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市場經濟_■ 明確目標

十二、市場經濟

■ 明確目標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黨和國家的發展處於又一個緊要關頭。

隨著東歐國家的劇變，蘇聯的解體，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兩極冷戰結束了。世界的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一方麵，世界出現多極化趨勢，西方國家加緊了對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爭奪和滲透，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時機，呈現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盡管挫敗了西方國家的“製裁”，但麵臨的嚴峻挑戰仍然存在。另一方麵，這種複雜的形勢使相當一部分幹部和群眾的思想發生困惑。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對黨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動搖。這樣，能不能在國內外的各種壓力和困難麵前，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推向前進，就成為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黨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此關鍵時刻，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途中，他多次發表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當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經濟發展才能快一點。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隻手都要硬。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反對腐敗，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社會主義經曆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幹。

這些談話科學地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黨中央政治局認為，這篇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發展，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正式傳達之後，立即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和巨大震動。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學習、宣傳、貫徹、落實南方談話精神的熱潮。各行各業都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加快了改革和建設的步伐。許多人還在新一輪市場大潮的衝擊下湧向廣東、海南等沿海開放城市尋找發展機會，甚至有的機關工作人員也丟掉“鐵飯碗”，辭職“下海”，試圖在“商海”一顯身手。

在貫徹落實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過程中，中央的各項改革措施也隨之陸續出台，各地方、各部門的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快。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又形成了新的浪潮。

第一，以轉換企業經營機製為核心，進一步把企業推向市場。1992年6月30日，國務院第106次常務會議通過了《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條例》提出，企業轉換經營機製的目標是：使企業適應市場的要求，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成為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企業法人。這個文件以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法》為重點，圍繞轉換企業經營機製，轉變政府職能，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等方麵，有步驟地把企業推向市場。9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這個文件。

8月3日至7日，全國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工作會議召開。會議以學習和研究如何貫徹實施《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為主要內容。會上傳達了江澤民的重要批示：“通過多年來的實踐說明，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並非易事。但必須堅決把這件事辦好。在當前學習貫徹鄧小平同誌南巡重要談話精神的大好形勢下，國務院製定了這份條例。務望各級黨政部門繼續解放思想，轉變政府職能，真正把企業的自主權落實好。”李鵬在會上強調，當

前和今後一段時間裏，各級黨政領導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轉換企業經營機製方麵，以轉換企業經營機製為重點，帶動其他方麵的改革。

第二，積極推進綜合改革，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1992年6月，國家科委、國家體改委在北京、沈陽、武漢、重慶、中山等市的五個開發區，進行綜合改革試點，以產權製度、分配製度、科技人才分流，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為重點，大膽進行改革試驗。6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為促進第三產業全麵快速發展，作出《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同時，財政部決定從1992年起，在浙江、遼寧、新疆、天津，以及武漢、青島、大連、沈陽、重慶九個省、市、自治區率先進行分稅製改革，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收入來源，以取得經驗，再行推廣。9月，國家計委宣布，從1993年起，國家指令性計劃指標將減少一半，國家計委直接管理的工農業出口計劃指標將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同時加強政策協調，使計劃更好地麵向市場，發揮國家計劃的宏觀調控作用。

第三，進一步開放沿海、沿邊、沿江和省會城市，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開放格局。為了進一步支持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1992年初，中央給上海擴大了一些項目的審批權，同時給予上海一些配套資金籌措權。3月，國務院批準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資，開放建設30平方公裏土地的洋浦經濟開發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在區內實施保稅區的各項政策措施。與此同時，國務院批準黑河、綏芬河、琿春和滿洲裏作為邊境地區的開放城市。3月中旬，國務院批準在溫州設立經濟開發區，這是對溫州經濟發展的肯定與支持。5月，繼上海、天津、深圳設立保稅區後，國務院又決定興建大連、廣州保稅區。山東、浙江、江蘇、福建等沿海省份也開始籌建保稅區。保稅區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靈活、優惠的政策，按照國際慣例運行。6月，國務院又批準近60個市、縣、鎮列入對外國人開放的地區。其中南寧和昆明將實行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同月，國務院決定開放長江沿岸的蕪湖、九江、嶽陽、武漢、重慶五個內陸城市。至此，長江沿岸10個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對外開放。至此，形成了東部沿海、長江沿岸、周邊地區和以省會城市為中心的內陸各大城市這樣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鼓舞和加快發展決策大見成效的情況下，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了。大會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黨員5100萬人。

黨中央迅速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達到全黨，國務院也相繼作出一係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全黨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進一步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準備。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國5100多萬黨員。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這次大會作出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

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改革開放十四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麵，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指出這個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曆史條件下，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總結我國的曆史經驗，並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係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根本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貴的精神財富。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寫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大會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要抓緊製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相應的體製改革和政策調整。

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一致認為，現在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既有挑戰，更有機遇，是加快發展、深化改革，促進社會全麵進步的好時機，要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同時提出， 90年代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應該從原定平均每年增長6%，調整為8%～9%；到20世紀末，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國力將邁上一個新台階，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原定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人民生活由溫飽進入

小康。

大會決定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顧問委員會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曆史性功績，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93年3月舉行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喬石為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

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四大之後，全黨和全國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促進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麵發展。從1992年底到199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後又召開了計劃經濟等一係列會議，緊緊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解決經濟發展和經濟體製中存在的問題，以落實黨的十四大精神。

1993年3月，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調整“八五”計劃若幹指標的建議》，決定要在整個90年代，抓住國際國內的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建議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由原定的6%調整到8%～9%，以保證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國力邁上一個新台階，國民生產總值超過原定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

在同月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批準了這一建議。李鵬在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後五年經濟建設方麵的任務是全麵貫徹黨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機遇，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依靠優化結構、技術進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努力保持社會供求總量基本平衡，使國民經濟再上一個新的台階。這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喬石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

經過黨的十四大以後的初步實踐，黨內外多數同誌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總體框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製，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係，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係，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製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這些主要環節是相互聯係和相互製約的有機整體，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必須圍繞這些主要環節，建立相應的法律體係，采取切實措施，積極而有步驟地全麵推進改革，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江澤民在閉幕會上指出：這個《決定》是根據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十四大精神，把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具體化，在某些方麵有進一步發展，製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總體規劃。這是我們在90年代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行動綱領。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公布以後，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了。其表現是：在財稅製度方麵，實行了分稅製。將各種收入分為中央財政固定收入、地方財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並相應地對稅收征管體係進行了調整，從而建立了中央與地方規範的分配關係；在匯率方麵，采取並軌製。實行普遍的銀行結匯售匯製，消除外匯雙重匯率，實行人民幣牌價與外匯調劑市場價並軌，建立起以市場供求關係為基礎的單一浮動匯率製度；在外貿體製方麵，適當放開進出口權限，放寬市場的調節作用，並在有些方麵自覺與國際慣例接軌；在投資、融資體製方麵，進一步強化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在投資、融資領域更多地引入市場競爭機製；在價格管理體製方麵，適當放開一些價格管製，使有些商品的價格隨市場浮動。

此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推行，還相應地頒布了一係列法規，從而在市場作用的有序化方麵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些法律和法規，對市場主體和產業部門提出了各種不同要求的規範，盡管這些規範還不夠完善，但對市場經濟的有序化發展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