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理解與闡釋_文化力與作為一種非正式製度的文化

文化力與作為一種非正式製度的文化

孫 晶

一

文化力提出的背景，是認為當今社會，經濟的文化化與文化現象的經濟化已成為日益明顯的兩大特征，人們更加注意從文化的高度來審視經濟現象這一角度入手的。文化力是要揭示經濟發展和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文化的特點，指出任何經濟現象本質上都是特定的文化內涵的反映，隻有用文化的視角去考察社會經濟，找出社會經濟活動的文化觀念、文化戰略、文化意義，才能認清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本質。

“文化力”的文化是指一種與政治、經濟相對應的文化，也就是說它是指一種包括了意識形態而又不完全是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文化，作為一種指涉文化對經濟影響的力量，它也涵蓋了物質文化的一些內容。如國內最早使用“文化力”概念的賈春峰同誌曾說，“廣義的‘文化’，與自然物相對應，指的是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這種寬泛意義上的文化即‘人化’。狹義的文化是社會中的一個領域，通常與政治、經濟相提並論。‘文化力’這個概念正是與狹義的‘文化’概念相對應的。”至於什麽是“文化力”，按賈春峰的說法，“談到‘文化力’的涵義，首先我要引用毛澤東同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一段話。他說：‘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我理解，這裏講的‘文化力量’，其含義就是‘文化力’的涵義。……現在，大家總說提高綜合國力。實際上，綜合國力就包括了經濟力、政治力、軍事力和文化力。這個說法，同毛澤東同誌當年寫《新民主主義論》時的說法是一致的。”賈春峰認為，文化力主要有四個方麵的內容：第一，它是智力因素，包括教育和科技；第二，指精神力量，包括理想、道德、信息、價值觀、意誌等；第三，指文化網絡、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電影廳、劇場、體育場等文化體育活動設施；第四，指傳統文化。賈春峰提出文化的概念之後，孫是炎在《文化力：橫店的啟示》一書中對文化力的概念作了進一步明確的闡述。他認為，文化力是把物理學上力的概念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引申。在物理學上，那種指任何使物體保持或改變位置或使物體變形的作用、也就是說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是力，引申開去，文化力就是文化因素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所生產的影響和作用。

不管國內一些文人學者如何論述文化力這個概念，筆者認為，文化力還主要是從精神文化的經濟功能角度展開論證的。精神文化中的教育和科技因素，當然是經濟的基礎，我國所提的科教興國戰略，就是高度重視科技和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除此之外，精神文化的經濟功能主要表現為精神文化的價值取向特點直接或潛在地決定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模式選擇以及發展的速度。例如，首先，精神文化具有價值取向功能，精神文化價值內涵著一整套價值評判標準，當某種經濟行為符合人們的價值觀念、價值期望和價值取向時，人們就會強化或肯定這種行為，反之，人們就會弱化或否定這種行為，這樣，精神文化價值就表現出對經濟活動的引導作用。其次，精神文化價值對經濟活動主體思想和經濟活動主體行動具有協調和凝聚功能。精神文化價值通過價值判斷的標準與尺度，可以把從事經濟建設的主體思想牢固地凝結在一起，調節與規定他們的不同想法，以使他們產生共同的行動。最後，精神文化價值對經濟活動、經濟行為、經濟關係具有規範功能。經濟建設不能隻講經濟價值，社會經濟活動應當是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有機統一。在經濟活動中，經濟活動的道德價值通過對經濟活動主體的思想和行為的規範作用，可以使社會經濟活動朝著健康、良性運行的方麵發展。總之，如果說市場的自發調節是經濟活動中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話，那麽，精神文化的價值觀、道德力量也是另外一隻“看不見的手”，兩隻手同樣重要，缺一不可。

精神文化是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精神文化也是一種生產力，是一種精神生產力，它是一種培育物質生產力的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的“軟件”。精神文化能造就人的整體精神素質，整合與凝聚人的思想道德，培育人的靈魂境界以及激勵人的勞動能力等，在這些方麵，精神文化都對經濟建設、物質文明、物質生產力的提高具有強大的製約與影響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精神文化具有它能夠施加影響的權力，它是一種文化力。當然，說精神文化力，並不是對“精神文明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這一科學結論的反對，而是說精神文化除了有被物質文化決定的一麵外，它也還具有相對獨立性和巨大的能動作用的一麵，它能為經濟建設提供巨大的動力。另外，突出精神文化的作用，說經濟現象本質上都有文化的內涵，也隻是在精神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這個層麵而言的。這與思想文化決定論是不同的。觀念文化、精神文化的決定論把一種思想文化體係誇大化、絕對化，認為一切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問題都可以看作或歸結於思想文化的問題。這種觀點其實是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基本的曆史唯物主義論斷的否定，而文化力的理論與此是截然不同的。

二

國內一些文化學家目前所談論文化力問題，從學科淵源上來講，應該是來自於經濟學（尤其是新製度經濟學）、社會學（尤其是經濟社會學）把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製度的討論。經濟學中的製度變遷理論，社會學中的社會進化論、結構功能論、社會互動論等，都從社會規範、風俗習慣等這些非正式製度的文化和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著手，討論了文化與經濟、文化與社會結構、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認為非正式製度是保持社會結構均衡的結構性因素，而意識形態在具體的經濟發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般說來，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所謂正式製度是指成文的並由一定的權力強製性實施的規則，如法律、法令、條例，以及公司的章程、經濟合同等；而非正式製度則是指社會的習俗、傳統、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非正式製度也可以稱為非製度規則、不成文的行為規範，從一般文化分類的角度來區分，大致可以將其視為屬於精神文化、行為文化的範疇。非正式製度的文化中，意識形態居於主導性地位，它是其它他非正式製度的理

論基礎或最高的準則。而行為規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可以視之為行動的樣式或行為模式，即那些在正式製度無法定義的、起著規範人們行為作用的標準的東西。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一些理論認為，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的規範，一般對經濟行動主體具有以下幾個方麵的作用。第一，它可以內化於行動者的思想當中，能夠約束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原則，使其明確自己的權、責、利和經濟交換關係。第二，非正式製度在某種條件下，可以減少製度創新的成本，推動製度變遷。在正式製度安排缺乏的地方，自發的非正式製度的創新活動，是導致正式的新製度規範產生的基礎。不僅如此，由於正式製度創新活動具有滯後性，這時非正式製度的存在，就可以以其靈活性和實用性特征節約正式製度創新的成本。第三，非正式製度，如傳統文化、風俗習慣等，具有曆史的延續性和穩定性，人們可以在其中找到非常豐富的製度創新資源，使之起到經濟製度變遷的潤滑劑作用。總之，可以說，經濟學和社會學對非正式製度的分析，涉及的都是對經濟的非正式製度與經濟的社會層麵的討論，或者說，它們涉及的都是經濟的文化作用。例如，新製度經濟學說到底考察的是一些非製度因素在經濟中的作用，考慮道德風俗、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這些要素在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它們為什麽會對經濟有影響，在哪些方麵有影響，怎麽起影響的。這些都表明，文化在經濟中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起著巨大的作用。

其實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範圍內討論作為非正式製度的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可以追溯到韋伯。韋伯在更早的時期就已論述，文化價值觀會刺激經濟的發展，文化價值觀不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不僅會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還會影響其他的社會行為和社會結構。韋伯的立意是從發生學的角度考察宗教倫理通過實際倫理對經濟倫理的影響和製約作用，他主張從外在形式說明轉向內在心理解釋，認為社會發展存在兩種因素，即經濟因素與精神因素，但經濟因素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精神因素人們也無法考察，它們隱藏於人們背後，對人們來說都是不透明的或不能認識的，所以韋伯求助於個人自己的內省與“理解”，或對他人的理解與內省，這樣，就可以通過個體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也就是說，韋伯認為考察社會經濟發展，直接考察引起社會發展的經濟因素與精神因素都是不可能的，隻能把社會心理、群體心理最後都歸於個體心理中發揮的作用才能得以理解。這樣，韋伯所講的宗教倫理、實際倫理（階層、群體倫理）和經濟倫理從作用於人的心理並形成人的社會行動動機來說，都變成了社會心理。這也就是說，韋伯所強調的是宗教信仰形成的心理約束力（宗教心理）對日常實際經濟行為所產生的作用，而不是認為新教教義或倫理規範對經濟行為的影響，資本主義精神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結果，其實韋伯也是承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的，宗教決非唯一地決定經濟倫理。經濟倫理有很大的自主性，特定的經濟地理和曆史因素決定了經濟倫理的自主性，宗教隻是經濟倫理的一個決定作用。確實，韋伯是想厘清文化因素對於早期的資產階級從事資本主義企業的活動的動機所發揮的影響，盡管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取決於理性技術和法律，但是它同時也取決於人們采用某種實際理性行為的能力和傾向，在這些類型受到精神障礙阻擋時，理性經濟行為的發展也會遭致嚴懲的內在抗拒。宗教和巫術的力量以及以它們作為基礎的關於職責的倫理思想，在過去總是對行為最具建構影響力。

新近興起的新經濟社會學，強調了經濟生活中的“文化嵌入”“社會嵌入”問題。保爾·迪馬奇奧在1990年最早提出經濟行動的文化嵌入論斷。他認為，所謂文化，就是一種大家能夠共享的理解，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社會認知和自覺的思想。文化通過信仰和意識形態，被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以及形式化的規則體係，為經濟理性設定了界限。文化在經濟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所謂經濟行動的文化嵌入，就是經濟行動向這些自覺的思想和理所當然的文化的嵌入。與此類似，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經濟生活無疑與人們的心智生活有關，所以，經濟行動中還存在著認知的嵌入問題。波拉尼和格蘭諾維特的“社會嵌入”理論，也強調了社會中文化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波拉尼指出，經濟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在前工業社會中，經濟是嵌入於社會、宗教以及政治製度之中的。格蘭諾維特進一步發展了波拉尼的嵌入思想，他對新製度主義經濟學從原子化個人對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即效用原則來解釋經濟行為與經濟製度進行了批評，提出了經濟製度是一種社會建構的命題。這個命題本身和另外兩個命題有關，第一，經濟行動是一種社會行動，這一命題強調經濟行動的社會性，認為經濟行為實際上不能和社會關係、意義及權力這些社會—文化因素相分離；第二，經濟行動是在社會上定位的，這是指任何個人的經濟行為都“嵌入”於社會網絡之中，經濟生活是依賴於社會網絡進行的，而不是由原子化的個人自發實現的。從這兩個命題出發，經濟製度是一種社會建構就是認為一切經濟製度都是社會製度的一部分並由其社會性地限定著，它本身並不構成獨立的行動領域（這也是發展了的波拉尼的“嵌入性”觀點），而是嵌入於社會關係網絡中。這樣，行動者建構經濟製度時，就同時要動用經濟資源與社會資源。

在經濟學領域，古典製度經濟學家對非正式製度最早進行了關注。他們在正統派經濟學對經濟製度和經濟生活的“效用”解釋之外，認為就廣義的經濟生活而言，社會、思想習慣和其他一些安排，也全都可以是使某種經濟製度得以定型化的原因。他們探討了風俗習慣與市場製度的關係。如凡勃倫指出，市場製度就是由“大多數人普遍接受的、固定思維習慣”組成。康芒斯在其《製度經濟學》中也認為，市場交易乃是社會關係的交換，而風俗習慣是構成一切人類關係的基礎原則，因此，任何一個行為者在進行交易中，都必須遵循沿襲下來的習慣與風俗行事。美國新製度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對文化——非正式製度、意識形態對經濟製度變遷的作用有過較多的論述。諾斯認為，大多數的商業經濟活動，以及我們所處理的家庭社會關係，差不多主要是由一些行為規範、行為準則和習俗來控製的，其中包括正規規則的約束和非

正規規則的約束。非正規規則的約束來自於社會所流傳下來的信息以及我們所稱之為文化的部分遺產，它們是由重複的相互作用引起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第一，對正規規則的拓展、闡明與修正；第二，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第三，內部實施的行不標準。至於文化，諾斯認為，“可定義為‘一代一代的遺承，或者通過對知識、價值和其他要素的教誨與模仿來影響行為’（Boyd and Richardson,1985， p.2）。文化提供了一個以語言為基礎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譯與呈現到大腦中去的信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諾斯指出，思想和意識形態是決定了人們解釋周圍世界以及作出選擇的主觀精神構想，無論在個人相互關係的微觀層麵上，還是在有組織的意識形態的意識層麵上，它們都提供對過去和現在的整體性解釋。在諾斯看來，意識形態對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提供了一種價值和信念導向，它是個人與社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省交易費用的工具，具有確認現行製度合法性或凝結某些社會團體的功能。具體來說，諾斯認為，意識形態無論是證明現存產權結構和交換條件的正當、合理，或者攻擊現行結構的不公正也好，都必須具有以下的特征才算成功：1．能夠解釋曆史，並對現行的所有權結構和交易條件有所說明。2．是靈活的，以便能夠贏得新團體的忠誠，能吸引少數民族、婦女、第三世界的人民。3．克服搭便車問題，其基本目標是：使個人摒棄個人私利和對個人成本收益的簡單計算，為團體行動注入活力。意識形態在經濟學與經濟史中的作用是：1．意識形態交易雙方決策過程簡單化，從而節省交易費用。2．意識形態理論可以用於解釋一些立法司法行為。3．意識形態在獨立的司法製度中起著作用。4．它能作為解釋長期的變革所急需的一種實證的理論來看待。

從把文化作為非正式製度這個途徑，國外的新製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也討論了文化力的問題。他們認為，文化，包括宗教和思想觀念，也是一種重要的資源，可以稱之為文化資源或文化力，它至少對製度的供給產生一些影響，它使一些製度的變革花費較低的成本，而使另一些製度的變革付出高昂的代價。如在海阿米和魯坦的研究中，“文化力”一詞主要指從過去留傳下來的那些文化傳統。他們認為，一個時代的資源、技術和製度的變化或變革，這可導致文化力的變異，從而對將來數代產生影響。戰後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家對文化力抑製經濟的增長的作用問題比較重視，他們吸收了曆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哲學的研究成果，認為文化力對人的行為發揮了主要影響，在傳統社會裏，在麵對發展民族經濟和使社會生活現代化的機遇和可能作出何種反應問題上，也產生著重要的作用。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塞利茨、哈根阿德爾曼莫裏斯等，如霍塞利茨認為：“價值體係特別阻礙變革……，如果它們得以興盛的客觀經濟環境被摧毀或減弱，那麽變革就來得容易得多……因此，經濟發展計劃在將工業化與延伸傳統或近於傳統的農業相結合時，會出現進退維穀的境地，在一個較長的時期裏，有可能在發展速度或發展條件上出現反複或倒退，從而最終影響目標的實現。”阿德爾曼和莫裏斯對文化變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定量關係做了研究，他們用要素分析技術把一係列指標壓縮成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的指標，認為這些在發展過程中是緊密相關的，用來反應文化變遷狀況的指標有：傳統農業部門的規模、社會二元結構的狀況、基本社會組織的特性、社會流動的水平和人口的關係。他們指出：“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結構差異之間的關係，既不是發展的原因也不是發展的結果，而應該說，它們是一個製度行為係統內在相互作用的反映，那些製度和行為變化構成經濟發展過程的基礎。”

三

總之，國內外對非正式製度的文化與文化力的研究，從另一個側麵突出了社會習俗、傳統、道德倫理、意識形態這些文化的因素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這提醒我們，在我們今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當中，我們應該用一種更為宏觀的眼光去看待經濟現象。經濟不隻是靠理性的計算和正式規則約束的，經濟製度的形成與變遷，在某種程度上，也離不開非正式製度的文化的孕育與培植。非正式製度當然不如正式的法律、法令、條例、章程等這些正規的製度理性和具有強製性，但在正式製度由於種種原因出現真空時，一些文化的因素、傳統的習慣等非正式製度存在，就能起到維護和創新交易規則、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非正式製度的靈活性與創造性是經濟體製轉軌的潤滑油。例如，在我國以供給主導型為主要特征的強製性製度變遷的空間以外，就一直存在著一個非常珍貴的、人民群眾依靠傳統的文化習俗與聰明才智進行的自發性非正式製度變遷過程，這種地方和群眾的“土政策”，往往後來就成為中央政府新一輪改革與正式政策形成的源泉與動力。這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非正式製度對經濟製度變遷起著經常的有效調節作用。

另外，我國傳統社會也主要是以“禮治”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禮”並不是一種強製的、明確的社會正式製度，它實質上就是倫理規範、行為準則等一係列非正式製度。我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結構之所以穩定，傳統儒家學說的禮治思想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當然，這樣說並不是否定現代市場經濟正規製度與規則的重要性，而隻是說我們建設社會市場經濟新體製時，要注意經濟的發展是與一定的文化氛圍和傳統分不開的。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日趨明顯的特征就是經濟與文化越來越融為一體，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在市場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文化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顯著。按國內外學界對文化力、文化非正式製度的研究來說，就是經濟生活、經濟行動是融入或嵌入社會文化生活、社會文化行動中的，二者實難分割。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的結論都告訴我們，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一方麵要大力加強法製、經濟規則等正式製度的設計與推行；另一方麵，我們還要注意一些理想、道德、紀律、教育、科技這些文化因素與經濟的互滲性，注意經濟建設中的文化力的作用，這也就是我們一直提倡的兩個文明一起抓的主要內涵。

（原載《河北學刊》2004年第2期，作者係郭湛教授1997級博士，工作於中國社科院科研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