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徘徊前進_■ 曆史轉折

■ 曆史轉折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帶來的思想解放,加快了曆史轉折實現的進程。

首先是在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兩個凡是”的禁區開始被打破。1978年下半年,在鄧小平、葉劍英、陳雲以及胡耀邦等人的推動下,黨中央終於同意由中央組織部對在“**” 中造成過重大影響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案進行重新複查;批準在對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同時,對錯劃右派予以改正。由此,既加快了整個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的步伐,也更加激起了黨內外對於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確立實事求是指導思想的強烈要求。到1978年底,中央和國家機關6000多名待分配的幹部已有5000多名得到了安置,一大批老幹部重新走上了領導工作崗位。與此同時,廣大群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也愈加高漲,從而為黨進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既準備了幹部力量,也準備了群眾基礎。

其次是這一時期,黨內不少同誌在樹立實踐標準、破除“兩個凡是”的過程中,對我國二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反思,開始改變了以往對於社會主義的傳統認識。很多同誌通過對國外情況,特別是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情況的考察了解,普遍感到了我國在經濟技術上的巨大差距和管理體製上的僵化落後,由此產生了加快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步伐和改革經濟管理體製的要求。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了為期兩個月的務虛會,研究如何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速度問題。與會同誌在認真總結建國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紛紛提出了改革經濟管理體製,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李先念在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麵貌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我國十分有利,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我們的建設,決不能錯過這個非常難得的時機。其後不久,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這些思想醞釀,又從方針政策上為實現曆史轉折作了準備。

這一期間,鄧小平也在不少場合多次講到,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認真學習、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改革我們的經濟管理體製。1978年9月,他在東北三省視察時,再次強調要解放

思想、實事求是,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指出:“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要適時地結束,把工作重點轉到建設上來。這一建議,很快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讚同。

在上述思想基礎上,經過一係列準備,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於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開。華國鋒在開幕會上宣布,這次會議議題:一是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在討論這些議題之前,中央政治局決定,先討論一下結束全國範圍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從明年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不過,華國鋒隻是把工作重點轉移當成一般性的工作轉變,而未看到已經十分迫切的進行指導思想撥亂反正的任務。因此,他在講話中沒有提真理標準討論和指導思想的轉變問題,也沒有提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係列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而這是那些希望首先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曆史是非的與會同誌不能接受的。

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發言,首先提出了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引起了與會同誌熱烈響應,扭轉了會議議程。11月25日,在與會同誌強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終於作出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等項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的曆史遺留問題。接著,會議又對在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上出現的意見分歧進行了熱烈討論,經過尖銳的思想交鋒,大家普遍認識到進行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要求端正思想路線的呼聲也更為強烈。在實事求是方針的指導下,與會同誌又先後討論了工作重點轉移的指導思想、農業長期落後的根本原因、經濟工作麵臨的任務以及黨和國家的民主建設等問題。很多同誌在討論經濟問題時,都提出了改革經濟管理體製、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建議。

根據大家的討論情況,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對半年來熱烈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作了總結,批評了“兩個凡是”和個人崇拜,提出了解放思想和打破僵化的迫切任務。他說: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係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解放思想,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民主集

中製。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他還提出了改革經濟體製的任務,指出如果“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這篇講話受到大家熱烈擁護,成為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同時也是“在‘**’結束以後,中國麵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曆史關頭,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經過中央工作會議的充分準備,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實行工作重點轉移的建議;審議農業問題的文件和1979年、1980年兩年的經濟計劃;討論人事問題和選舉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會認真討論了鄧小平的上述講話,一致同意從1979年起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確認了中央工作會議的各項重大決定,順利完成了各項議程。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中央委員;選舉了以陳雲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這次全會取得了一係列具有曆史意義的偉大成果: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方針,恢複和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這是一切撥亂反正的先導;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複了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優良傳統,提出了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了曆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係統清理重大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提出了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的方針,從而為既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能正確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根據我國的曆史經驗和現實需要以及世界發展的趨勢,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開始了中國從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到改革,從封閉到開放的曆史性轉變;在作出一係列加強農業的措施的同時,強調必須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從而為啟動農村改革提供了支持和保證。

這些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成果,不但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兩年來黨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而且實現了黨和國家曆史性的偉大轉折,開辟了中國發展的新道路。從此,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