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洪流_■ 南粵烽火

■ 南粵烽火

1924年的廣州，到處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國共合作的實現，為革命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國民革命的影響從中國南部擴大到中部和北部，擴大到工人、農民、士兵、青年學生和中小商人中。各種革命力量從四麵八方匯集起來，很快開創出一個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麵。

國民黨一大後，各地的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黨。對於兩黨合作，共產黨人是真誠的。他們滿腔熱情，積極幫助國民黨在很多省市建立了地方組織。到1926年國民黨二大時，除新疆、雲南、貴州等少數地區外，都已建立了國民黨的地方組織。李大釗、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宣中華、侯紹裘等共產黨員還擔任了國民黨省市黨部的負責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許多處在軍閥統治下的地區，對群眾進行艱苦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把他們吸引到擁護國民革命的旗幟下來。

革命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軍隊。於是，就有了黃埔軍校，這所對今天的人來說也並不陌生的陸軍軍官學校。創辦一所軍校是共產國際代表提議的。一貫重視軍事工作的孫中山，從長期依靠舊軍隊進行革命而屢遭失敗的痛苦教訓中，也深感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的重要。在國民黨一大上，正式決定創辦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親自兼任總理，任命曾被派往蘇聯考察的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為校長，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廖仲愷為黨代表，先後聘請布留赫爾（在中國化名加倫）等蘇聯紅軍將領為軍事顧問。蘇聯還給了200萬元現款作為開辦費，並運來了8000支步槍和500萬發子彈。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

1924年6月16日，是孫中山沒齒不忘的日子。兩年前的這一天，他所依靠的軍閥陳炯明炮擊大元帥府，叛變革命。兩年後，孫中山選擇這個日子舉行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其用意正如他在演說中所說：“我們今天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麽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今天在這塊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黃埔軍校與舊式軍校的最大不同，在於它把政治教育提到和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1924年11月，

剛從歐洲歸國不久的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這種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製度，以後逐步推廣到廣州革命政府統轄的其他軍隊中去。

中國共產黨還從各地選派大批黨、團員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的學員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中的許多將領就是從這裏開始其軍事生涯的。像赫赫有名的徐向前、陳賡、左權、蔡申熙、許繼慎、蔣先雲等都是第一期的學員。

國民黨改組後，成立了工人部和農民部。工人部部長廖仲愷因兼職很多無暇顧及，實際工作由工人部秘書、共產黨員馮菊坡負責。農民部部長林伯渠、秘書彭湃，也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工作，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複和發展。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成立以共產黨員林偉民、劉少奇為正副委員長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從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全國性的統一的組織。

1924年7月，在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廣州沙麵租界，數千名中國工人舉行政治大罷工，鬥爭持續一個多月，取得了勝利。這次罷工，是工人階級從“二七”大罷工的挫折中奮起的先聲。同樣是在1924年7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開班了。

這所農講所是經共產黨人提議而創辦的，先後辦了六期，分別由共產黨人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棠、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他們從這裏奔赴各地，在廣大農村點燃革命的火種。千萬農民從沉睡中被喚醒，集合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下，投入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中。

有了煥然一新的革命政黨，有了朝氣蓬勃的革命武裝，有了從挫折中奮起的工人，有了從沉睡中覺醒的農民，革命的洪流呈現出不可阻擋之勢。於是，在中國南部，逐漸匯成了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洶湧澎湃的革命大潮。

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北方的進步將領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首領曹錕、吳佩孚控製的北京政府，一時控製了北京、天津一帶，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馮玉祥發動政變後，內外處

境仍很困難，又請北洋軍閥元老段祺瑞出山主持大計。段祺瑞和準備從東北入關的奉係軍閥首領張作霖也分別致電孫中山，歡迎他北上。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了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分子鄧澤如等於1924年6月提出《彈劾共產黨案》，馮自由也寫信給孫中山，指責他偏袒共產黨人，遭到孫中山的嚴厲斥責。由於孫中山享有的崇高威望和維護國共合作的堅決態度，使得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有所收斂。這場鬥爭雖然暫時平息了，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係逐步複雜化，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

為回答麵臨的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曆史功績在於：一是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二是提出了工農聯盟問題；三是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係。這表明，黨已經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但這次大會對如何爭奪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在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中的種種複雜問題，並沒有作出具體的回答，對政權和武裝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這些弱點在以後革命運動發展中明顯地表現出來。

四大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因肝病在北京逝世。他在遺囑中寫道：“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這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和革命家在總結自己畢生的政治經驗之後得出的根本結論。孫中山的去世，在全國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起來。一場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