺過來了，不少人卻倒下去了。”
在缺水斷糧的情況下，日夜行軍終究不是辦法，但是在草地間宿營更是難上加難。宿營的地點要在土丘、高地，或是相對幹燥的地方。然而，這樣的地方在到處是水的草地很難出現，紅軍戰士們隻好就地宿營。有的坐著睡覺，有的靠在一起打盹，女戰士通常會兩兩相依，暫時休息。有時，半夜會下起傾盆大雨。宿營的戰士們無處躲雨，隻好在雨中過夜。夜晚的寒冷，加之雨水的侵襲，有很多戰士被凍死在雨中。紅1軍團中，一個班的戰士相互倚靠著，緊緊地抱著槍睡著了，第二天卻再也沒有醒來。
在穿越草地的途中，很多戰士因為受傷或是疾病紛紛掉隊。紅一方麵軍特意組成了一個收容團，負責幫助掉隊的戰士。然而，由於無法醫療救治，擔架的數量嚴重不足，收容團裏的很多人最終沒能跟上大部隊，失去了生命。
徐向前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一方麵軍一直長途跋涉，體力消耗太大，實在禁不住惡劣環境的折騰，過草地減員尤多。但一方麵軍究竟犧牲了多少同誌，至今也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紅四方麵軍三過草地，這樣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也使部隊減員不少”。
“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紮營盤。風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饑誌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這是肖華上將在《長征組歌》中所描述的場景，是紅軍過草地的真實寫照。紅軍正是憑借著頑強的毅力、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團結一致的精神，經過了七個晝夜，最終克服困難，走出草地。
天險臘子口
1935年9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越過雪山草地後，到達臘子口。中央決定，由紅一方麵軍紅4團組成先遣隊，在3天內攻破臘子口，為紅軍北上甘南開辟道路。
臘子口屬岷山山脈，是川西北通往甘南的重要通道，遠遠望去，仿佛是被斧子劈開的巨大裂口，兩邊均為懸崖峭壁。山中流淌著一條河水，河上架有一座木橋，連接兩邊峭壁。
紅軍到達臘子口前，國民黨甘肅軍閥魯大昌開始進行部署。他派兵駐守在木橋和山邊的兩個入口處，橋上築有碉堡，橋頭兩邊分別設下縱深陣地和三角形封鎖線。魯大昌此次是有備而來，在臘子口後的倉庫內備有大量的糧食彈藥。除此之外，在岷州城外還駐紮有增援兵力。
麵對敵人如此強大的陣勢，紅軍毫不畏懼，大家堅定地說：“哪怕臘子口是刀山，我們也要翻過去；哪怕魯大昌是鐵做的，我們照樣把他砸爛！”
當然，紅軍並沒有魯莽行事。經過幾番偵察以後，紅軍發現了敵人的兩個薄弱環節：其一，敵人的炮樓沒有頂子；其二，敵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臘子口的正麵，兩側兵力較少。根據這兩點，紅4團進行戰略部署：政委楊成武率領一個連，由正麵攻克木橋，占領隘口；團長王開湘率領兩個連，越過岸邊的峭壁，從敵人的側後方進行襲擊，進而占領隘口。
天色漸暗，紅軍戰士們開始行動。
起初，戰士們準備徒涉臘子河。河水湍急，兩名戰士剛遊到河中央就失敗了。後來，有人提議騎騾子渡河。這個辦法行得通，但是時間緊，任務重，情急之下，戰士們砍倒了岸邊的大樹，用樹幹連成浮橋，加快了渡河的速度。
站在懸崖底部，戰士們統統摘下自己的綁腿，擰成幾股繩，再由善於攀爬的苗族戰士背著繩子爬到峭壁頂端，把繩子放下來，供其他的戰士攀爬。
正當戰士們相繼爬上懸崖時，團政委楊成武趕到6連，對大家說：“現在是非常關鍵的時刻，大家一定要咬緊牙關，順利完成任務！如今，我們的左側是敵人的兩萬騎兵，右側更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隊，隻有突破臘子口，我們才有勝利的希望！我們渡過了烏江，渡過了大渡河，走過了雪山、草地，豈能讓小小的臘子口擋住我們的去路啊！”
戰士們被楊成武的話語所鼓舞，異口同聲地說：“堅決拿下臘子口！”
“好樣的！6連的任務是主攻臘子口，相信你們一定能取得勝利！”
接到任務的6連，很快挑選出20名戰士，組成突擊隊，連夜趕往橋頭。其餘的戰士從橋的正麵向敵人展開進攻，目的是轉移敵人的注意力。然而
，敵人躲在堅固的碉堡裏泰然自若。6連的戰士們剛剛靠近橋邊，敵人就拋出手榴彈，擋住了紅軍戰士們的去路。
進攻失利，戰士們都很焦急。接下來的幾次衝鋒也沒能奏效，敵人拋出的手榴彈彈片在橋頭越堆越高。
深夜裏，楊成武聽到戰士們在相互交談。
“敵人的封鎖線太難攻破了。”
“僅僅從正麵進攻恐怕行不通。”
戰士們的話讓楊成武如夢初醒。他急忙召開會議，決定組成敢死隊，以少數兵力與敵人拚消耗、拚體力，根據時機，奪取木橋。隨後，15名紅軍戰士組成3支敢死隊，每名戰士均配有一支短槍，百餘發子彈，若幹手榴彈，身背大刀。根據一排長的提議，敢死隊兵分兩路：一路一隊，沿河岸峭壁進發，通過橋下的橋柱子爬向對岸；另一路兩隊，在橋邊等候，待第一隊成功打響，再從兩側夾擊，一舉消滅駐守在橋上的敵人。
夜深人靜，趁著敵人放鬆警惕之時，敢死隊員們拽著懸崖上的小樹，慢慢向前移動。戰士們的衣服被冰冷的河水打濕了，手掌被樹枝劃破了，卻沒有因此停下腳步。
戰士們來到橋邊，摸黑抓住橋下的橫木，用手臂懸掛著身體，以不停地倒換手臂的方式向前挪動。突然，一名戰士沒有抓牢橫木，“撲通”一聲掉入河中。橋上的敵人發現情況不對，立即向橋下發動攻擊。
另外的兩組戰士趁敵人集中火力攻擊橋下時，迅速向敵人拋擲手榴彈，隨即衝進敵人的防禦工事。敵人驚慌失措，嚇得四處逃竄。紅軍戰士們手持大刀，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
在此期間，王開湘帶領的1、2連也成功翻越懸崖峭壁，居高臨下，不斷向敵人的炮樓內拋擲手榴彈。6連的戰士們有的向敵人開槍射擊，有的掄起大刀，與敵人殊死搏鬥。
經過激烈的爭鬥，紅軍徹底摧毀了敵人的防禦工事，搶占了木橋。敵人兵敗如山倒，逃之夭夭。紅軍戰士向臘子河兩岸追趕，不斷擴大戰果。自此，有“天險”之稱的臘子口被紅軍徹底攻克。
攻克臘子口後，紅一軍團政委來到臘子口橋頭，麵對半尺深的手榴彈破片層，佇立良久，慨然長歎。他想，關非不險，路非不難，是我們的部隊太勇猛，太機智了。
獨行的“紅25軍”
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全軍2900餘人，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衝出發，退出鄂豫皖蘇區，向陝甘蘇區轉移，成為第二支開始長征的隊伍。紅25軍是長征中唯一獨立行軍的隊伍，而且指戰員的平均年齡較小，可以稱得上是紅軍隊伍中的“學生軍”、“兒童軍”。軍長程子華，29歲；政委吳煥先，27歲；副軍長徐海東，34歲。
1934年11月26日，紅25軍到達獨樹鎮附近時，被埋伏在周圍的國民黨第40軍第115旅和騎兵團襲擊。軍長程子華當即決定，與敵人決一死戰，不料卻出現了突發狀況。
天氣寒冷，槍栓凍住了，無法射出子彈。程子華、吳煥先和徐海東商量決定，用火點燃幹草堆，既能烤熱槍栓，又能取暖。敵人見紅軍沒有動靜，再次發起了攻擊。隻聽紅25軍幾十挺機槍、上百支步槍突然齊鳴，嚇得敵人邊叫嚷，邊撤退。
紅25軍擊退了敵人的首輪攻擊，而如何衝出敵人的層層包圍才是關鍵問題。徐海東派紅223團進行突襲未果，隨後決定全軍鎮守陣地，伺機夜間突圍。
戰鬥持續了一個下午，紅25軍擊退了敵人數次進攻。夜晚降臨，紅25軍在地下黨交通員的帶領下，秘密穿過敵人封鎖線，準備突圍行動。
戰士們個個精神抖擻，子彈上膛，時刻準備與敵人展開獨樹鎮一戰。隨著紅25軍指揮員一聲令下，獨樹鎮戰役打響。在敵人的重兵圍剿下，紅25軍沒有退縮、沒有畏懼，憑借頑強的鬥誌奮勇殺敵，最終突圍成功，取得了獨樹鎮戰役的勝利。
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和軍領導在庾家河的一間藥鋪內召開會議，討論創建陝南陝邊革命根據地等問題。會議期間，遠處突然傳來激烈的槍聲，國民黨軍第60師突襲庾家河。
程子華、徐海東迅速率隊與敵人展開拚殺，一舉奪回東山坳口。隨後，紅224、225團聯合搶占坳口兩側製高點，協助紅223團擊退敵人。此次戰鬥中，程子華、徐海東均負重傷。在這種情況下，軍政委吳煥先孤身率領部隊，英勇奮戰。軍部司號長程玉林由於下顎受傷，不能吹響衝鋒號，就在原地向敵人拋擲數枚手榴彈。當敵人發現他時，他毫不退縮，直至犧牲。紅224軍團團長葉光宏在激戰中，失去了一條腿，仍然堅持戰鬥。機槍班的戰士不斷向前衝鋒，他們倒下了，後麵的戰士撿起槍，繼續完成使命。
經過近20回合的殊死拚殺，黃昏時分，凶惡的敵人終於被擊退了。是役，雖然殲敵800多人，可是由於短兵相接，紅25軍損失也很大，紅25軍政委吳煥先壯烈犧牲，全軍犧牲190多人。
1935年9月7日，紅25軍到達陝北蘇區寶安縣豹子川，並在此召開會議。會議決定，徐海東任紅25軍軍長，程子華任軍政治委員、代理省委書記。9日，紅25軍與陝甘黨組織取得聯係，並於15日到達延川縣永坪鎮，與西北紅軍勝利會師。
在慶功會上，徐海東、劉誌丹、程子華等人站在主席台上，感慨萬千。劉誌丹大聲宣布：“紅25軍是一支英雄的部隊、一支屢建奇功的部隊。鄂豫陝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決定，紅25軍團和陝北紅軍整編為紅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
紅25軍是長征中的“獨行軍”，一路過關斬將，最終實現了北上的目標。“紅色的青年戰士之氣昂，好比那東方升起的太陽；不怕犧牲，英勇殺敵如猛虎；衝鋒陷陣，無堅不摧誰敢擋！……”軍歌嘹亮，這是紅25軍的戰士最常唱的一首歌，他們正如歌詞中唱的一樣“不怕犧牲，無堅不摧”。
紅25軍是長征中一支特殊的隊伍，經過數次激戰，兵力不是逐漸減少，而是不斷增加。由最初的2980餘人最多增至4000餘人，直至長征結束仍有3400餘人的兵力。這一特點在紅軍長征曆史上堪稱奇跡。
長征中的女紅軍
俗話說“巾幗不讓須眉”，在長征中有一支特殊的連隊，除隊長董必武、副隊長徐特立和其他傷病員以外，其他隊員都是女紅軍。
中央紅軍隨軍的女紅軍大多是黨中央領導和紅軍高級將領的妻子。她們組成了幹部休養連，和其他戰士一樣，負重10公斤，日夜兼程。
長征途中，楊尚昆的妻子李伯釗負責宣傳工作。她隨身攜帶著紅軍劇社的劇本，經常往返於各個部隊之間，相比之下，比別人多走了很多路。然而，李伯釗卻從不抱怨，走到哪裏劇本就帶到哪裏。直到紅軍走到湘江邊，下令輕裝上陣，李伯釗才把劇本留在了原地。
1935年秋，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李伯釗在紅四方麵軍的駐地開辦文藝訓練班。後來，被張國燾部扣留，沒能跟隨紅一方麵軍前行。1936年，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合後，才將李伯釗調配到紅二方麵軍繼續負責宣傳工作，並跟隨部隊一同北上。李伯釗前後三次通過草地，吃得苦是其他人的幾倍之多。
部隊考慮到女紅軍的體力問題，為她們提供了馬匹，女紅軍們卻堅持徒步行軍，把馬匹讓給傷病員。吳仲廉是隊伍中唯一纏足的女兵，在長征中卻從沒掉過隊。她告誡自己，不能因為纏足就比別人走得慢，甚至爬山時還努力超過其他隊員。
康克清是朱德的妻子，在女紅軍中算是力氣較大的一位，總是比別人多扛幾杆槍。紅軍到達延安後，康克清對外國記者史沫特萊說：“同那麽多可愛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軍和出門散步差不多。”
對於賀子珍來說，長征是一個不小的考驗。那時她已懷有身孕，隨軍遠征使她比別人承受了更多的苦痛。紅軍二渡赤水時，賀子珍生下了一名女嬰。由於紅軍隊伍無法在赤水停留，需要立即轉移，賀子珍隻好把女兒托付給當地一對夫婦。此後，賀子珍與自己的親生骨肉便失去了聯係。有一次，賀子珍為了掩護傷員，身負重傷。住院時，她還叮囑說：“不要把我受傷的事告訴毛澤東，免得影響他的工作。”據他人回憶，長征中賀子珍常常念起文天祥的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35年春，相繼有三位女紅軍分娩。由於當時環境所迫，不得不把嬰兒轉送給當地百姓。母子分離，對於女紅軍來說是無法抹去的傷痛。
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隨隊一同長征。她的身體較為虛弱，抵抗力差，高強度的行軍使她患上了肺結核。紅軍過草地時，鄧穎超掉進了沼澤地，後來被戰士們合力救出，可謂有驚無險。
蔡暢算是女紅軍中的領頭人。她生於1900年，是清代著名將領曾國藩的後裔，曾留學法國，在那裏戀愛、結婚。她的哥哥蔡和森，丈夫李富春，都是著名的共產黨人。長征途中，蔡暢以其獨立、堅強的個性帶領著大家前行。她常常給戰友講述自己在法國的見聞和趣事，還帶領大家一起唱《馬賽曲》。
女紅軍們在長征中不光有悲傷和痛苦，愛情也經曆著考驗。時任中央秘書處處長的劉英與張聞天早在蘇聯留學期間就已相識。1933年，張聞天向劉英求婚，劉英則希望通過長征來考驗張聞天的忠誠。經過了兩萬五千裏的征途，兩人終於在瓦窯堡成婚。
紅一方麵軍中，參加長征的女紅軍共有30名。她們是長征中的巾幗英雄，她們依靠頑強的毅力走過了長征，她們的名字值得銘記：
中央局秘書長鄧穎超（周恩來夫人）；
江西省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蔡暢（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婦女部長李堅真（後與鄧振詢結婚）；
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長劉英（後來成為張聞天夫人）；
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劉群先（博古夫人）；
前線司令部指導員康克清（朱德夫人）；
軍委機要秘書賀子珍（毛澤東夫人）；
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金維映（李維漢夫人）；
蘇維埃國家銀行會計錢希鈞（毛澤民夫人）；
蘇維埃中央政府藝術局局長李伯釗（楊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婦女部長鄧六金（後與曾山結婚）；
興國縣婦女主任危秀英（後與鍾赤兵結婚）；
粵贛省委婦女部長劉彩香（長征途中與畢占雲結婚）；
粵贛省委婦女部副部長李桂英；
閩粵省委書記陳慧清（鄧發夫人）；
中央黨校學員吳富蓮；
少共中央青婦幹事王泉媛（在遵義與王首道結婚）；
軍委總衛生部兵站醫院政委周越華（賀誠夫人）；
紅軍大學教官丘一涵；
紅軍大學教官吳仲廉；
中央婦女部秘書甘棠；
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工作員謝飛（後來成為劉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視員廖似光（凱豐夫人）；
少共中央局幹事肖月華（李德夫人）；
閩粵贛特委組織幹事謝小梅（羅明夫人）；
蘇維埃大學學員鍾月林（後與宋任窮結婚）；
中央機關合作社主任楊厚珍；
軍委二局報務員李建華；
中央政府辦公廳秘書危拱之；
女紅軍曾玉（未被批準隨隊轉移，自己跟著丈夫一路到遵義）。
長征中的外國傳教士
在紅軍長征的隊伍中，出現過一位外國傳教士——勃沙特。勃沙特的中文名叫薄複禮。勃沙特1897年生於瑞士，後隨父母移居英國。在他10歲那年，一位英國傳教士從中國返回英國，向他介紹了中國的基本情況。勃沙特聽了以後，開始神往中國。為了適應到中國傳教的需要，他開始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的社會情況等，還給自己去了一個中文名字。1922年，他被英國內地會派往中國，先進入鎮江內地會語言學校學習。一年後，勃沙特被派往貴州鎮遠、黃平、遵義一帶傳教。
1931年6月10日，勃沙特與內地會的一位女傳教士結婚。1934年10月1日，時任貴州鎮遠教堂牧師的勃沙特，攜妻子返回鎮遠。途中，他們與自江西入黔的紅2、6軍團不期而遇。由於當時戰事緊張，勃沙特夫婦又是外籍人士，紅軍不得不對他們有所警戒。隨後，勃沙特夫婦被帶進一個房間休息。晚上，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張木板床上，勃沙特睡在一把躺椅上，而紅軍戰士則睡在地上。
此後，勃沙特一直隨紅軍部隊行進。在這期間曾幫助紅軍解決了一大難題，為紅6團轉戰貴州東部和進軍湘西起了關鍵作用。
1934年10月2日，紅軍占領舊州，並在一座法國教堂裏找到一張完整的貴州地圖。紅6軍團軍團長蕭克展開地圖，發現上麵標注的文字都是洋文，即使配合所繪圖案來看，仍然是一知半解。
當時，紅6團中根本沒人能看懂這些洋文。正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蕭克突然想到：洋教士勃沙特在中國已經生活了一段時間，中文和洋文皆知。於是，蕭克立即派人邀請勃沙特。
“勃沙特，蕭克將軍請你去一趟。”
正在熟睡的勃沙特，睡眼惺忪地看看前來的戰士。心想：自己被紅軍扣留至今，現在被邀請，會是什麽事情呢？此刻，勃沙特臉上顯出一絲茫然。
“蕭克將軍正在等你。”戰士重複了邀請。勃沙特來不及多想，趕忙起身，跟在戰士的身後，匆匆趕往蕭克的指揮所。
勃沙特邁步進入指揮所，隻見眉頭緊鎖的蕭克，用手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貴州地圖。勃沙特大致掃了一眼地圖，對蕭克說：“這是一張貴州地圖，上麵標注的是法文。”
蕭克說：“既然你看得懂法文，那就請你幫我們翻譯一下吧。”
勃沙特說自己隻會說中文，寫漢字並不在行。於是，蕭克和勃沙特開始一起翻譯地圖。
勃沙特邊翻譯，蕭克邊記錄。在昏暗的燭光下，兩人配合得非常默契，不時交談起來。
通過這次合作，勃沙特對於蕭克的印象很深：“他隻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人們誓死愉快相從的原因就在這裏。我覺得，他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的將軍。”
說起外國傳教士幫助紅軍翻譯地圖的事情時，蕭克將軍曆曆在目：
“我們在法國教堂裏，找到一張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貴州地圖，但看不懂。好在那裏有個法國牧師能講點中國話，不能寫，發音也不準，但還能夠聽得懂，我們就指著地圖，他講我寫，迅速譯了中文，有了這張地圖，才稍微詳細地看清了貴州的山川城鄉的大路，行動才開始方便了一些。”
他還特意強調：
“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了我們一大難題，同時，他在邊譯邊聊中，還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況，為我們解決部隊行動起了一定作用。他幫助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
1936年4月，紅軍到達雲南，準備釋放勃沙特。軍團長蕭克親自宣布了釋放令，並對勃沙特說：“你的身份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同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在中國設租界地，你應該獲得自由。”
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期間，勃沙特隨中國工農紅軍一起長征，曆時560天，經過貴州、四川、湖南、湖北、雲南5省，行程達一萬公裏。離開紅軍後，勃沙特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撰寫了一本名為《紅軍長征秘聞錄》（原名《神靈之手》）的紀實作品，並於1936年11月在英國倫敦出版發行。這本書比外國記者比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通譯《西行漫記》）早一年問世，是西方最早介紹中國紅軍長征的專著。
1939年，身在歐洲的勃沙特再次以傳教士的身份來到貴州，進行傳教活動。除了傳教以外，他還在當地辦學、救治病人，為物質匱乏的貴州盤縣地區的百姓帶來了福音。1948年至1949年期間，勃沙特在盤縣創辦了“明恩小學”。學生主要是信徒子女，另外，也包括貧困家庭的孩子。
盤縣解放後，勃沙特繼續救治了很多解放軍傷病員。直至1951年，勃沙特與妻子被召回國，他們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中國。臨行前，勃沙特說：“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貴州回國的外國人。別的外國傳教士都害怕共產黨，可我不怕，因為我了解他們。隻要共產黨像我所見到的紅軍，就用不著害怕。他們是講友誼的，是信得過的朋友。”
1986年5月27日，蕭克將軍委托中國駐英大使前去拜訪勃沙特，並轉交了一封信件。信的內容是：
“久違了！從索爾茲伯裏先生處知道了你的近況。雖然我們已分別半個世紀，但50年前你幫助我翻譯地圖事久難忘懷。所以，當索爾茲伯裏先生問及此事時，我欣然命筆告之。1984年我在出國訪問途中，曾打聽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們都早過古稀，彼此恐難再見。謹祝健康長壽。”
1987年底，《人民日報》駐英記者對勃沙特進行了專訪。在談起與紅軍共同長征的情景時，已經九旬的勃沙特依舊神采飛揚，興致勃勃地為記者講述著那一段傳奇經曆。
長征落腳點與一張報紙
紅軍長征最終在陝北落腳，其實，紅軍一開始並未打算選擇陝北作為終點，而是準備靠近外蒙古創建根據地。那為什麽紅軍最終奔向了當時還很荒涼的西北高原，選擇了陝北作根據地呢？這還要從一張報紙說起。
1935年9月上旬，剛剛走過草地的紅1、紅3軍團繼續向北長征，來到了四川和甘肅的交界處，並在這裏召開俄界會議。會議決定進入甘肅東北部，以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路線，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區創建一個根據地。
9月18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宕昌縣的哈達鋪。部隊進行休整，以盡快恢複過草地時消耗的體力。在這裏，中央將紅1、3軍團和中央縱隊改編為陝甘支隊。
宕昌縣是當地較大的一個鎮子，設有郵電所，紅軍從郵電所找到一些舊報紙。其中一張報紙中有這樣一條新聞引起了紅軍的注意，那是一份《晉陽日報》，上麵刊登了山西軍閥閻錫山的講話：“陝北劉誌丹赤匪部已占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5萬人，遊擊隊、赤衛隊和少先隊20餘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性。”
閻錫山在報紙上的講話雖然有所誇大，但陝北紅軍壯大的消息卻是不假。原來，在中央紅軍北進的同時，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長征到達了陝北，並同陝北紅軍會合成立了15軍團，兵力達7000人。
毛澤東與周恩來看到報紙上關於陝北紅軍的消息，頓時大喜，連忙找來賈拓夫詳細詢問陝北紅軍的曆史及那裏的地理民情。賈拓夫曾在中共陝西省委工作，1933年底代表陝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匯報，不過同年陝甘紅軍一度失敗，賈拓夫隻得留在中央紅軍，後又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賈拓夫告訴毛澤東與周恩來，陝北條件艱苦，群眾生活貧困，劉誌丹在那一帶很有影響力，可以和反革命勢力進行周旋，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聽了賈拓夫的建議，毛澤東與周恩來等領導人經過商議，決定向陝北前進，並派賈拓夫提前出發前往陝北聯絡。
9月23日，改名陝甘支隊的中央紅軍離開哈達鋪，於9月27日到達通渭縣榜羅鎮。黨中央決定在榜羅鎮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針對以陝北為紅軍長征落腳點的提議進行商議。會上 ，個別同誌希望能將根據地發展到接近外蒙古的地區，不過大多數同誌都同意中央的提議，認為應該先到陝北落腳再圖發展。會議最後終於正式確定將陝北定位長征結束的落腳點，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事實證明，這一次的決議是正確的。如果紅軍繼續北上，向河西走廊或寧夏前進，同馬家軍閥作戰，這支剛剛經曆長征，疲憊不堪的隊伍將會承受怎樣不可預計的後果。
榜羅鎮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一直向東行軍。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了屬於陝甘根據地管轄的吳起鎮。這個鎮子不大，隻有十幾戶人家。隊伍走到一孔窯洞門前，看見門口邊上掛著一個牌子，上麵寫著：赤安縣六區蘇維埃政府。隊伍中頓時響起一片歡呼聲——“到家了！”
經過萬裏長征的洗禮，疲憊不堪的紅軍終於找到了一個穩固的落腳點，紅軍即將展開新的征程，而這片土地也將成為創造新曆史的出發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