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改革開放_■ 治理整頓

■ 治理整頓

黨的十三大後，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先後遇到了來自國內和國外的一係列困難。麵對這些困難的考驗，黨及時作出了治理整頓的決策；堅決平息了國內的政治風波，打破了西方國家的製裁；成功地實現了黨中央領導集體向新一代的過渡；勝利地完成了治理整頓任務。

在1984年到1988年國民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暴露出一些矛盾。其中主要是：第一，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矛盾進一步擴大，形成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的局麵，由此導致了嚴重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過猛。1987年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個物價上漲高峰年。第二，國民經濟中結構性矛盾再度突出，農業重新成為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1986年和1987年，在工業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農業增長速度放緩，糧食再次由淨出口轉為淨進口。第三，經濟秩序紊亂，國家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減弱。從80年代中期以後，生產、建設、流通領域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亂現象。特別是在流通領域，混亂現象已非常嚴重。一些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價格雙軌製從流通中轉手倒賣重要生產資料，牟取暴利，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引起人民群眾強烈不滿。

麵對這些矛盾和問題，黨的十三大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進入1988年，一係列重大改革措施相繼出台，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價格改革。這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會議決定將這個方案在黨外人士和有關專家中繼續征求意見。但始料未及的是，方案通過的消息一經傳開，立即引起一場幾乎波及各大中城市的凶猛的搶購風潮。這種情況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普遍存在的對物價上漲的恐懼心理和價格改革的艱巨性，同時也使上麵提到的幾個方麵的矛盾更為尖銳。

為此，從8月底開始，黨中央和國務院采取一係列措施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9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三中全會，批準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整頓的指導方針和政策措施。全會確定，在堅持改革開放總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以扭轉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態勢，創造理順價格的條件，使經濟建設持續、穩步、健康地發展。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闡述了中央關於治理整頓的方針和措施，提出治理整頓必須同加強和改善新舊體製轉換時期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綜合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會後，治理整頓工作逐步展開。

第一步的重點是壓縮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為過熱的經濟降溫。為此，國務院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加強了對物價的調控和管理；適當調整銀行儲蓄利率；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清理整頓各類公司；製定國家產業政策作為調整產業結構的依據，等等。經過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頓，取得了明顯效果，一度過旺的社會需求得到有效控製，過高的工業生產速度明顯回落，市場開始降溫。1989年物價上漲的幅度明顯低於1988年。不過，以壓縮社會需求為重點的治理整頓，由於刹車過猛，也帶來一些負麵效應，主要是市場疲軟、企業效益下滑。根據這一情況，中央對於治理整頓的側重點和壓縮力度及時作了調整，治理整頓也開始進入新的階段。

正當治理整頓工作進入新階段時，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受到了嚴重幹擾，治理整頓工作也被迫中斷。1989年春夏，在國際反華勢力和國內主張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煽動下，由於黨在領導工作中的某些失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濫起來，並利用胡耀邦逝世的時機，在北京製造了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直至發展成反革命暴亂。中央政治局根據鄧小平關於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重要意見，及時果斷地作出決策，堅決製止動亂，並一舉粉碎了反革命暴亂，捍衛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

這場風波平息過後，鄧小平及時地分析了風波的成因及其實質，並要求人們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指出：這場風波“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他提出了兩個需要認真思索的問題：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的發展戰略的“三步曲”，正確不正確？是不是因為發生了這次動亂，我們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了問題？鄧小平認為，不能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就說我們的戰略目標錯了。第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鄧小平堅定地說：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也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麽會有今天？我們原來製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把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根據鄧小平這篇講話的精神，全黨對這場風波的發生進行了認真反思，對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進行了認真總結，檢查了失誤，糾正了不足，進一步明確了繼續前進的方向，迅速消除了這場政治風波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通過反思和總結，全黨對於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更加堅定，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社會主義製度更加鞏固。

這一切，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強烈不滿。為此，這些國家紛紛宣布了一係列所謂“製裁”中國的措施，對我施加壓力，如中止高層政治接觸

，延緩世界銀行的貸款，暫停某些重要商品的貿易等等。這時，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先後出現嚴重動蕩的局麵，並很快導致了共產黨政權垮台、社會主義製度瓦解和蘇聯解體的結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

麵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及時作了冷靜、透徹的分析，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的方針。他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輿論壓我們，我們泰然處之，不受他們挑動。”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根據鄧小平闡述的方針政策，我國政府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施加的種種壓力，進行了堅決的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在複雜變幻的國際政治風雲中站穩了腳跟，並開辟了對外工作的新局麵。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所謂“製裁”，雖然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造成嚴重困難，但是也嚴重損害了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中國的政局穩定下來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得不主動尋求打破僵局。所謂的“製裁”也很快被打破。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我國的對外開放工作，不僅沒有停滯或萎縮，反而獲得了空前的進展。1991年共批準外商投資項目12968個（不包括海上石油合作開發項目），協議外商投資額118.9億美元，外商實際投入資金41.9億美元，分別比1990年增長78.4%、85.7%、29.4%。1991年在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構新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達12400多戶，比1990年增長46%。中國的發展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受住了國內、國際政治風波的嚴峻考驗，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依然充滿生機和活力。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黨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總結了北京政治風波的教訓。全會強調，要繼續堅決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堅決執行黨的十三大確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必須毫不動搖、始終一貫地加以堅持；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必須堅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貫徹執行，絕不能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鑒於趙紫陽在製止這場動亂的關鍵時刻所犯的錯誤，和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上的失誤，全會決定，撤銷他所擔任的領導職務，並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必要的調整。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啟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複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江澤民在會上旗幟鮮明地宣布：“我們黨已經製定和形成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和一係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說，就是小平同誌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強調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是我們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堅實的基礎。這次中央領導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調整，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麵執行，一以貫之。”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多次就建立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和自己的退休問題發表重要意見，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這個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現在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要取信於民。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就是江澤民同誌。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很好地團結，關鍵在領導核心。他還說，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麵，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領導一建立，要一切負起責任，放手工作。鄧小平說：“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了他退休的時間和方式問題。他提出，退休的時間定在五中全會，方式越簡單越好，並建議由江澤民同誌擔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同日，鄧小平給中央政治局寫信，正式提出了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兩個月後，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召開，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誌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全會認為，鄧小平同誌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在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他多年來一再提出的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願，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與會全體同誌對他身體力行地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會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楊尚昆為第一副主席，劉華清為副主席。

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層到五中全會鄧小平退出中央領導崗位，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順利的交接。這就為盡快消除北京政治風波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推向21世紀，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和組織保證。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總結和吸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加強黨

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黨中央及有關部門陸續采取了一係列有力措施：一是對黨的組織進行認真清理和整頓，從1989年秋、冬開始，各級黨組織進行了一次清理、清查工作，並在部分黨組織中進行了黨員的重新登記。二是把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擺在突出的位置，加強黨校的工作。1990年6月12日，江澤民在《關於加強黨校建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指出：大力提高廣大幹部的素質，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戰略任務，擺到了全黨麵前。提高幹部素質，最重要的是提高廣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質。三是進一步加強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合作與協商，鼓勵和支持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各項工作，提出意見、批評和建議。四是進一步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係。1990年3月，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係的決定》，要求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五是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黨中央先後采取了一係列實行廉政的措施，並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從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改革開放的興衰成敗的高度，充分認識黨風和廉政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把這項工作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六是進一步加強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改變以往“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況。

通過以上幾方麵的工作，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切實加強，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繼續深入。

在平息了政治風波、穩定了社會局麵後，黨繼續把一度被延誤的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工作提上重要日程。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 《決定》提出：包括1989年在內，用三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努力緩解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的矛盾，逐步減少通貨膨脹，使國民經濟基本轉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為到本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打下良好的基礎。治理整頓的主要目標是：逐步降低通貨膨脹率，使全國零售物價上漲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轉貨幣超經濟發行的狀況；努力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在著力提高經濟效益、經濟素質和科技水平的基礎上，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率；改善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力爭主要農產品生產逐步增長，能源、原材料供應緊張和運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緩解；進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項改革措施。為此，必須抓住四個環節：一是繼續壓縮社會總需求，堅決執行緊縮財政和信貸的方針；二是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有效供給，增強經濟發展後勁；三是認真整頓經濟秩序，繼續下大力量清理整頓各種公司，克服混亂現象；四是深入開展增產節約、增收節支運動，改進企業的經營管理。鑒於治理整頓任務本身的艱巨性，以及北京政治風波對治理整頓造成的延誤，西方國家所謂的“製裁”對我國經濟建設造成的困難等情況，全會決定，把原定的兩年治理整頓的時間，延長為三年或更長一些時間。

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後，治理整頓工作大體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是在調整結構的同時，以啟動市場，爭取經濟適度發展為側重點。從1989年11月起，黨中央和國務院加大了對於基礎產業的投入；在堅持控製總量的前提下，適當調整緊縮力度；繼續整頓經濟秩序。到1990年8月，這些措施取得明顯成效。為此，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開始實施治理整頓的第二步，將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重點逐步轉到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上來。8月2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全國工業生產工作會議上提出，治理整頓還沒有到位，但是主要任務可以有變化，要在壓縮投資規模的基礎上，把重點逐步地切切實實地轉到提高效益、調整結構上來。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提出了1991年至2000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任務和方針政策。全會強調指出，1991年是“八五”計劃的頭一年，也是繼續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一年，我們要集中精力抓好經濟工作，解決突出矛盾和關鍵問題，要把全部經濟工作切實轉到提高經濟效益的軌道上來。根據這一要求，國務院從1990年底開始，陸續采取了一係列督促企業提高效益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措施。

在治理整頓的同時，改革開放並沒有停步，在許多領域還有新的進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海南經濟特區的建立和上海浦東的開發。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設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定。海南島成為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1990年4月，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上海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浦東的開發，成為20世紀9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和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標誌。

經過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治理整頓工作已取得顯著成效。主要表現在：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的局麵有所緩解，嚴重的通貨膨脹得到控製；流通領域混亂現象得到整頓，經濟秩序有所好轉；對外開放又有一定進展；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一定成績，1989年和1990年糧食生產都獲得豐收，從而結束了農業生產從1985年到1988年連續四年徘徊的局麵。在治理整頓期間，黨中央和國務院努力推動價格管理體製、國有企業經營機製、外貿管理體製、農村雙層經營體製等方麵的改革，並在金融、財稅、社會保險、住房製度等方麵進行了改革試點。不過，調整結構、提高效益的任務仍未取得明顯成效，經濟方麵的某些改革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同時，由於治理整頓中較多地運用了行政幹預手段，也使一些人對經濟體製改革的市場取向產生動搖，主張加大計劃經濟的分量，這成為90年代初改革進一步深化的思想障礙。

這說明，治理整頓的主要目標已經基本實現，但調整結構、提高效益，特別是加快改革步伐，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仍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