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改革開放_■ 全麵改革

■ 全麵改革

經過全麵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初步探索，黨不僅正確地總結了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而且也初步地取得了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重新探索的新鮮經驗，開始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時的黨已經可以在新的基礎上，總結新經驗，提出新任務，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了。

在這一形勢下，1982年9月1日到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著中國共產黨3900多萬黨員。鄧小平在大會上致開幕詞時，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是鄧小平對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的新道路、創建的新理論的準確概括。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

胡耀邦代表中央在大會上作了《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的報告。大會通過的這個報告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曆史性偉大轉變，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即：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總任務的要求，從這次代表大會到下次代表大會的五年間，我們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繼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認真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爭取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同時，要努力促進祖國統一的大業，繼續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而鬥爭。在開創新局麵的各項任務中，首要的是經濟建設。報告提出，到本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在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內，一定要牢牢抓住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這幾個根本環節，把它們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為此，在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這是黨中央全麵分析了我國經濟情況和發展趨勢之後作出的重要決策。

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根據新黨章規定，大會選出了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萬裏等11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候補書記。全會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葉劍英等4人為副主席。9月13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同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

黨的十二大完成了預定任務，製定了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的奮鬥綱領，從而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二大以後，改革開放進入全麵展開階段。根據改革和建設事業迅速發展的需要，黨主要在以下幾方麵開展了大量工作：召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製定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開展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製全麵改革；把農村改革繼續引向深入；同時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推進各項建設事業，召開了黨的十三大。

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我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試點也逐步擴大領域和範圍。一是繼續推行和完善企業內部的經濟責任製，探索充分發揮職工積極性的具體製度和辦法。二是從1983年開始，在國營企業逐步推行利改稅的改革，將國營企業應當上交的收入，按國家設置的稅種以向國家交稅的方式上交，由“利稅並存”逐步過渡到“以稅代利”，稅後利潤歸企業自己安排使用，把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係用稅的形式固定下來，以解決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問題。三是國務院先後選擇了沙市、常州、重慶、武漢、沈陽、南京、大連等城市進行經濟體製綜合改革試點，要求這些城市加快步伐探索新的管理體製，並允許一些中心城市實行計劃單列。這些改革措施，都較好地調動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但是也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同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發生的矛盾和衝突。形勢要求黨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擺脫傳統觀念束縛，為加快改革步伐提供新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支持。

這一時期，國際形勢也出現了日益明顯的新的發展趨向。一是世界上要求和平反對戰爭力量的增長正在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麵對這種趨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漸作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世界戰爭有可能避免，世界和平有希望維護的判斷。1985年3月，鄧小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新論斷。與此相應，黨對外交政策也逐步進行了調整，改善和發展了中國的對外關係，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另一個引起人們關注的趨向就是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國際形勢的發展既給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也要求我們必須加快改革步伐，以迎頭趕上世界發展的大潮流。

麵對改革開放需要加快的新形勢，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一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的重大突破為我國經濟體製的全麵改革指明了發展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根據這個理論，《決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製。首先要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經濟體製全麵改革的中心環節，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決定》還規定了改革的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成為指導經濟體製全麵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鄧小平對這個文件給予了很高評價，他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 “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

這個文件的公布和實施，標誌著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製開始向有計劃商品經濟體製轉變，實際也是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邁出的重要一步。

一是在搞活企業方麵，充分借鑒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廣泛推行承包經營責任製。即：企業向國家承包上繳利潤，超額完成承包任務後，企業可以留下部分利潤，用以調動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到1987年，全國已有9270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實行了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製。這些企業的生產經營麵貌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提高了經濟效益。如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1987年實行全員承包後，當年便實現利潤2490萬元，比1986年增長19.49%，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18.83%，創機械行業同類指標的最高記錄。從1984年到1988年，承包經營責任製大幅度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為搞活企業作出了階段性的貢獻。在這同時，小型企業則廣泛采取了租賃製的改革措施，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高度分離。到1986年12月，全國

已有6萬餘家國有商店實行了租賃製。不過，這些承包製也逐漸暴露出一些缺陷，主要是由於產權不明和責權利關係不確定，容易引起企業的“短期行為”。為此，一些企業在擴大自主權，實行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又開始試行股份製，進行產權改革的嚐試。1984年，新中國第一個股份公司——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幾個月後，上海飛樂音響公司、上海豫園商場也試行股份製，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其中飛樂音響的股票被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作為中國第一張比較規範的股票樣品擺進了陳列室。股份製的試行，不僅開辟了民間融資和吸引外資的渠道，而且也規範了投資各方的權利、義務，有效地轉變了企業經營機製，對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積極作用已初見端倪。圍繞搞活企業，在用工製度方麵，國有企業招收新工人全部實行合同製；在分配製度方麵，實行了多種形式的工資、獎金分配製度；在企業管理體製上，逐步推行廠長負責製和職工代表大會製，由廠長獨立指揮生產，改變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狀況，對搞活企業的生產和經營起了積極作用。

二是適應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改變過去比較單一的所有製結構，積極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係。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後，集體經濟、個體經濟，以及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的“三資”企業得到迅速發展。到1987年，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戶已由1978年的10多萬戶發展到500多萬戶；已批準建立的“三資”企業有8516家，協議合同外資金額達171.76億美元；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1987年同1978年相比，全民所有製企業產值所占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體所有製經濟由22.4%上升到34.6%，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企業則由幾乎為零上升到5.6%。這種變化改善了我國的所有製結構，對於發展經濟，方便人民生活起了積極作用。

在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係方麵，國家逐步進行了商業體製改革，梳理流通渠道。從1984年到1987年，國務院陸續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商品批發體製，把供銷社由官辦的全民所有製改成民辦的集體合作商業；積極發展多功能的貿易中心和批發交易市場；大量增設農貿市場、零售商店、服務網點，拓寬了流通渠道，活躍了城鄉經濟。1985年，國務院對價格體係進行改革，對糧食棉花實行合同定購，其餘農副產品價格逐步放開，實行市場調節；對重要生產資料，計劃分配部分價格基本不動，企業自銷部分，實行市場調節。由此出現了“雙軌製”價格體係，即國家行政定價的平價商品和市場調節價格的議價商品兩種價格形式，在有些情況下還有國家指導價作為補充形式。這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的過渡性價格形態，是我國改革中的一種特有現象。這種“雙軌製”在一段時期對我國的市場發育和經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由於管理工作跟不上等原因也出現了一些弊病。

除此之外，國務院還進一步打破條塊分割、地區封鎖，推動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橫向經濟聯合。1986年，先後建立了上海經濟區和環渤海經濟區，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統一市場的形成。在培育市場體係的同時，國家逐步建立起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節體係，相繼對財稅體製、金融體製、計劃管理體製等開始進行改革，為整個經濟體製的改革和完善作了有益探索。

三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繼1984年開放了十四個沿海城市後，1985年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再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繼而再將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開辟為經濟開放區，以加速沿海經濟的發展，從而帶動內地經濟開發。至此，我國從南到北形成了由4個經濟特區、14個沿海開放城市、3個開放的三角洲和三角地區、2個開放的半島構成的遼闊的開放地帶。一個更加開放的格局展現出來。1987年底，國務院根據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和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的機遇，提出了實施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戰略。即充分利用沿海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較好的優勢，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勞動密集與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產業，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積累資金，加快經濟發展步伐。這一戰略設想立即得到沿海各省的積極響應，促進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1988年底，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0.3%提高到27.3%；我國出口總額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第16位。

在1983年全國已經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的基礎上，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第三個關於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將土地承包期一般延長到十五年以上，以鼓勵農民增加投資，培養地力，實行集約經營。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製的基礎上，提高生產水平，梳理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由於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普及和勞動效率的提高，使廣大農民可以利用剩餘勞力和資金去發展多種經營，從事商品生產。各種專業人才有了發揮專長的可能，一批有文化、有技術、有經營能力的專業戶、重點戶很快湧現出來。我國農村長期以來的自然經濟狀態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的生產轉變。麵對這一形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抓住時機，於1985年和1986年又發布兩個關於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推動了農村改革的深入。其中1985年1月1日發出的《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提出了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製度，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市場調節，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任務。以此為標誌，我國農村開始了以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製度、調整產業結構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步改革。從此，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而是按照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同時，指導農村調整產業結構，繼續貫徹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關於農村工作的部署中肯定了農村第二步改革的方針政策，要求繼續深入改革，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推動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到1987年，農村經濟新體製的框架初步顯現出來，農村麵貌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行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為大批勞動力從農業解放出來並轉向第二、第三產業提供了條件，於是，以集體經營為主並有個體、私人經營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起來。1984年到1988年，鄉鎮企業平均每年增長50%以上，年平均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100萬人以上。1987年鄉鎮企業的產值達到4764億元，已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4%。這是農村經濟的一個曆史性大變化，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造。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麵貌，不但出現了許多“離土不離鄉”的新型農民，而且還湧現出一批各具特色的鄉鎮企業模式和具有相當規模的新型城市。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促進整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

在全麵推進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同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不斷得到加強。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誌式關係等等。改革開放進入全麵展開階段後，鄧小平多次及時地提出“兩手抓”的方針，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製；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奮鬥目標。為此，黨中央向各級黨委和政府陸續提出了一係列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並且在全社會開展了“五講四美三熱愛”（即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及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黨）活動，進行了做“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的教育。通過這些活動，曾在“**”中被嚴重敗壞的社會風氣得到極大改善，60年代的雷鋒精神重新得到弘揚，一大批具有時代特點的英雄模範人物湧現出來，在全國產生了積極影響。

與此同時，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方麵，以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依據，逐步製定和完善了各項基本法律；普遍成立了村民委員會這一群眾自治組織，擴大了人民民主；開展了依法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和刑事犯罪的鬥爭；在全社會廣泛開展了普法教育；保障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此外，黨還克服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幹擾，維護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黨注意加強了自身建設。根據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決定，從1983年10月到1987年春，全黨分三期進行了整黨，對文藝、新聞、理論、宣傳等方麵存在的錯誤傾向進行了初步整頓，對一些屬於“精神汙染”的問題進行了清理。經過這次整黨和對錯誤傾向的批判，全黨在思想、作風、紀律、組織四個方麵有了進步，同時積累了一些在新形勢下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經驗。

根據改革開放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要求，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回顧和討論了幾年來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和麵臨的問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的高度，明確了我國現階段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基本指導方針和根本任務，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並且使這幾方麵互相配合，互相促進。這就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促進全麵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的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文明建設，這就是我們的基本指導方針。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了引起人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警惕，《決議》特別寫上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鄧小平在會上指出：自由化實際上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就不可能搞建設。”

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使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任務和各個重點得到進一步明確，但由於全黨此時對這個重大問題還缺乏一致認識，精神文明建設相對滯後於物質文明建設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觀，這對以後產生了消極影響。

在經濟體製改革全麵開展的同時，其他領域的改革也相繼邁出步伐。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製改革的決定》公布實施。根據《決定》要求，從同年4月開始，我國陸續開放了科技市場；允許流通環節中多種所有製共存；改革科技管理體製，促進科研與生產緊密結合。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實施促進科技振興農業的“星火計劃”，推動科學技術與農村經濟緊密結合。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科學家上書中共中央，提出發展高技術的建議。鄧小平很快在建議上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推延。這一建議後來被稱為“八六三計劃”，並於11月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正式批準，開始啟動實施。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頒布實施。通過改革，調動和發揮了地方和社會各界辦教育的積極性；初步調整了中等教育結構；擴大了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發展了成人教育；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我國外交工作新局麵的出現，國防建設的重點也根據國家建設的大局進行了調整，實現了國防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即軍隊建設服從國家建設的大局，積極支援和參加國家的現代化建設。1985年6月，我國政府宣布減少軍隊員額100萬。與此相應，軍隊改革也實施了一係列重大措施，使人民軍隊的建設進一步現代化、正規化。

與此同時，祖國的統一大業也有了實質性進展。自1981年9月葉劍英就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問題發表了九條方針後，1982年1月，鄧小平將此概括為“一國兩製”的構想。其後，中國政府首先將此構想應用於指導解決香港問題，即：中國政府必須於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回歸後，保留現有政治、經濟製度不變，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經過多輪談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終於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一國兩製”的構想得到了成功實踐。

在改革開放取得全麵進展，國家麵貌發生深刻變化的形勢下，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1936人，代表著全國4600多萬黨員。鄧小平主持大會開幕式，趙紫陽代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九年來的成就，第一次提出了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發展戰略和奮鬥目標。報告指出：第一，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曆的特定階段。這個階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這條基本路線被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根據鄧小平提出的設想，報告提出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報告高度評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總結正反兩方麵經驗和研究國際經驗及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認為它是在黨的曆史上把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兩次曆史性飛躍中的第二個曆史性飛躍，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嶄新階段。報告還從指導思想、曆史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必要條件、總體布局、國際環境等方麵勾畫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大會通過並批準了這個報告，從而進一步確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開辟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和新理論。大會還對《中國共產黨章程》的部分條文作了修正，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1月2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政治局，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趙紫陽為第一副主席，楊尚昆為常務副主席。全會批準陳雲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從1984年到1988年的五年間，在改革開放全麵開展的推動下，我國的經濟建設經曆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展現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麵，國民經濟和綜合國力都上了一個台階，從而為改革的深化和戰勝可能遇到的困難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