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理解與闡釋_固本與開新的變奏：文化重建問題的學理審度

固本與開新的變奏：文化重建問題的學理審度

崔麗娜

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已成為時下討論的熱門語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和十八大把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作為重大的戰略部署提上議事日程。一股文化強國的暖風吹遍神州大地。在中華民族正以厚重的文化、強大的綜合國力走向民族偉大複興征程的當下，我們亟需從學理上對關涉文化發展和繁榮中的一些深層問題加以深度審視。基於此，筆者願就文化發展和繁榮中的文化重建之學理性問題，略談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固本：文化重建的必要性析理

文化是流動的，維係著人類文明的血脈在曆史長河中奔湧前行。在曆史唯物主義看來，“文化是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活動，它同時也改造‘改造者’自身，即實踐著的人。人創造了文化，同樣文化也創造了人。”可見，文化的生成、存續和化育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得以實現的，而人的實踐活動是隨著人的實踐方式的變革和實踐能力的提高不斷地拓展與延伸。在社會轉型或社會變革中，當某一主流文化自身處於質變中的量變累加時，原有處於主流“脈係”的文化影響會慢慢地下潛或暫時性消退，在新的主流文化沒有正式確立之前，文化的發展並非止步不前，而是處於“緩慢”加速度的量變中，當該曆史時期的文化量變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質變隨之發生——新的主流文化正式出現。

在煌煌璀璨的人類文化史上，從既有文化自身出現衰退到新的主流文化之確立，是一個長期的曆史漸進過程，這一過程往往與社會變革緊密相嵌且具有內在統一性，這就是文化的重建過程。筆者認為，站在揭櫫人類文明發展的高點上觀之，文化重建之必要性是文化自身在漫長發展中質變的需要；亦是社會主體（如執政黨、社會團體、學術組織、精英群體等）擢升文化品位，拉伸文化價值，提升文化內聚力和彰明文化影響力的需要；更是社會大係統在無形中將顯形的文化的“物質外殼”升華為隱形的文化的“精神內核”的需要。換言之，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重建是文化在社會發展中基於社會變革或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對於原有文化自身諸組成要素的重組、凝鑄和超越而形成新的、並對現有的社會發展起到思想引領、價值範導、規則建構的更高質態的文化生成過程。

文化重建是文化自身吐故納新、薪火相傳、血脈相續的一個曆史過程，這一曆史過程有時是在文化係統內自然發生的並與文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的變革綰和在一起，屬於文化自覺的範疇。在人類文化史中，被雅斯貝爾斯所稱道的人類“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的繁榮，就是在西周末年的周禮文化係統內部的緩慢量變中，新的文化重建過程伴隨著新的社會大變革，文化傳播規模日盛、學術環境寬鬆活潑、私家學者集團興起後達到諸子蜂起，學派林立，最後形成蔚為奇觀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中國文化第一次大繁榮的壯闊景觀。由於文化交流上的頻仍，在春秋戰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原有的“北狄”、“西戎”、“東夷”、“南蠻”各族逐漸“實現華夏化”，使華夏民族最終形成，並為秦漢時期強大的一統帝國和文化一統奠定了雄厚的思想文化基礎，這一經典範例凸顯了文化重建中經由原有文化自身漸進式量變到最後質變的必要性。

回望西方，從西羅馬帝國的覆亡到歐洲曆經中世紀漫漫的千年征途後人類迎來文藝複興的曙光，這一曆程映現了文化重建在社會多維交互的大係統中的必要性。我們知道，在基督教教會統治的淫威下，“人們的精神生活為宗教思想所籠罩，宗教所具有的陰暗麵和對人的思想的束縛使得社會進步緩慢。在這個意義上，中世紀的確是西方文明的一種‘倒退’。”盡管中世紀鉗製理性，壓抑人性，但在社會多維大係統的支撐下，浸潤中世紀千年的西方傳統文化血脈仍弦歌不絕，“匍匐”前行。並使蠻族從原始的刀耕火種發展到城市文明，從部落散居邁入近代國家。同時，“中世紀歐洲文化的孕育已靠近一道關鍵性的門檻；越出這道門檻，這種孕育就不再是一些舊的結構所能包容的……即將在產生現代世界的一係列巨大的文化大變動中顯示自己的威力。”於是，在社會交互作用的大係統中，以複興古希臘羅馬文化為鵠的文藝複興運動最終衝破了中世紀的迷障，開始了新的文化重建之路。“人類成就的新典範接踵而至。人類意識和文化的發展如此令人歎為觀止，自西方文明誕生之初的古希臘奇跡以來是從來沒有過的。實際上西方人重新獲得了生命。”很顯然，與文化生長在一起的社會整體大係統自身的嬗變、位移、聚合都昭示出文化重建的必要性。

觀照時下我們所倡導的文化強國戰略，是執政黨將我們已經取得輝煌成就的物質文化內聚提升與光耀燦爛的精神文化的原有內基質重新組合並使文化得以重建，借以彰顯我們文化整體的民族凝聚力和提升中華文明的影響力。亦是使我們的社會在敦厚淳樸、仁愛奉獻、河晏風清的精神風潮的引領下，來達到潤化社會中的浮躁之風日盛，急功近利之氣流行，攀龍附鳳之行為漸多的現代性“病灶”；來淨化和整飭我國轉型時期社會中的“拚爹”現象、“潛規則”意識、主體焦慮和信仰迷失等不良社會風氣。同時，伴隨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步提升，我們要用文化的“軟實力”來夯實對綜合國力的“硬支撐”，用富含中國文化元素的思想來引領世界潮流。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對我們的文化予以新的重建。

二、開新：文化重建的可能性路徑澄明

基於推進文化發展的曆史期許，任何文化的重建過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其過程卻可表征出多維文化重建中的一些程式化的路徑和規則化的場景。我們認為，文化重建的路徑涵括了以下三種可能：既有對原有文化在批判性反思基礎上的甄別、擇揀、融會的更替過程；也有發現他者，學習他者，對外來文化的萃取、借鑒、吸收的過程；更有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達致文化自身化約貫通、推陳出新、實現質變的過程。在文化重建的多維場景中，這些過程並非線性的、單一的，有時是立體的、交叉的，共同推進文化整體的層級躍遷。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個過程。而文化的承續和發展更是如此。新的文化體係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在對既有文化傳統的批判性反思——文化自身傳統之間所具有的一種批判意義上的連續性重建基礎上進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

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關涉到具體的文化重建上，它的前提“是文化反思，如果沒有反思，那很容易導致文化自戀和自大。”當然，這種反思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文化實踐主體對原有文化係統自身的重新認識和仔細體悟基礎上對該文化傳統的甄別、篩選中進行的。同時，對原有文化自身批判的目的是為了重建而絕不單純為了否定，更主要的是在批判性反思基點上對原有文化係統自身精華的吸收、融匯和改造。誠如歐洲的文藝複興，正是在對古希臘羅馬既有的人文主義傳統的重新撿拾和對古典文化的重新審視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歐洲生產關係的變革及社會發展的實際，“努力使古典藝術得到‘再生’……更多的是為了汲取靈感，‘古為今用’，是借用古希臘羅馬時代‘現成’的、閃耀著人性氣息的理性思想表達他們的政治見解和抱負，擺脫封建主義的桎梏和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束縛。”同時，“宗教改革與文藝複興一樣也從過去的曆史中找尋到進行變革的靈感和思想……宗教改革的領袖是從基督教之母——猶太教和原始基督教的早期思想中找到進行改革所需要的武器的。”反而觀之，在文化重建中不能對陷入困境中的既有文化傳統一棍子打死、完全否定，盡管該文化重建可能負載著各種不能割舍的政治、社會目的。如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知識精英們高擎“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旗幟鮮明地倡導“四個提倡、四個反對”。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喚醒了近代中國人的愛國意識，以“重估一切價值”的決絕勇氣，重創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促使近代中國人去忘我地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益於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養分，“五四運動因此成為中國文化邁向現代化征程的真正開端。”然而，在曆史唯物主義看來，立足於文化弦歌不輟和文明傳承的視角，新文化運動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過激，範圍過廣。沒有用辯證的觀點來審視並繼承它，這種激進地反傳統思想給後來造成了不良影響”。不難看出，文化重建中對既有文化傳統的完全隔絕、全盤否定的做法應加以摒棄，不值得提倡。

文化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動態係統，具有流動性。文化的這種流動導源於不同體係間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當某一文化係統中的主流文化價值處於被弱化、消解、邊緣的境況時，但該文化的主脈還是在艱難的維持並力圖與社會實踐的發展保持一致而取得重生——走向新的文化重建。在文化重建中，當新的文化體係在吸收原有文化體係“母體”中遺傳質素的同時，也在與同時期的其他文化體係進行文化間的交流、互通、借鑒。在這一曆史進程中，文化重建的過程“也應該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中價值體係和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的綜合變遷過程”。而文藝複興運動的成功進行，既是當時歐洲社會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亦是當時不同文化體係之間直接或間接相互交流和彼此互通的有力明證。羅素有言：“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的裏程碑……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希臘，文藝複興式的歐洲又模仿拜占庭帝國。”同時，“在13世紀至16世紀，中國的重要發明即以阿拉伯人為媒介，給歐洲文藝複興之物質的基礎創造了條件。”不可否認，印刷術的推廣和隨之而來的書籍的普及在推進文藝複興運動在歐洲的傳播和蓬勃開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英國漢學家瓦爾特·亨利·麥都思指出：“中國人的發明天才，很早就表現在多方麵。中國人的三大發明（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不難看出，他所說的“對歐洲文明的發展”著重意指中國人的三大發明對文藝複興時期新思想傳播所提供的物質上的助推。我國的新文化運動，其主要精神旗幟就是“民主”和“科學”，這一口號的提出，是在中華帝國衰落，舊中國麵臨諸多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結構性嬗變下對世界大勢和西方文化借鑒和吸收後的一種文化自覺。五四運動後，當時已經覺醒的思想文化精英，將西方的各種思想文化思潮大量引介到中國，一時形成思潮迭起、流派紛呈的文化景觀。並與中國現世的文化土壤和社會變革進行爭鳴、調適、角逐、會通的同時爆發了中國現代化道路抉擇上的“主義之爭”。“其中在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等思想之間展開了三次大論戰。”曆史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及其無產階級文化觀被中國的先進分子即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所掌握，在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運動緊密結合下，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逐漸沿著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高歌前行，並最終生成了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完成了近代以來最宏偉壯觀的文化重建。但不可忽視的是，在文化重建中，當原有文化體係和共時段的其他文化體係的對比、交流、借鑒、吸收時，要秉持借鑒是為了更好地重建本民族文化的宗旨。吸收和借鑒其他文化體係的思想和價值時，必須要使這些思想和價值符合自己本土文化發展的實際，並與原有的文化生態緊密結合。防止在引進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思想體係的過程中，優勢文化乘機入侵，使民族文化斷裂而出現文化生態失衡的現象。

在全球化境遇下，信息傳輸的快捷、國家間相互交流的頻仍、國際間人員往來互動的頻繁，為不同文化體係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居於全球性的文化場域，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價值揚棄了自身僵硬、封閉與保守的狀態，積極參與到全球性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中，促成了一切“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共時存在的文化多元化進路和價值多樣化事實。縱觀當下全球文化發展態勢，以資本主義為話語的文化仍然處於強勢地位，在愈益增多的人工文化景觀中，“我們處在‘消費’控製著整個生活的境地”。以自動化、數字化、網絡化為主要介質的傳媒係統加劇了景觀社會中消費文化的放大疊加效應。在以強大的經濟、發達的軍事、高效的社會治理等為支撐的硬實力的依托下，資本主義擴張型的文化仍在全球大行其道，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消費與信息’合成一種符碼係統，這種符碼係統是一個無意義的浮動的網絡，它操縱和製約著大眾的思想行為，並形成文化霸權，而這一切都在‘與世界接軌’和‘全球化大趨勢’的名義下堂而皇之地進行”。誠如英國學者湯林森指出，“資本主義文化的擴散，實質就是消費主義文化的張揚，而這樣一種文化，會使所有文化體驗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渦之中”。事

實上，當下，放眼寰宇，在技術理性的宰製下，物質欲望追逐的最大化，使個人主義更加甚囂塵上，文化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日漸缺失。我們不得不直麵正視的是，在全球形成以美國和歐洲為主的文化中心，而亞、非、拉美等則在全球化中漸漸成為文化的邊陲——可見，在全球化的際遇中，全球文化需要新的重建！在立足多元，打破同質化；加強對話，增強認同感；襄助和諧，保護生態的曆史語境中，來推進全球文化向差異共存、講信修睦、五彩紛呈、和諧共生的美好未來發展。而我們的文化強國戰略和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舉措，就是在新的曆史時期，在強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之魂魄的同時，做實文化事業和發展文化產業並舉，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全麵提高公民道德素養。在新的曆史基點上，以偉大精深的思想、尖端卓越的科技、精致多彩的文藝、獨步六合的文明來重塑新時代中華民族文化的新紀元。

三、匯通：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現實考量

在廓清文化重建相關學理的同時，我們理論意旨要回歸中國當下的文化發展和文化繁榮的現實境遇。在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提升文化綜合競爭力的過程中，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與人類處於後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後現代社會和風險社會多維疊加的曆史節點不期而遇的今天。我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麵對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加以現實考量。

凸顯責任擔當意識，提升文化自覺。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製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和黨的十八大報告，從新的時代高度、高瞻遠矚地部署了深化文化體製改革和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及文化強國的戰略決策。在新時期，我們需要不斷深化對文化發展階段性、文化構成多樣性、文化建設長期性的認識。科學合理地推進我國文化建設，堅持弘揚主旋律與提倡多樣化相統一，高揚自己的文化理想，高舉自己的文化旗幟，樹立自己的文化形象，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導、在多樣中謀共識。在更高層麵的文化自覺中切實擔負起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曆史責任。這種責任擔當——“應該是一種用先進文化引領社會進步的責任擔當，是一種永續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責任擔當，是一種讓全體人民共享文化發展成果的責任擔當，是一種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條件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責任擔當。”在義無反顧的責任擔當中，提升國民整體文化素質，以優質的文化內容和豐富的文化形式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體認文化在形塑信仰、尊崇規則、淨化世風和增進幸福感中展現的重要作用，進而在新的高度提升我們的文化自覺。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增強文化自信。文化發展的現實告訴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是我們文化發展、繁榮的根本保證。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以其卓爾不群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砥礪前行並延續自身、吸納外來，形成了獨具特色、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彰顯了中華民族素有的文化自信氣度。我們也要看到，在對待本土文化的態度上，“伴隨著民族興衰、國運沉浮，不時出現‘自卑自棄’和‘自大自傲’兩種傾向，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對文化發展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當下，科技的飛速發展，資訊的便捷，不同文化間的互動、交流、交融、交鋒史無前例。鑒於此，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們應以更加審慎、科學的態度進行文化的反思、甄別、展望，理性看待本土文化和正確對待外來文化，全麵認識中國文化的獨特優勢和發展前景，以堅定的文化信念和執著的文化追求，兼收並蓄，承繼傳統；海納百川，吸收外來；放眼未來，賡續輝煌。在新時期，秉持做實文化事業和發展文化產業並舉，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全麵提高公民道德素養同步的理念，進行文化綜合創新建設，形成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水準的文化成果，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內核，全方位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塑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文化自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文化建設發展之魂，是實現文化繁榮必須遵循之“綱”。在國際形勢風雲際會的今天，要匯聚億萬中華兒女的才智和凝聚其思想共識，就必須鑄就能夠有效發揮統攝、引領和整合功能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總結、萃取、提煉華夏兒女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優秀精神內核並使之麵向世界、關注人類文明進步趨向、引領時代潮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之體現時代感、凸顯大眾化、富有獨創性，在表述形式上要盡可能的凝練、簡潔、鮮明，讓廣大民眾易懂、易記、入腦、入心、進身。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滲透、融會、嵌入在文化發展和繁榮的全過程。我們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引，持守學術思想和政治之間的適度平衡間距，做強文化事業和做大文化產業並舉，在全社會形成思想疊出、奮勇爭先、百舸爭流、不拘一格的文化創建氛圍。注重文化中的原創性思想的積累，形成一係列具有世界影響的學派和思想流派，在縮減中國思想文化與世界相關領域思想文化真實差距的同時，借以擴展並發揮中國思想文化在中國表達世界話語體係中“軟實力”的“硬支撐”作用。使我們的時代成為誕生文化巨人、出現偉大思想和形成藝術科學技術全方位繁盛的時代。加快形成我們自身的文化優勢，形成強大的國家文化“軟實力”，以“思想和主義的向全球傳播為根本標誌”，形成特具中國思想質素和內蘊中國文化基質的國際話語表達權。在達致與西方文化平等對話、協同會商的同時，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在更高質態上實現我們的文化自強。

綜合而言，我們在學理上勘研文化重建之必要性及其可能性路徑，其意趣在於為新的曆史境遇下更好的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做一些必要的理論鋪設和現實牽引。有理由相信，在文化體製改革的政策指引下，在文化強國戰略的大力支持下，有億萬人民大眾的廣泛參與和文化工作者的熱情創造，中國人民一定能在新時期的文化建設中創造出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無愧於世界的優秀文化，並實現文化強國的目標，構建幸福中國。屆時，中華民族必將以浩博昌盛、煌煌厚重的文化強國風貌光耀於世界東方。

（原載《廣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作者係郭湛教授2012級在讀博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