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洪流_■ 國共攜手

二、革命洪流

■ 國共攜手

1924年至1927年，一場旨在推翻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統治的革命運動，似洪流席卷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中國的“大革命”或“國民革命”。這場大革命是當時的兩大革命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攜手合作結出的碩果。

為什麽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會出現這樣一場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看一看此時中國的境況。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資本主義進入相對穩定階段。在遠東地區，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卷土重來，各國列強增加了對華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這就嚴重打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戰後，整個中國民族工業由大戰時期的“繁榮”景況轉為蕭條慘境。中國社會大多數人都直接感受到了來自列強的壓力，各界的反帝情緒普遍高漲起來。第一次工人運動**中的工人鬥爭，有許多是針對帝國主義的。1924年7月，北京成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同年底，孫中山發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等主張，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響應。

帝國主義列強為在中國攫取更多的利益，既互相勾結，又彼此爭鬥。它們各自扶持和豢養著中國的一派政治勢力和軍閥。在這種背景下，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爭鬥，就演化成軍閥之間愈演愈烈的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混戰。尤其是直係、皖係、奉係三大軍閥派係之間的戰爭連綿不斷，導致軍費激增。1920年至1924年間，大規模的軍閥戰爭就有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小規模的戰爭更是不計其數。同時，總統賄選、內閣政變等醜聞迭出。這一切，導致普通百姓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災難深重。中國人民強烈地期望掃除軍閥，實現國家的和平與統一。在這種經濟、政治形勢下，大革命的爆發，便成為勢所必然了。

一場革命運動的興起，僅有客觀的革命形勢是不夠的，還需要有足以領導人們投身革命的力量和鼓舞人們前進的希望。而這種條件，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已經具備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這時的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雖然還很小，但它提出了明確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並為之進行了英勇的鬥爭。

然而，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如何集合全國的革命力量，向著強大的敵人作鬥爭，便成為以反帝反封建為己任的兩大政黨——共產黨和國民黨所要解決的問題。

共產黨和國民黨雖是性質不同的兩個政黨，但都是民主革命的政黨。它們所以能實現合作，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這時所麵臨的敵人是相同的，現階段艱巨的革命任務也是基本相同的，在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推翻軍閥統治、實現民族平等、使平民享有民主權利等方麵的目標也是共同的。國共兩黨從各自的鬥爭實踐中得出教訓，隻有少數人孤軍奮鬥或分散的各自為戰，是不可能完成中國革命任務的，因而都產生了聯合起來的要求。

對於建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標是異常艱難的。“二七”慘案的教訓告訴共產黨人，工人階級必須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各革命階級、黨

派和革命力量的聯合戰線，尤其要喚醒工農群眾，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在中國南方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共產國際也讚成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

早在1922年黨的二大之後，按照大會確定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中共中央就開始醞釀同國民黨進行合作的問題。在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采取何種方式問題上，黨的二大提出的是實行“黨外合作”，即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而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實行“黨內合作”。這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經過爭論，最後接受馬林的建議，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這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後，並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複雜，嚴重地脫離群眾。國民黨雖然有種種弱點，但也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點：第一，它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它的領導人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在人們心目中是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是一麵鬥爭的旗幟。第二，它在廣東已經有了一塊革命根據地。1923年2月，擁護孫中山的一部分軍事力量將背叛孫中山的陳炯明逐出廣州，孫中山重新回到廣東，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控製了富饒的珠江三角洲和廣東中部地區，並且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盡管這些軍隊多半是地方軍閥的力量，但在孫中山的政府所控製的地區還是舉著國民革命的大旗，允許各種革命力量公開地進行活動，工農運動可以合法地展開。這在全國範圍內是僅有的。第三，它的內部有一批忠實於民族民主革命的人士。他們從挫折中深感要革命必須改弦易轍，願意同共產黨合作。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在幾經挫折，特別是經過1922年陳炯明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深感國民黨內許多人已經日趨腐敗，下定同共產黨合作和聯合蘇俄的決心。

西湖會議前後，李大釗、陳獨秀同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會晤，商談合作事宜。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也做了許多工作，努力促成國共兩黨的合作。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孫中山也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決定邀請共產黨人幫助改組國民黨。孫中山親自主盟，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告訴他，自己是共產黨員。孫中山回答說：“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麵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麵加入本黨幫助我。”

孫中山這位辛亥革命的風雲人物，能夠邀請一個人數如此之少、曆史隻有一年多的共產黨幫助改組國民黨，這一事實充分表明：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共產黨已顯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國共合作是經過兩個重要會議得以實現的。

第一個會議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

黨的三大正確地估計了孫

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改組的可能性，決定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規定，國共合作後，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可是，三大沒有提出無產階級應當努力爭取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大會認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大會對國民黨內的複雜情況和日後可能發生的變化估計不足，多少種下了後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根子。這反映了黨還處在缺乏經驗的幼年時期。

三大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對於國共兩黨的發展，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進，都是有利的。因為這樣做，使共產黨有可能更有力地影響國民黨的政策，推動國民黨的革新，推動在它影響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群眾投入革命；這樣做還有利於通過國民黨的組織去發動工農群眾，從而使國民黨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獲得新的生命；這樣做也有利於共產黨從比較狹小的圈子裏走出來，在更廣闊的革命鬥爭的天地中接受鍛煉，迎接大革命**的到來。所以黨的三大的決策是正確的。

三大確定的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是孫中山和國民黨所能接受的合作形式。當宋慶齡問“為什麽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孫中山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被聘擔任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後來又聘為政治顧問）。不久，孫中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在共產黨人和蘇聯代表的幫助下，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第二個會議是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主持了大會。出席開幕式的165名代表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適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製資本”為兩大原則。會後不久，孫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由於國民黨一大的政治綱領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

經過同國民黨右派的鬥爭，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會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要職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複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