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改革開放_■ 改革起步

■ 改革起步

在全麵開展撥亂反正的同時，改革開放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起步，並先後在農村改革、搞活企業和城市經濟、對外開放、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四個方麵打破了舊的體製，取得明顯效果。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二大製定了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的綱領。

農村改革首先獲得成功。走在農村改革前麵的，是率先在農村政策上進行撥亂反正的安徽和四川兩省。

早在1978年秋，麵對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中共安徽省委就作出了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不向農民征統購糧的大膽決策。這一決策不但有效調動了全省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勝了特大旱災，而且還直接誘發了一些地區的農民索性幹起包產到戶。安徽省委對農民的嚐試沒有阻止，而是鼓勵幹部群眾堅持以實踐為標準，大膽探索。這年冬，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的18戶農民又采取了更為大膽的舉動。他們冒著坐牢的風險，訂了秘密協定，把土地分到各戶，規定在完成國家和集體的上繳任務後，剩餘多少全歸個人。小崗人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這種包幹到戶的嚐試，不僅將使他們自己徹底告別貧困，而且還開啟了全國農村改革大潮的閘門，成為日後風靡全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製的開端。他們所擔心的種種風險，也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指導方針的確立而一一化解。包產到戶，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被扼殺了。

就在安徽醞釀實行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同時，四川省的農民也在省委領導的支持下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製發起挑戰。從1978年春開始，全省不少地方就搞起了包產到組的農業生產責任製。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不斷解放，包產到組或包產到戶的範圍迅速擴大，並立即收到明顯效果，原有的人民公社領導體製顯得越來越不適應。在這種形勢下，四川廣漢縣向陽公社於1980年率先對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製進行改革，撤銷人民公社，恢複建立鄉政府，成立了鄉農工商聯合總公司。中共四川省委立即對這一有利於促進生產發展的改革給予支持，並逐步進行推廣。

在安徽和四川兩省的影響下，貴州、雲南、甘肅、廣東、內蒙古、湖北等省區的一些地方也先後實行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並都在三中全會後得到迅速發展。尤其是包產到戶的做法，最受農民歡迎，要求推廣的呼聲也最強烈。這種改革勢頭遇到了“左”的思想和傳統心理的極大阻礙，一些人對包產到戶議論紛紛或心有餘悸。在此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他就農村政策問題兩次同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提出對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製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並肯定了安徽肥西縣和鳳陽縣的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做法，指出這樣做不會影響集體經濟，“關鍵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的談話傳達後，一些人的僵化觀念、疑懼心理逐漸被掃除；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試驗得到有力推動。

與此同時，黨中央也積極鼓勵廣大農民對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進行探索，不設禁區，也不匆忙做定論，而是讓廣大農民大膽實踐，讓實踐來回答人們的疑問。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文件中，明確肯定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要求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隊，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各種不同形式，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同時第一次打破了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於分田單幹、等同於資本主義的觀念，特別指出，根據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麽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這是黨在農村政策上的重要突破，使廣大農民受到了鼓舞。

實踐的結果很快就為農民的改革探索作出了結論。由於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這種家庭聯產承包的形式實行起來最簡便，增產效果最明顯，因而最受群眾歡迎。據此，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當年發布的一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製，包括小的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這是黨中央對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性質第一次作出明確肯定。從此，全國農村的廣大幹部群眾徹底甩掉了“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的“緊箍咒”。“雙包”責任製迅速在全國農村推廣開來，並且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到1982年6月，全國農村實行“雙包”責任製的生產隊已經達到71.9%，其中實行包幹到戶的占總數的67%，包幹到戶已經成為農業生產責任製的主要形式。

1982年，我國農業取得大豐收，其中糧食的產量比上年增加2948萬噸，這是多年來少有的。“雙包”責任製的威力已經毋庸置疑了。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當年下發的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中，把“雙包”責任製統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並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這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文件還為進一步推動和引導農村改革規定了一係列政策，

其中明確提出：要改革人民公社體製，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實行政社分設。此後，家庭聯產承包製很快在全國普及，撤銷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分設的改革也逐步展開，長久被壓抑的農村生產力得到迅速解放。我國沿用了二十多年的計劃經濟的傳統模式，首先被農村改革成功地突破了。

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也開始試點。首先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早在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就在該省選擇了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南充絲綢廠六個企業，開始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同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根據這一精神，1979年2月，四川省委決定把擴權試點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100家企業，同時根據六個企業的試點情況製定了十四條具體辦法。其中規定：試點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可以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或承接來料加工；可以在全麵完成國家計劃的情況下，實行利潤留成和提取企業基金；可以根據企業需要提拔中層幹部，不需經上級批準；可以銷售商業部門不收購的產品和試銷新產品等等，這些辦法使企業擁有了一定的經營自主權。經過幾個月實踐，這項改革很快有了成效。到1979年8月，參加試點的企業的產值和實現利潤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4.1%和21.8%，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也比過去明顯提高。

繼四川的擴權試點之後，1979年4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又決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選擇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個企業進行擴權試點，允許他們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可以根據市場需要安排生產，並在人、財、物方麵擁有相應的自主權。在這些單位的帶動下，許多地方和部門也紛紛效仿，進行改革試點。為了加強領導，1979年7月，國務院發出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等五個文件，對擴權企業進行指導。到1980年6月，全國進行試點的企業已發展到6600個。通過試點，初步改變了企業隻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不了解市場需要，不關心產品銷路，不關心贏利虧損的狀況，增強了企業的經營觀念和市場觀念，促進了生產發展。

隨著企業擴權試點的發展和農村廣泛實行生產責任製的影響，一些企業也開始采用經濟責任製的辦法，圍繞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係，貫徹聯產承包、按勞分配的原則，克服企業之間和企業內部吃“大鍋飯”的現象。1981年10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實行工業企業生產責任製若幹問題的意見》，要求各工業企業研究執行。文件下達後，經濟責任製很快在工業企業中推廣，並湧現出一批先進企業，取得了初步經驗。如第一批進行擴權試點的首都鋼鐵公司，從1981年起，在國務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改變國家與企業之間利潤分成的辦法，實行利潤定額包幹，全年上繳利潤2.7億元，超過部分全部留給企業。1982年，又確定以2.7億元為基數，每年上繳利潤遞增6%，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歉收自補，國家不再投資；企業內部則實行全員承包，責、權、利到人。到1983年，全國絕大多數國有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都實行了經濟責任製。與此相適應，一些企業還開始試行廠長負責製。

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黨中央和國務院還對我國的所有製結構進行了調整，改變了單一的經濟形式。1980年8月，為解決多年來積壓的大批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中共中央專門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製定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發展生產，廣開就業門路”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各級政府和部門對發展城鎮集體和個體經濟放寬了政策，鼓勵和扶持待業人員組織起來就業或自謀職業。結果，不但逐步解決了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而且還使我國的所有製結構開始得到改善。

對外開放邁出步伐。在新出現的所有製形式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首次在中國出現的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而更引人注目的，則是以吸引外資為主、外商直接投資辦企業為主的經濟特區的創辦。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對外開放決策的結果，也是鄧小平最先提議、積極支持的結果。

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聽取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關於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他當即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這一重大問題，並提出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劃出一定的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會後，中央和國務院立即組織有關部門前往廣東、福建進行考察。7月15日，中央和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省委關於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以更多的自主權，充分發揮兩省的優勢，擴大對外貿易，把經濟盡快搞上去。同時決定，先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特區。這一重大決策使兩省的對外經濟

活動很快呈現出蓬勃發展勢頭，特區也進入籌建階段。1980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將“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並要求經濟特區的管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可以采取與內地不同的體製和政策。特區主要實行市場調節。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在廣東、福建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的決定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過一係列充分準備，從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下半年，四個特區的建設先後全麵啟動。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大軍陸續開赴這些僻靜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頓時引起祖國大陸和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的極大關注。

在特區建設者的艱苦努力下，經濟特區的麵貌迅速發生變化，尤其是先行一步的深圳，更是成就驚人。到1983年，深圳的工農業總產值比1978年增長了11倍，和外商簽訂了2500多個經濟合作協議，成交額18億美元，引進設備2500多台。不過四年工夫，這個昔日隻有十幾家手工業作坊的荒涼小鎮，就變成了高樓大廈矗立、基礎設施完備的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這新奇的變化，強烈吸引著外資的流入和外商的到來。同時，作為中國的一種新事物，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疑慮和擔憂，有人聯想起舊中國的租界，對特區的性質產生了疑問或動搖。特別是1982年發生了沿海走私和經濟犯罪活動的幹擾後，經濟特區遇到了種種責難和攻擊。在這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鄧小平先後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和上海寶山鋼鐵總廠，並相繼為深圳、珠海、廈門特區寫下了熱情肯定的題詞。回到北京後，他專門就辦好特區和增加開放沿海城市問題同中央幾位負責同誌談話，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於1984年3月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談會，5月，中央正式決定，再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即：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

在種種阻力麵前，黨的對外開放方針沒有動搖，特區建設沒有停步，新的對外開放格局正開始形成。

在經濟體製改革逐步展開的同時，政治體製改革也提上日程。對這個問題，闡述的最早、最全麵的是鄧小平。在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深刻分析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中的主要弊端，充分論證了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明確了改革方向。他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這些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因此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製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為此，應努力實現三個方麵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麵的要求，組織上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在此，鄧小平還為黨的幹部隊伍建設提出了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這“四化”要求後來成為全黨培養和選拔接班人的標準。

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高度評價了這篇講話。它實際上成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按照中央部署，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逐步展開，並首先在克服權力過分集中、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實現幹部隊伍年輕化等方麵取得了明顯進展。在解決這些問題和發現、培養接班人方麵，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不僅高度重視，反複呼籲，而且身體力行，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1980年，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劉伯承等一批老同誌主動辭去了自己所兼任的國務院副總理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1981年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主動表示自己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推薦比自己年輕的同誌。1982年2月，黨中央作出《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製度的決定》,7月，黨中央決定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過渡辦法。同時，一批年富力強的同誌相繼走上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崗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