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理解與闡釋_現代中國價值觀轉型中的集體主體分析

第二編

理解與闡釋

現代中國價值觀轉型中的集體主體分析

鄭偉

核心價值觀建設，基本問題之一是確定核心價值觀的主體問題，即“誰”的核心價值觀的問題。從主體的角度來看，核心價值觀的主體可以分為具體的個體主體和抽象的社會公共主體。具體的個體主體即現實社會中的個人，它直接關係著核心價值觀能否最終落地的問題。抽象的公共價值主體之所以說是“抽象”的，是因為作為主體它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組織或機構，而是通過基於預先的製度安排、在麵向公眾的社會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觀取向，它發揮著對個體主體價值觀上的規訓和引導作用。從範圍上來看，“抽象的社會公共主體”可以分為國家主體、社會主體和個體直接生存於其中的“集體主體”。在這一邏輯鏈條中，集體主體作為最接近於個體主體的抽象社會公共主體，它在整個核心價值觀建構中起著一種上傳下達、居間聯係、多向交流的“中介”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個體主體的現實存在狀態如何變化，國家和社會範圍內的核心價值觀建設，都不能無視作為中介性因素的集體主體的作用和影響。

一、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集體主體的特點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雖然沒有明確的“核心價值觀”的提法，但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完善的價值觀體係。在這種體製設置中，價值觀與人們的組織形式實現了高度一致：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之上的“集體”，並不僅僅是許多個體主體聯合起來的有組織的整體，作為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一種特殊的、必要的存在狀態，它還是高於個體主體的抽象價值主體——無論從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方麵，集體主體對個體主體都表現為全麵的掌控和關照。

首先，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高度同一造就了“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模型。在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生產資料所有製模式中，個體利益的最終代表者和實現者就是集體主體。這是一種不同於前社會主義社會中“虛幻的共同體形式”的真實集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集體”更多地是一種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商業組織，是一種以剝削為前提的利益共同體。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的“集體主義”模型中，由於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是根本一致的，集體的發展同時也就意味著個體的發展。正是由於這種生產資料所有權關係的定位，計劃經濟體製中的個人才有了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在這樣的價值關係序列中，個體主體無條件服從集體主體是必然的邏輯結果和自覺價值選擇。同時，在現實的生活中，傳統的集體主體也確實承擔起了一切力所能及的相對於個體主體的各方麵的責任，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個大而全、小而全的小社會。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以後的一二十年中，全國人民掀起了史無前例的、不計較個體利益得失的建設**，出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才能為下一步的發展奠定初步的物質前提。

其次，集體主體不僅表現為個體主體現實利益的最終代表，而且還表現為個體主體的價值觀歸宿。在計劃經濟體製中，由於在集體之外個體並無自己的特殊利益，集體主體不僅是個體主體的直接存在方式，而且構成了個體主體意識形態的直接領導者和價值觀歸宿——它負責傳達國家和社會主體的意識形態綱領，負責監督個體主體的意識形態表現，並把它作為衡量個體主體在集體中地位的重要標準。在這種環境下，個體主體要獲得社會的承認，實現自身的人生意義和社會價值，服從和服務於集體主體成為必要的價值觀前提。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才產生了個體主體“螺絲釘”式的人生價值定位。但這也造成了一種潛在的問題：個體的發展的空間被束縛在“集體”的領域之內，個體的個性和能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種“單向”的價值觀邏輯決定的。這在某種程度上與馬克思所主張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未來社會設想發生了不一致。

再次，計劃經濟下的集體主體堅持著一種總體性、超越性的價值理念。雖然計劃經濟下的集體並不排斥當下的功利性——它仍然致力於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但是當下行為始終是朝向未來的價值理想的——作為未來社會發展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實際上是作為並不遙遠的社會發展目標貫穿在集體主體的行為中的。一方麵，集體主體的出發點是集體的總體利益，而不局限於某一具體個體的直觀感受；另一方麵，當下的總體利益也不是價值判斷的最終標準，以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為最終目標的長遠利益成為衡量的最終標準。在此過程中，當下整體利益的功利性實際上是服務於未來功利的價值超越性的。這種價值超越性定位又進一步影響著個體主體的價值觀，從而在總體上表現為一種高度意識形態化了的超功利性。它起到了全麵連結個體主體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之間的紐帶作用，維係著個體主體與最高社會抽象主體之間的依附與指導關係。

最後，計劃經濟體製下的集體主體在功能上表現為經濟共同體與行政共同體的高度統一。這種統一同樣是建立在高度的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之上的。國有資產、集體資產，本質上都是公有製資產。在這種邏輯下，代表全民利益的國家、政府和集體對其進行管理也是公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集體主體本身就是社會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合一，集體主體本身就行使著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職能，同時作為基本的社會生產勞動單位和政治管理單位而存在。在這樣一種管理係統中，個體進行社會財富創造的選擇性其實被縮小了——他隻能在集體主體劃定的非常有限的範圍內進行。由此整個計劃經濟體製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一方麵表現出高度的“計劃性”，在某些方麵實現了長足的發展，另一方麵又出現了一些短板。例如蘇聯模式的“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忽視了作為一個完整係統的經濟問題的複雜性。

總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集體主體作為與個體主體聯係最為緊密的抽象公共主體，其自身的功能設置和製度設計，為其在價值觀方麵對個體主體的全麵掌控和引導確立了堅實的基礎，為整個社會在價值觀方麵的整體一致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計劃經濟體製下以集體主體為代表的抽象主體也正是由於這種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的高度合一，造成了某種程度上對現實價值關係的漠視乃至敵視，在建國後的一段時間裏，在國民經濟體係迅速構建起來的同時陷入了意識形態的狂熱，發展後繼乏力，沒有實現相比較於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優勢。改革開放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價值定位中，集體主體正式把重心轉向經濟建設，轉變為發展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有力主體。在這一過程中，集體主體本身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的核心價值觀重塑和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改革開放以來集體主體的時代變化

麵對改革開放前後社會文化和價值觀方麵態勢的巨大變化，我們以往多用多元化和複雜化來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價值觀局麵。在極端的角度上發生的社會重大負麵事件中，有觀點甚至用“道德

滑坡”和社會價值觀“危機”等類似的概念來進行這種價值觀前後對比的定位。實際上，在分析當下價值觀局麵中，變化巨大的並不僅僅涉及個體主體，也同樣涉及集體主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個體主體所直接賴以生存的集體組織形式發生了變化，才導致了當下的價值觀局麵。相對於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的集體主體，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集體主體不僅出現了功能的變化，而且發生了一定範圍和程度上的價值定位的變化。聯係到集體主體在核心價值觀體係中的中介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不僅要注意到個體主體的多元化，更要注意到現實的集體主體的多元化。

首先，新興的資本性的集體主體在市場經濟中的大量湧現，從數量比例上改變著集體主體的傳統麵貌。在以資本運作為基礎的商業化的集體主體中，集體表現為諸多個體主體以經濟利益為基礎和價值目標的係統整體。在這樣的商業係統中，新興的集體主體不再肩負傳統體製下的、全社會範圍內的、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價值觀規範和指導的角色，而轉變成資本價值增值的角色——它以盈利為主要價值導向和追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資本性的集體主體在以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組織社會生產、創造出巨額社會財富的同時，自身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民進國退”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雖然國家經濟的活力被重新喚起，但是在社會核心價值觀領域，傳統集體主體的價值觀引導作用急劇消減。

其次，在市場化的集體主體中，集體主體與個體主體本質上不再是指導與被指導的價值觀依附關係，而是一種契約性的利益依附關係。一方麵，集體主體對個體主體的評價更多地是以資本增值和利潤的增長為判斷準繩，另一方麵，個體主體對集體主體的要求和期待更多是利益方麵的。然而，這絕不意味著個體主體與集體主體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係，而是一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在這一過程中，個體主體實際上始終處於弱勢地位。這種情況下，個體主體由於其現實的“雇傭勞動”關係的存在狀態，就會對傳統模式下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發生疏遠、模式乃至不信任。從這個意義上講，個體主體在價值觀方麵表現的多元化，與市場經濟體製中新型集體的價值觀定位密切相關——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傳統社會中的最高國家或社會價值主體與個體主體的高度同一的價值觀聯係，通過契約式的雇傭勞動把個體主體的價值關注點轉移到防範社會風險的貨幣手段上來。

再次，傳統的集體主體在市場經濟中也發生了功能分化——政企分開。它明確區分了政府和企業在社會經濟體製中的不同地位，在經濟運行中實行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此意義上，傳統的計劃經濟下的集體主體實際上演變為市場經濟體製中的兩類集體主體——政府主體與國有企業主體。這種分化，使得政府主體在新的時代環境下承擔起了傳統集體主體在社會核心價值觀中的中介地位。因為即使是國有資產性質的集體主體，在市場經濟中也必須遵循市場化的運行方式，亦即在承擔自身社會責任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實現資產增值和利潤最大化。

最後，市場化的存在方式使得經濟性的集體主體與個體主體的價值取向均發生了重大變化和轉向——對資本和貨幣的追求。在價值觀領域，這表現為對當下現實利益的重視。資本的市場化運作及其不斷增值的本性決定了其價值定位始終是追求資本增值和利潤的最大化，而不是傳統的未來社會理想。市場經濟帶來了一種新的社會關係——貨幣關係。這種貨幣關係一方麵加快了財富在全社會範圍內的流通，促進了價值的實現、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麵，其在商品社會中的等價物地位又給它增加了價值觀上的吸引力，極大改變了社會微觀領域內個體主體的價值定位和追求。

總之，在市場經濟體製中，集體主體的價值定位更多地是圍繞利潤和資本的增值，而不是傳統超越性價值理想。與此同時，這也並不意味著傳統集體主體的社會核心價值觀中介功能的完全喪失。相反，價值觀引導的功能落在了新時期執行政治功能的政府主體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個體主體、不同形式的集體主體之間的複雜關係，實現多元化主體之間的價值共識，樹立核心價值觀，就成為政府主體在新時期的一項曆史使命。

三、集體主體時代變化對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影響

集體主體的這種時代變化，直接改變了其在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中的樞紐性中介地位。這種改變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它是把商品交換的價值關係特別是貨幣關係提升至個體主體公共性存在的首要地位，極大解構了個體主體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對傳統集體主體的全麵依附關係，特別是價值觀上的依附關係；另一方麵，它使得政府主體承擔起了在社會核心價值觀建設中的主要責任，這種責任既包括價值觀的引導，又包括現實的不同主體之間的複雜價值關係的梳理。具體說來，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資本性的集體主體對個體主體傳統“主人翁”價值觀定位的衝擊。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中，在高度的全民所有製中，“人民群眾”成為社會既有物質財富及生產關係的抽象主體，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也空前高漲。可以說，正是這種“主人翁”的價值觀定位，構成了改革開放以前的核心價值觀的核心支柱。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個體主體與集體主體的契約關係更多地是一種經濟聯係，而不是一種價值觀的聯係。資本性的集體主體的市場定位及其盈利性的價值歸宿，從現實的實踐關係上解構了個體主體對集體主體在價值觀領域內的依附紐帶。隨著集體主體在個體主體生活保障方麵措施的全麵收縮，個體主體被推入了風險社會，進一步切斷了這種依附紐帶。

第二，新興集體主體的資本本性對部分個體主體金錢至上的價值定位發生了現實影響。集體主體雖然發生了性質轉變，但是仍然構成了絕大多數個體主體最基本的公共存在空間。集體主體對利潤的價值觀推崇，與市場經濟對資本的重視，在邏輯上是一致的。資本性的集體主體的價值定位，直接影響到了生存於其中的個體主體的價值定位。貨幣在市場經濟中規避風險的作用得到了空前重視——對資本的重視、對貨幣積累的重視，成為市場經濟體製中各種主體的首要價值定位。這種經濟關係上的價值定位，也直接反映在個體主體的價值觀層麵。這也在一定層麵滋生出了拜金主義的負麵影響。在信息媒介高度發達的時代，層出不窮的“炫富”事件一方麵表現出了對貨幣的畸形的價值觀定位，另一方麵也進一步凸現出了進行核心價值觀建設和引導的必要性。

第三，集體主體的多元化對政府主體在核心價值觀建設中的“中介”作用提出了新的挑戰。傳統的主要執行經濟功能的集體主體的價值定位的轉變，並不意味著所有計劃經濟體製下的集體主體發生了全麵的市場化轉變。而是說，傳統集體主體的政治功能和價值觀引導職能集中轉移到了政府部門身上，政府主體開始全麵承擔起了傳統集體主體的價值觀建設和引導職能。在社會保障機

製還未高度完善的情況下，在相當一部分個體主體的生存保障還是來自於市場經濟體製下的雇傭勞動或資本運作機製的情況下，在集體主體與個體主體同時多元化的情況下，政府主體無論是運用行政手段還是經濟手段，其處理問題的複雜程度均今非昔比。在此過程中，即使是某些局部性的行為失誤，都極有可能引發個體主體在價值觀領域內的不滿與不信任。

第四，在新的時代環境中，政府主體價值觀引導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積累，也表現為一個曆史過程。同改革開放伊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摸著石頭過河”一樣，政府主體自身的角色轉變和實踐經驗的積累也表現為一種實踐探索與經驗積累的過程——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再到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一定層麵上都表現為政府主體對自身價值定位在認識上的深化和實踐上的深入。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逐漸表現出不同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執政為民”為價值觀本位的政府主體開始全麵承擔起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乃至中華文明現代文化建設的曆史責任和職能。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如何處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中國先進力量的代表者、引導者之間的關係，就成為黨領導下的政府主體的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成為領導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係的一個核心命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三個代表”在中國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仍然是一個始終需要予以高度關注的曆史任務。在這種集體主體多元化的時代現實中，黨領導下的政府主體實際上起到了雙重中介的作用。一方麵，依靠自身的社會職能權力協調個體主體與其他集體主體的關係，在實現社會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既保障其他集體主體的合法權益，又要切實保證個體主體的合法權益，為個體主體提供現實的價值歸屬感；另一方麵，在個體主體與最高社會抽象主體之間，政府主體又要發揮意識形態的職能，既要實現服務於人民的價值觀定位，又要確保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主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深度認同。隻有這樣，才能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係。

四、政府主體的時代責任與核心價值觀建設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物質文明層麵取得的巨大時代成就，中華民族進入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物質繁榮期。這種時代繁榮的取得，本質在於我們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用認識論上的工具性定位代替了價值觀上的意識形態區分標準。與此同時，這也麵臨著一個怎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理解社會主義的問題，亦即在拋除了市場與計劃的價值區分、淡化了階級立場的新的時代環境中，怎樣能夠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定義社會主義製度的問題。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定位，同時也是關於社會主義價值關係的定位。隻有在這種價值定位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才不會偏離社會主義的方向。與此同時，隨著市場性集體主體在核心價值觀領域內的淡出，政府主體實際上承擔起了核心價值觀建設的曆史使命，承擔起了全麵引領社會主義價值關係的時代責任。當然，這並不是指核心價值觀建設僅僅是政府主體單方麵的責任。實際上，黨領導下的政府主體必須依靠自身公共權力的行使，通過各項製度設計、公共事務處理、宣傳引導等方麵的工作，凸現自身價值觀定位，進行價值關係引導和意識形態引導，在全社會範圍內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導向，發揮在核心價值觀建設中樞紐性的“中介”作用。

首先，集體主體時代轉變在中介作用方麵的構成變化及其給核心價值觀建設帶來的挑戰，決不意味著向過去的“回歸”。價值觀的前提始終是現實的價值關係。“價值觀與價值始終是關聯著的，二者均不能單獨得到有效解釋。一方麵，因為價值的存在，才有了關於價值的意識，即價值觀；另一方麵，人們又總是通過一定的價值觀形成某種價值需要，創造和獲得價值”。經濟性的集體主體的時代轉變，是搞活市場經濟、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是把全社會範圍內的體現現實價值的利益蛋糕做大的前提。“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擺脫貧窮落後狀態，大大發展生產力，體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特點”。隻有在社會主義生產力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的前提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在價值觀領域樹立起社會主義製度的牢固地位。

其次，這種中介作用，表現為對不同主體間價值關係的協調。正是在這種複雜關係的處理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核心價值觀領域才發展出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社會主義價值觀並不是等待我們去發現的某種先驗存在，猶如社會主義是人們在認識和掌握曆史必然性基礎上的一種自覺運動，社會主義價值觀是基於曆史運動、曆史規律，以及人們價值實踐的一種自覺建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中，社會成員的生存方式變得空前多樣化、風險化。與之相對應，當下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一個價值觀空前多元化的時代。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一係列具有社會負麵影響的重大事件的發生，在一次又一次挑戰著國民道德底線的同時，更使我們認識到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政府主體麵對具體社會事件，在處理不同主體之間現實的社會關係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不同價值關係的梳理和引導。在此過程中，政府主體自身的行為本身就體現出一種基本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定位和導向，也就意味著社會主流價值觀表態。

再次，這種中介作用，其關鍵在於政府主體自身社會公信力的保持和壯大，這是新時期全麵進行價值觀宣傳和引導的意識形態前提。近年來信息媒體網絡的發達，民眾在網絡上對“大事件”發表觀點數量的急劇增多，本身就說明了政治性集體主體與個體主體在社會公共性領域內的極度靠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建構，並不是單向的，而是互動的。對“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消極東西” 的態度，對個體主體正當合法價值關係的尊重和保護，直接關係到政府主體的榜樣示範作用和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實際效果。在這其中，核心價值觀建設應該貫穿在每一個製度設計和具體社會事件中，體現在政府主體的每一個社會作為和價值表態中。在集體主體市場化，個體勞動力市場化的同時，政府主體的價值定位絕不能市場化。相反，它要在熟練市場運作的同時始終表現出符合國情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價值定位。

總之，核心價值觀的建設，絕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或價值觀的“灌輸式”的單向宣傳。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必須立足於現實的價值關係並對其加以合理的規訓和引導。這是一項由最高抽象主體——國家或社會——主導的，由政府主體加以貫徹和落實的全麵的係統工程。它在客觀上要求在宏觀的國家政策和具體的社會事件中通過現實的價值關係處理全麵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隻有這樣，才能在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統一的基礎上，從具體的價值關係梳理和宏觀的社會指導層麵全麵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

（作者係郭湛教授2010級博士後，北京師範大學教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