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理解與闡釋_文化傳播論

文化傳播論

莊曉東

人之為人從傳播起。傳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傳播使人成其為“人”，使人成其為“類”。

文化傳播拓展了文化時間和文化空間，從而也拓展了人類生命存在的時空形態。文化傳播可謂左右旁通，環環相扣。文化傳播是文化研究之網的“紐結”，抓住了文化傳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關鍵。

傳播是促進文化變革和創新的活性機製。傳播是文化的內在屬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傳播的過程中得以生成和發展的。

文化傳播產生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傳播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而文化借助於傳播影響著人類。文化傳播不僅是人格與社會的建築材料，而且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共存關係。傳播既是文化載體和“社會水泥”，又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助推器。

文化傳播是人類特有的各種文化要素的傳遞擴散和遷移繼傳現象，是各種文化資源和文化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變、共享、互動和重組，是人類生存符號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是傳播者的編碼和解讀者的解碼互動闡釋的過程，是主體間進行文化交往的創造性的精神活動。

文化與傳播是互動的和一體的。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沒有文化的傳播和沒有傳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文化的傳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他功能都是在這一功能的基礎上展開的。

文化傳播促進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同時也加速了全球化進程。

傳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傳媒化是當今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透過傳播認知文化、認知社會和人類自身，將成為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場變革。

一

文化傳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與人的精神交往活動充滿了許多讓人費解的謎，以致有學者把它稱為20世紀哲學最大的難題，即“主體際困境”。主體際何以可能成立？人與人之間何以可能交流？人與人何以可能通過交流建立多極主體共在的共同體？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智慧的哲學家們。

人之為人從傳播起。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傳播方式，也可以說，一個人的文化傳播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國文化傳播大家威爾伯·施拉姆所言：“我們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動物。我們的傳播行為證明我們完全是人。”文化傳播總是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交織在一起，成為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動。正如人的生存離不開空氣一樣，我們也離不開文化傳播。英國學者特倫斯·霍克斯認為，“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當代人對社會生活的闡釋，當代人的文化實踐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都與傳播息息相關。文化傳播成了當代人類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間。

我們談論文化傳播，也就是談論我們的文化和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我們如何理解周圍的世界以及我們的社會？曆史上人們彼此是如何交往的？文化傳播的本質及其特征何在？媒介變遷與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有何內在關聯？是媒介在控製人還是人在控製媒介？如何理解文化傳播的功能及其與人的全麵發展的關係？文化傳播在當代的表現形態是什麽？跨文化傳播的現實境況如何？如此等等。對於這些問題，文化傳播研究也必然要表現出自己的關注和思考。

文化傳播何以可能？我們為什麽要研究它呢？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化傳播的時代。20世紀人類最大的嬗變是文化傳播對人類社會和人類生活的全麵滲透。文化傳播將是21世紀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主題和中心視界之一。文化傳播作為人類存在和發展的表征和特權，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傳播既改變了人類也改變了世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文化傳播。事實表明，文化傳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深度地卷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同人類朝夕相伴，如影隨形，與生俱來，共同繪製出人類曆史的壯麗畫卷。我們可以說，文化傳播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樣式，是人類社會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層和最複雜的現象之一。

傳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走進曆史和現實深處我們便會發現，人類發展的曆史就是文化傳播的曆史。文化傳播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文化傳播衝破各式各樣的社會藩籬，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展開，是曆時性和共時性的過程。文化的產生與發展、變遷與轉型、差異與衝突、整合與創新、生產與再生產，都與文化傳播緊密關聯。文化傳播作為一種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會活動，使人成其為“人”，使人成其為“類”。一句話，文化傳播與人類文明共振起伏、互動互進、休戚相關。沒有文化傳播，便沒有人類的文明。文化研究富於變化，確實很難把握。文化傳播可謂左右旁通，環環相扣。文化傳播拓展了文化時間和文化空間，從而也拓展了人類生命存在的時空形態。因此，隻有通過文化傳播的研究，從曆時性和共時性的動態過程中，方能真正把握住文化。顯然，文化傳播是文化研究之網的“紐結”，抓住了文化傳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關鍵。

傳播是促進文化變革和創新的活性機製。文化不是一個被動凝固的實體，而是一個發展變動的過程，是一個“活”的流體。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文化既是“名詞”又是“動詞”。說到底，人類文化是一個不斷流動、演化著的生命過程，文化一經產生就有一種向外“擴散”和“傳遞”的衝動。傳播是文化的內在屬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傳播的過程中得以生成和發展的。文化的差異性、社會性和符號性使文化傳播“勢所必然”並成為可能。威爾伯·施拉姆稱文化傳播“是社會得以形成的工具。”社會學家查爾斯·科利認為文化傳播是“人類關係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製，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過空間傳達它們和通過時間保存它們的手段”。人類學家愛德華·薩皮爾強調：“每一種文化形式和每一社會行為的表現，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傳播。”這些描述說明了文化傳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

文化傳播產生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傳播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而文化借助於傳播影響著人類。文化傳播不僅是人格與社會的建築材料，而且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共存關係。傳播既是文化載體和“社會水泥”，又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助推器。概括起來，文化傳播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會性。文化是一種群體性的存在，文化傳播是人與人之間進行的一種社會交往活動，離開人這個傳播的社會主體，傳播活動就不能進行。二是目的性。人類的文化傳播總是在一定的意識支配下的有目的有指向的活動，這與動物本能性的機械生成傳遞有著本質的不同。三是創造性。文化傳播是文化創新與發展的動力係統，在文化傳播活動中，人類對信息的收集、選擇、加工和處理，處處都包含著人類的智慧，彰顯著人類文化的創新。四是互動性。文化傳播是雙向的，是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信息共享和雙向溝通與交流的過程。五是永恒性。文化傳播生生不息，綿延不斷，超時空、跨種族，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始終，是恒久長存的人類活動。據此，我們認為，文化傳播是人類特有的各種文化要素的傳遞擴散和遷移繼傳現象，是各種文化資源和文化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變、共享、互動和重組，是人類生存符號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是傳播者的編碼和解讀者的解碼互動闡釋的過程，是主體間進行文化交往的創造性的精神活動。

文化與傳播是互動的和一體的。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沒有文化的傳播和沒有傳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麵，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傳播的影響。傳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殖、文化積澱、文化分層、文化變遷和文化“均質化”。傳播對文化的影響不僅是持續而深遠的，而且是廣泛而普遍的。反過來，文化對傳播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傳播者對受傳者的文化意義，同時還體現在傳播媒介及傳播過程之中。傳播與文化的互動表明：文化與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同質同構、兼容互滲。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

文化傳播促進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曆史、理論與現實早已證明，文化是一個開放的規則係統，各種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和傳播是實現多元文化生成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然而，在當前的國內文化傳播研究視域內，存在著一種將“本文化”和“他文化”封閉起來的排他的“文化自然主義”和“文化部落主義”；一種爭論不休的“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一種由於對強勢媒體的“畏

懼”而表現出來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其結果是在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同時確立自己的“文化霸權”，以一種暗含的中華文化優越論去抗擊西方文化中心論，這顯然是一個並不明智的文化發展策略。如果我們隻強調“本文化”的優越而無視“他文化”的存在，隻強調“本文化”的“純潔”而反對與“他文化”進行交流和交往，就會發展成為一種以自我為中心、拒斥異質文化的“文化孤立主義”。這些觀念的存在和強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十分有害的，不利於多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更不利於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創新。因為在文化交往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文化都應該是開放的而不可能是封閉的。我們並不需要以一種新的文化中心論去取代老的文化中心論，中國需要的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開放的本土文化，一種世界主義的胸懷，一種鼓勵多元文化的戰略。我們應該在全球意識的觀照下發展自身的民族文化，認真處理好“現代對傳統的超越複歸”與“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化”兩者之間的關係。惟其如此，中國文化才能重現輝煌。

文化傳播加速了全球化進程。當代的文化傳播是一種全球傳播，是一種國際化的現象，需要全球性的思維，需要開放的理念。全球化是人的社會關係的世界化，是人的社會交往的世界化。全球化瓦解了文化傳播的邊界和防護係統，為文化的交流與融匯提供了條件，從而也改變了當今世界的文化地圖。在傳播全球化背景下，技術層對文化層的影響越來越大。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流動和擴散、重組和整合加快，文化發展呈現出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的趨勢，文化發展的整體性、相關性、動態性和不確定性也在增大。由於大眾傳媒特別是網絡媒介日益深入的作用和影響，在全球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傳播生態的危機：出現了網絡傳播中的文化失範現象；出現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傳播中的 “雜交”、“混血”和“不對稱”現象；出現了少數文化傳播大國和多數文化傳播弱國之間的控製與反控製、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係；出現了文化的“媒介化”和以視象文化為主的“文化轉向”；出現了文化主權與文化霸權之爭。表現為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衝突更加激烈，而且這些現象都與文化傳播緊密關聯。各種因素和信息通過網絡傳播交叉重疊，錯綜複雜，相互糾纏，成為世界性的焦點和難題。文化傳播已溢出民族國家的疆界，充塞於全球性的時空之中。我們經曆傳播，我們言說傳播，我們解讀傳播。文化傳播已成為當代和未來社會發展與人的全麵發展的重要動力和關鍵性要素。因此，文化傳播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

文化傳播的實踐活動與人類的曆史一樣古老。但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是19世紀末才由西方學者發起的。在人類學視域，文化傳播經曆了從進化論到傳播論的論爭和演變，曾在歐美學界產生過很大影響。人類學的進化論包括人類生物進化論和人類文化進化論，前者以查爾斯·達爾文、阿爾多斯·赫胥黎為代表，其主要貢獻是指出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後者以斯賓塞、泰勒和摩爾根為代表，直接影響到人類學後來發展的一些理論。人類學的傳播學派可分為德奧傳播論派和英國傳播論派。德奧傳播論派以弗裏德裏西·拉策爾、弗羅貝紐斯、 格雷布內爾和施密特為代表，其主要貢獻是“文化圈層”理論的提出。英國的傳播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裏弗斯、埃裏奧特·史密斯和威廉·詹姆斯·佩裏，他們是“極端傳播論”的倡導者。

20世紀40年代以後，文化傳播研究的視角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當時的文化傳播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關心文化對社會影響的過程、機製、效果以及傳播對文化發展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美國的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維爾、社會學家保羅·拉紮斯菲爾德、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萊溫和卡爾·霍夫蘭。進入20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傳播學大師威爾伯· 施拉姆創建了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標誌著傳播學作為學科正式出現。他們在文化傳播領域反對從觀念到觀念地對社會文化現象做純主觀抽象的說明，強調切實可靠的經驗材料或客觀數據的重要性，主張從外部環境或外部條件的變量出發來揭示社會文化現象的原因和客觀規律。由於他們重實證和重實踐效果的研究而在曆史上被稱為經驗學派。

20世紀60—70年代，文化傳播研究視野發生了根本的轉換。在歐洲開始出現以社會文化的批判性而備受人們關注的批判學派。批判學派的理論淵源有兩個：一是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學派是指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為主的一個學術派別。該所成立於1923年。這一學派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從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危機和現代西方文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馬爾庫塞、T.W．阿多諾等人。在德國法西斯勢力上台後，“社會學研究所”於1933年遷到日內瓦，第二年又遷到美國。戰後於1949年重新遷回法蘭克福，成為歐洲新馬克思主義和新左翼運動的研究據點。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該派學者主張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進行分析和批判，並於20世紀60年代在歐洲流行開來，英國的傳播學者進行的文化研究就是這一思潮在傳播學中的體現。批判學派中的主要流派有：（1）政治經濟學派。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累斯特大眾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爾丁等。該派關心的焦點問題是現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及其帶來的社會後果。（2）伯明翰學派，亦稱“文化研究”學派。該派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現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R．威廉斯和S．霍爾。該派反對簡單的“經濟基礎還原”論，主張從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出發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傳播。（3）意識形態“霸權理論”。該派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不再主要依靠國家、軍隊、法院等“強製裝置”，而主要是通過意識形態“霸權裝置”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該派對此現象予以揭露，並喚起民眾覺醒，推動社會變革。（4）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J．哈貝馬斯是德國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旗手。其代表作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和《交往行動理論》。在這兩部著作中，哈貝馬斯提出通過改善“交往的合理性”來實現社會變革的觀點。哈貝馬斯反對導致人的異化的片麵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場，提倡“綜合的合理性”，即主張通過擴展“沒有支配和強製的交往關係”來改革社會，建立基於“理性合理”的新型社會關係。

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批判學派在20世紀80年代逐漸成熟起來，成為備受人們青睞、理論內涵豐富的社會思潮。近年來，其中的文化研究在曆史、文化、政治和媒介等不同層次與當下炙手可熱的後現代主義的爭辯，不僅緊扣社會現實的脈動，而且介入社會的變動之中，因而其影響已經波及許多領域，其學術地位和實踐價值日漸提高。

進入21世紀，文化傳播研究又麵臨新的機遇和挑戰。當今世界正朝著全球化、信息化和生態化的方向發展。當代文化傳播的媒介化趨勢日益凸現出來，網絡傳播已成為文化傳播在當今的主要形態，各種各樣的文化衝突奔湧而來，引起了人們的焦慮和關注。如何適應當代社會和現代傳媒的巨大轉變，調整自己以應對挑戰並謀求進一步的發展，已成為全球文化傳播學者共同關心的話題。

三

近些年來，文化傳播研究的學科邊界已經被打破，它涉及到哲學、社會學、曆史學、文化學、政治學、人類學、新聞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因此，它既帶有相關學科的“遺傳因子”，反映各種知識交叉、融會、整合的軌跡，又飽含著強烈的“後來居上”的衝動，表現出作為新領域所特有的開拓創新精神和超越意識。

我們的文化傳播研究應以馬克思主義的交往理論為指導，運用科學的社會曆史觀和實踐反思法，批判地繼承西方文化傳播研究的理論成果，探尋文化傳播與“人——媒介——社會”三個核心要素的內在關聯，力圖從傳播的角度來解讀文化，理解文化與傳播的一致性，通過對傳播的理解達到對文化理解的跨越和文化研究的深化，以揭示人類文化傳播的現象、機製和規律。立足於對中國文化傳播境況的闡述和分析，從哲學和人類學視域梳理文化傳播的曆史圖景，追問文化傳播的曆史動因，考察文化傳播的性質與特征、功能與結構、途徑與模式，厘清文化傳播與符號、文化傳播與人類文明和人的全麵發展的關係，在此基礎上對媒介文化進行審視，對大眾傳媒進行批判，

對跨文化傳播進行反思，從時代性和前瞻性的視角闡釋網絡傳媒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作用和缺失，探討全球化時代如何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等理論與現實問題是本文的主要任務。本文共分五章進行闡述。

第一章考察和審視文化傳播的曆史圖景。首先，從社會曆史觀的角度對文化傳播的曆史進程進行梳理和辨析，認為人類發展的曆史既是文化傳播的曆史，也是媒介發展的創造史和變遷史。文化傳播既改變了人們對外在世界的理解認知係統，也改變了人們價值意識建構的內容和方式。文化傳播手段和文化傳播媒介的進步不僅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整個曆史過程，而且與人類社會文化的積累和變化密切關聯。文化發展和創新的速度越快，規模越大，對文化傳播的速度和規模的要求也就越高，文化傳播的過程與結構也就變得更加複雜。媒介製約著人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認知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進步是通過其物化形態和傳播方式實現的。一個時代的文化傳播的性質和水平，不在於傳播什麽，而在於怎樣傳播，用什麽媒介手段進行傳播。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種新的傳播方式和技術的興起都毫無例外地引起文化的變革。其次，本章通過對文化與傳播及其相互關係進行考察和論證，指出文化的傳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他功能都是在這一功能的基礎上展開的。此外，本章還對文化傳播的基因、途徑和模式進行了闡述和分析，以深化文化傳播理論的研究。

第二章從人類學和哲學視域對文化傳播進行討論。在人類學視域，文化傳播理論是作為進化論的對立物而產生的，曾在歐美學界產生過很大影響。雖然在進化論和傳播論之間經常發生爭論，但兩者實際上是相互補充的理論。在人類進化的早期，由於傳播手段的落後，進化的機製更顯重要。隨著社會發展特別是現代交通工具和傳播工具的出現，傳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由此可見，進化論和傳播論在人類曆史中的作用不可偏廢，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哲學視域，文化傳播表現為對人類交往領域的關注和人的反思性實踐。文化傳播涉及主體際的交流。個體話語何以可能成為共同主體或一般主體的話語？人的意向如何才能超越自我而達及他人？個體的反思性何以可能成為社會的反思性？這個問題對於文化傳播理論來說，是最根本的問題，而它又是同20世紀哲學的最大難題即“主體際的困境”聯係在一起的。本文認為，人自由而全麵的發展是文化傳播所追求的最終目標，馬克思主義的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理論是我們研究文化傳播理論與實際問題的指導思想。

第三章分析文化傳播與媒介文化。首先闡述馬歇爾·麥克盧漢和斯圖亞特·霍爾的媒介觀，然後對“媒介帝國主義”的理論淵源和發展趨勢進行考察和審視，指出“媒介帝國主義”有三個特點：一是以強大的經濟和資本實力為後盾，主要通過文化市場進行的全球文化擴張；二是通過含有文化價值的產品或商品的銷售來實現全球性的文化支配；三是這種文化支配和擴張是通過傳播媒介來實現的。這樣，人們更為關注兩個極為現實的問題：一是跨國傳媒的高度壟斷和集中；二是由這種壟斷體製所造成的跨文化傳播“不對稱”性所產生的文化後果。文化的媒介化或媒介文化是文化傳播研究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因為文化的生產、消費和發展都離不開傳播，而文化傳播是依靠媒介來進行的。現代傳播媒介作為一個社會輻射力很強的文化裝置，具有極強的“聚合力”和“擴張性”，不僅影響到文化傳播的範圍、內容及速度，成為文化傳播的強大推動力，而且現代傳播媒介的諸多特點已進入文化的深層結構，使當代文化呈現出媒介化的特征。同時，現代傳播媒介經文化傳播的積澱又逐漸成為獨特的媒介文化，成為當代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並對整個社會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正在麵對一個日益媒介化的文化大係統。媒介文化把傳播和文化凝聚成一個“動力學”過程，將每個人裹挾於其中。文化的媒介化，表現為社會的技術層對文化層的深遠影響。這是一個國際性的文化現象，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顯著的文化特征，是當代日常生活的儀式和景觀，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勢。本章最後對媒介文化與“文化工業”進行分析和透視，闡述滲透於文化之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係。

第四章認為文化傳播在當今最突出的表現形態就是網絡傳播。網絡不僅表征著我們時代的發展前沿，而且還為我們設計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曆史環境。它正在深刻地改變著我們周圍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網絡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的文化傳播媒介，它使人類文化的交流真正突破了時空的邊界，標誌著文化“後傳播”時代的到來。在文化的“後傳播”時代，網絡在技術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溝通的平台，它像一個巨大的“信息超市”，成為人類大眾聚會的“廣場”即“公共領域”，使人類的精神家園又有了一個新的“棲息之地”。網絡媒介的發展正在改變著人們的交流習慣，並對人們的身份進行深層的定位。網絡傳播是人類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延伸和擴展。網絡傳播對於現代社會的作用，已經超出了純技術、純經濟學和純社會學的研究範式，它對文化的傳播方式、文化的生產與消費、文化資源的配置與重組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網絡傳播建構了一種全新的文化範式，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傳播形態，具有全新的社會文化價值。認識網絡的文化價值的基本立足點有兩個：一是網絡傳播是否有利於人類交往方式的提升；二是網絡傳播是否有利於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本章認為，網絡為人類建構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傳播載體；網絡促進了全球文化的傳播以及文化資源在全球的流動與重組；網絡豐富了文化傳播的語言符號世界。當然，應該清醒地看到，進入網絡時代，不同形態的文化在通過網絡得以更加廣泛傳播與交流的同時，交織在其中的不同價值觀和不同文化理念的衝突，並沒有因此而得以緩和和消除，相反，由於網絡傳播的缺失，不同文化在碰撞與交匯中常常潛伏著危機。當前，認真探討網絡傳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以及網絡傳播潛伏著的危機並進行規則重建，顯得尤為重要。

第五章闡述跨文化傳播的現實關切。主要討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關係，以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關係。本章選取跨文化傳播的特殊視角，試圖對跨文化傳播中的“雜交”、“混血”和“不對稱”現象，以及在跨文化傳播境況中如何發展民族文化等問題進行審視和反思。跨文化傳播是“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傳播全球化體係中，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傳播生態的危機。這裏著重分析了跨文化傳播中的“不對稱”現象，認為跨文化傳播的“不對稱”對文化傳播弱國的文化傳播主權和文化傳播資源構成威脅，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文化緊張”，給弱勢文化造成了價值體係的混亂和價值觀的衝突，有可能使弱勢文化麵臨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危險。本章對“西方文化中心論”和“東方文化中心論”的錯誤予以批駁，不讚成“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僵化對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指出全球化的確帶來了文化衝突，跨文化傳播也存在著“不對稱”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必然造成一種文化吃掉另一種文化的結果，而是應當達到“和而不同”，是“一個世界，多種聲音”，而不是“多個世界，一種聲音”。跨文化傳播不僅不會導致文化的“一體化”和“同質化”，相反，跨文化傳播促進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本章最後提出了民族文化發展的戰略構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發展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實現民族文化的批判繼承和綜合創新。中華民族利益與全球化進程的良性互動，是我們思考民族文化發展的基本點。我們一方麵要保持自身主體性的“不同”，完善自己的民族性；另一方麵，又要同其他“異質文化”和諧共處，“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對外來文化進行重塑和“整合”，使我們的民族文化更具時代性和世界性。此外，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建構民族文化的安全機製，是實現民族文化創新與發展的重要保證。

論文的“結語”對在中國開展文化傳播研究的意義進行闡述。指出應大力推進文化傳播研究的本土化、中國化，在此基礎上逐步建構起中國文化傳播研究的話語體係、邏輯範疇和哲學理念，以引導中國文化傳播實踐的健康發展。

（原載《雲南藝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全文轉載，作者係郭湛教授1999級博士，雲南師範大學教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