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改革開放_■ 撥亂反正

十一、改革開放

■ 撥亂反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全黨立即在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撥亂反正。其中主要是在思想、政治、經濟和清理重大曆史是非四個方麵。

第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澄清思想混亂。

三中全會開過不久，按照黨中央的部署，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會議先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主要由在京的理論宣傳單位的同誌參加；然後再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請各省、市、自治區的同誌參加。胡耀邦在會議開始時宣布：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其一，要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其二，要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與會同誌進一步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和思想僵化現象，認清了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必要性；同時還針對一些長期以來被視為禁區而又認識混亂的重大理論問題，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和階級鬥爭等等展開了認真討論。鑒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含義不清，又同“**”中“奪走資派的權”的實踐聯係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已經造成了階級鬥爭的人為的擴大化，因此，中央宣傳部根據討論中提出的意見，決定停止使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等口號。

這時，社會上有極少數人利用黨糾正“左”傾錯誤的機會，打著“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號，散布懷疑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和毛澤東思想，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一些人上街張貼大字報、大標語，聳人聽聞地提出“反饑餓”“要人權”的口號，矛頭指向黨的領導。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人鬧事的現象，破壞了剛剛出現的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

鄧小平及時洞察到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嚴重危害性，3月30日，他在理論務虛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指出，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同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方針政策一致的。這篇講話既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批判，又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進一步闡述。從此，四項基本原則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一起，構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基本內容。

根據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各地迅速進行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很快擊退了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

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幹擾，既來自右的方麵，也來自“左”的方麵，而且更多是來自“左”的方麵。為此，在擊退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後，1979年5月，首先從部隊開始，全國各地陸續進行了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使這場討論得到繼續深入。在補課中，各地廣大幹部群眾認真領會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破除僵化，進一步端正了思想路線。鄧小平及時肯定了這一做法，並且指出這是基本建設，“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製定不出來，製定了也貫徹不下去。”這次補課不但鞏固了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成果，而且推動了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的深入，保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正確貫徹。

第二，全麵複查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曆史遺留問題。

三中全會剛一結束，黨中央就為彭德懷、陶鑄公開平反，隆重舉行了追悼大會。此後，中央又陸續為在“**”中遭受迫害的賀龍、烏蘭夫、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還有在“**”前受到錯誤批判的習仲勳、黃克誠、鄧子恢等一批老革命家進行了平反。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撤銷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所作出的錯誤決議，恢複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糾正了這一“**”中最大的冤案。在此前後，一大批曾慘遭迫害的黨政軍負責同誌，一些蒙冤多年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先後得到平反昭雪；一批久經考驗的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一些在“**”中被錯誤批判或遭受誣陷的黨政軍領導部門，如中宣部、文化部、總政治部等也被恢複了名譽；一批曾在“**”中乃至“**”前產生過全國性重大影響的冤假錯案，如“三家村”“胡風反革命集團”等，也先後得到平反昭雪。

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宣布對“**”中在中央、地方以及軍隊的報刊、文電上被錯誤點名批判的同誌，一律平反，強加給他們的誣蔑不實之詞統統予以推倒。

在中央的要求和督促下，各地和各部門也加快了對冤假錯案的複查和平反。1979年1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曾特別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冤案、錯案、假案一經發現，就要堅決糾正。一切不實之詞，一切不正確的結論，一切錯誤的處理，不論是什

麽時候、什麽情況下做出的，不論是哪一級組織、哪個領導人批準的，都要糾正過來。有錯必糾是一條原則，有錯不糾是沒有黨性的表現。會議要求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抓緊處理積壓的案件，首先抓緊做好冤假錯案的平反和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按照中紀委的要求，各地和各部門的黨組織排除幹擾，努力工作。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了改正，被落實政策，得到妥善安置。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黨外民主人士、一大批長期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一些在“**”中曾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英勇鬥爭而慘遭殺害的普通共產黨員如張誌新、史雲峰等人，也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數以千萬計的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

在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黨中央對一些曆史遺留問題也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處理。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宣布對多年來遵紀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結束了政治上被歧視的處境，開始了新的生活。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統戰部等六部門《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問題的請示報告》。根據這一文件，全國共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複了勞動者成分。此外，黨中央還認真檢查和糾正了民族、宗教等工作中的“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各項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誌，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了公開審判，伸張了正義，恢複了社會主義法製的尊嚴。各地方的人民法院也陸續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其他餘黨進行了審判。

經過上述工作，黨的實事求是傳統和黨在人民中的威信得到了恢複，從而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投身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條件。

第三，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

鑒於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狀況，三中全會結束後，黨中央和國務院立即著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與60年代的經濟調整不同，這次調整除糾正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外，更著重於糾正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樹立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實際是在經濟領域進行撥亂反正。

1979年3月，在討論經濟調整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雲首先講到，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要“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麽事情也搞不好”。鄧小平也講到，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該總結的時候了。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即：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麵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基本上調整過來；積極而又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和經濟管理體製；整頓好現有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更好地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李先念在會上講話時闡明了這次調整的指導思想，指出：經濟調整工作，要考慮到我們是一個有九億多人口的大國，其中80%以上是農民。這是我們規劃建設藍圖時必須考慮的基本出發點。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這就是我們這次調整的指導思想。

會後，調整工作全麵開始。首先是加強農業，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係。根據黨中央的建議，國務院陸續頒布了一係列加快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措施，包括絕對不許征購過頭糧；縮小工農業產品的差價；提高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等等。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其中的25項政策規定充分體現了從實際出發、按照群眾利益辦事、尊重和保護農民民主權利的精神。這些政策措施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也為人們進一步解放思想，進行農村改革創造了條件。

在其他方麵的調整中，黨中央針對“左”的思想阻力和急於求成的習慣心理，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對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和比例失調的根本原因進行了深刻分析，陳雲明確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麵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後‘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麵的錯誤。”“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鄧小平也指出：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後長期急於求成，我們的經濟一直存在著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加上“**”十年破壞，以及粉碎“四人幫”後頭兩年對情況沒有摸清，造成了經濟發展各方麵的不平衡局麵。改變這種局麵，是同三中全會糾正“左”傾錯誤、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總方針完全一致的。這次會議比較徹底地清理了經濟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會後，調

整方針得到了切實貫徹。到1981年底，各項主要經濟比例關係趨於協調，國民經濟一度麵臨的困難局麵有了根本改變。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經濟調整，全黨對“左”的指導思想和經濟體製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提出了新的經濟發展指導方針，這就是：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是經濟領域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第四，解決建國以來的重大曆史是非。

完成這個任務的關鍵，在於必須徹底打破屬於現代迷信的個人崇拜的束縛，既要如實地指出並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正確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隻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才能對建國後的曆史作出科學總結。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對黨在建國後三十年的曆史作了初步總結，為解決好這個問題作了準備。

此後不久，黨中央便開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主持和指導了這項工作。1980年3月，他就《決議》的起草提出了三條指導原則：（1）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2）對建國三十年來曆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3）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在起草過程中，鄧小平還針對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的錯誤認識多次強調：對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在鄧小平的指導下，《決議》草稿經過反複修改和討論，充分吸收大家意見，集思廣益，終於使多數人的意見逐步統一起來，實現了起草《決議》的目的。

在討論《決議》時，很多同誌還對華國鋒所犯的“兩個凡是”錯誤及其他錯誤提出了批評，並認為他不再適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華國鋒本人也提出了辭去領導職務的請求。

在此基礎上，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的重大曆史問題做出了正確的結論，清理和糾正了“左”的錯誤；對“**”做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指出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毛澤東的功過作出了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充分闡述，莊嚴宣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還指出，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並對三中全會以來黨重新探索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了初步總結。全會同意了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並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組成。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此後，全黨又繼續努力，勝利完成了各個領域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

在認真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的黨委很快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都把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為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重要法規。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共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1980年11月，陳雲提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進一步引起了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經過幾年來在黨的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麵撥亂反正，十年“**”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終於得到基本消除，黨和國家又重新呈現出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麵貌：在思想上擺脫了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結束了長時期的社會動亂，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根據廣大人民的意願和利益進行了調整、整頓，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國民經濟經過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已經渡過了最困難時期，走上了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都扭轉了混亂局麵，走上正軌並得到一定發展，呈現出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團結，都得到了很大改善；黨在領導撥亂反正中逐步恢複了優良傳統，經受了考驗和鍛煉，更加成熟和堅強；人民軍隊也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強了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提高了軍政素質。所有這一切，都使黨和國家實現了曆史性的偉大轉變，具備了在曆史新時期開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進行現代化建設新長征的堅實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