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洪流_■ 五卅風暴

■ 五卅風暴

1925年2月，因抗議日本工頭毆打12歲童工，4萬華工舉行抗議罷工並取得勝利。5月15日，日本廠主撕毀“二月罷工”時與工人簽訂的協議，宣布停工。進廠交涉的該廠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慘遭日方槍殺，激起全市人民憤怒。5月24日，上海工、學、商各界人士萬餘人參加顧正紅烈士追悼大會。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有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參加的緊急會議，通過《擴大反帝運動和組織“五卅”大示威遊行》的決議，決定發動學生和工人與5月30日到租界內舉行示威活動。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繁華的馬路頓時一片腥風血雨，中國人的鮮血染紅了大街小巷。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民眾的事件。五卅運動由此爆發。五卅反帝鬥爭震驚全國，形成了全國性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揭開了大革命**的序幕。

五卅慘案震驚了上海，震驚了全中國。外國軍警竟然在中國的土地上恣意屠殺中國民眾，這不能不使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感到蒙受極大的恥辱。上海人民率先奮起，從6月1日起開始了聲勢浩大的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市。6月4日，由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出版。瞿秋白主筆的發刊詞寫道：“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隻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這充滿激情的呐喊，鼓舞著人民投身反對帝國主義的洪流。人們長期鬱積心中的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仇恨和憤怒，經過五卅慘案的觸發，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決心以熱的血向冷的鐵挑戰。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狂飆迅速席卷全國。近一兩個星期裏，各地就有600多個城鎮、約1700萬群眾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窮鄉僻壤，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和國際友人紛紛舉行集會，發起募捐，給國內的五卅運動以有力的支援。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了規模宏大、持續很久的省港大罷工。6月19日，香港工人罷工開始，15天內參加罷工的工人達到25萬人，其中10多萬人離開香港回到廣州。6月23日，罷工工人和廣州各界群眾10萬人舉行大會和示威遊行，突遭沙麵租界英國軍警的射擊，造成死52人、重傷170多人的沙基慘案。慘案發生後，廣州革命政府宣布同英國經濟絕交，並封鎖出海口。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了16個月之久。10多萬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

大發展，一年內黨員人數增加了10倍，1925年底達到1萬人。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也建立了黨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國共兩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工作。1925年4月，東征軍取得了討伐盤踞東江地區的軍閥陳炯明的勝利。5月，平息了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在廣州發動的叛亂。隨後，進行了改組廣州政府和改編軍隊的工作。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在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六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羅漢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9月，國民政府再次舉行東征，11月底取得全殲陳炯明餘部的勝利。同時舉行南征，消滅了盤踞廣東南路和海南島的地方軍閥鄧本殷部。至此，廣東全省獲得統一，為舉行北伐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國民革命終於發出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軍的號角。

伴隨著滾滾向前的革命洪流，一股由國民黨新老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迎頭而來了。兩股力量交匯，國共兩黨關係處在一個個曆史的漩渦之中。

1925年六七月間，國民黨新右派戴季陶先後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反對國共合作。同年11月，國民黨老右派鄒魯、謝持等在北京西山碧雲寺自行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非法宣布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形成“西山會議派”。更為嚴重的是，通過主持黃埔軍校和在兩次東征、平定楊劉叛亂中壯大起來，在革命陣營內部已有舉足輕重力量的蔣介石，這時越來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麵目，利用國民黨新右派所控製的群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進行反共活動。

這種狀況，在中國共產黨麵前尖銳地提出了新的問題。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自然是極其重要的。但麵對國民黨內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分裂活動，應該怎麽辦？不少共產黨人認為，既然國民黨右派（特別是新右派）已在公開進行分裂活動，那就必須進行恰當而有力的反擊，遏製這種活動，維護國共合作。毛澤東在1925年12月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首先強調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接著逐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著重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從而解決了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他還提醒人們注意：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是動搖不定的，他們既需要革命，又懷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可是，中共中央必須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企圖用這

種方法使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得到緩和。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聯合進攻麵前，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唯恐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會導致國共關係的破壞，使廣東革命局麵陷於孤立以至失敗，因而主張單方麵的退讓，企圖用這種方法使國民革命陣營內的矛盾得到緩和。這樣，這種意見在黨內就占了上風。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地選出的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多數。因此，這次大會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主張，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並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國民黨老右派分子分別給予黨紀處分。這是國民黨二大的積極方麵。大會召開時，廣東共產黨組織的領導者主張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並計劃給蔣介石以回擊。但是，在陳獨秀和張國燾的影響下，對國民黨新右派卻沒有觸動。這次大會選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處於次要地位，中央監察委員會內右派占了絕對優勢。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隨後又被選為常務委員。這時，他還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監。這樣，他在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內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

共產黨在國民黨二大上的妥協退讓，換來的是國民黨新右派的得寸進尺。1926年3月，日益走向反共的蔣介石突然采取了旨在打擊共產黨的行動。3月18日，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接到命令，要他速派有戰鬥力的軍艦到黃埔聽候調遣。當李之龍派中山艦開到黃埔後，立刻謠言蜂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此為借口，在廣州實行戒嚴，逮捕李之龍，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監視蘇聯顧問。這就是所謂“中山艦事件”。

中國共產黨對這個突發事件毫無精神準備，也缺乏應付的經驗。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主張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得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嚴重的反共事件，還迫使汪精衛稱病去職，從而為蔣介石取得最高權力掃清了道路。

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又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於陳獨秀等繼續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使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全部辭去職務。於是，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變得毫無地位，而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立場已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麵，但他那時的實力依然有限，還需要繼續得到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並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了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