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徘徊前進_■ “兩個凡是”

十、徘徊前進

■ “兩個凡是”

經過長達十年的“**”，積累下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整個局麵可以說是百廢待興。黨麵臨著撥亂反正、使黨和國家在動亂後重新走向振興的艱巨任務。完成這一任務，首先必須在指導思想上糾正過去的“左”傾錯誤，重新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然而，由於這時的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繼續維護和堅持“左”傾指導方針，未能順應曆史發展要求，致使黨和國家在前進的道路上出現了兩年徘徊。實現曆史轉折，不能不經曆一番曲折和艱難。

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立即著手清查他們的幫派體係，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恢複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得到了人民擁護，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麵對廣大幹部群眾反映強烈的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正當要求，作為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華國鋒卻背離了大多數人的願望。由於這兩項要求都涉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華國鋒不允許人們這樣做，因而采取了壓製態度。經他批準，1977年2月7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提出，不僅壓製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正當要求，也為糾正“左”傾錯誤和撥亂反正設置了禁區。為衝破這個禁區，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一批老一輩革命家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了艱巨而富有成效的努力。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就在致黨中央的信中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觀點，並很快得到黨內幹部的熱烈擁護。此後，鄧小平又多次在不同場合明確批評“兩個凡是”，陳雲、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誌也先後通過宣傳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等方式，抵製“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黨內外的強烈呼籲聲中，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於全部恢複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鄧小平被撤銷的全部職務；同時也追認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510人，全國這時有黨員3500多萬。大會宣告了“**”的結束，並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但對“**”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仍然作了充分肯定。在隨之

召開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華國鋒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並由以上五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盡管大會沒有放棄“兩個凡是”方針，但鄧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卻對撥亂反正的進程和曆史轉折的實現產生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

鄧小平複出後，首先從抓教育和科技入手，通過否定曾得到毛澤東批準的“兩個估計”（即“**”前的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始教育和科技領域的撥亂反正，突破“兩個凡是”的禁區，進而又影響到平反冤假錯案和經濟、文藝等領域的撥亂反正。

但是，這些撥亂反正，開展得都十分艱難，幾乎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兩個凡是”思想的阻礙，都有人搬出毛澤東的批示或“語錄”進行詰難。推翻“兩個估計”，曾因是“毛主席批了的”而使人們顧慮重重；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準觸動；經濟領域恢複按勞分配的某些做法，有人就依據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批判進行反對；文藝界批判“黑線專政論”，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理論界批判林彪、“四人幫”散布的謬論，也受到了“兩個凡是”方針的種種限製。這種狀況使人們越來越尖銳地感到，要徹底澄清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糾正“**”中的錯誤，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和決策？判定曆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麽？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麽？圍繞這些問題，鄧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反複強調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力圖掙脫“兩個凡是”枷鎖，堅持撥亂反正的許多幹部和理論工作者。根據撥亂反正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一批幹部和理論工作者自然而然、不約而同地開始思考、討論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並醞釀就這個問題撰寫文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經過多人參與，並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於次日轉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對“四人幫”設置的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

盡管文章隻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作正麵闡述，但實際卻批判了“兩個凡是”，並觸及到盛行多年的

屬於現代迷信的個人崇拜。因此，立即引起“兩個凡是”同實事求是兩種思想主張的激烈爭論，由此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由於“兩個凡是”的影響還相當普遍、頑固，因而文章的觀點也受到強烈指責。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央領導人指責文章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企圖壓製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使這場討論剛一展開即麵臨著巨大壓力。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給予了及時的強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著重闡述了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了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的“兩個凡是”態度，指出：我們一些同誌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他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鄧小平的講話使堅持實事求是，主張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同誌受到鼓舞。《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等有影響的大報繼續發表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中央、地方和軍隊的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先後舉辦了多次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甚至科技界也積極參與這一理論問題大討論；羅瑞卿、譚震林等一批老同誌也以不同方式支持並參與這場討論；從1978年7月底開始，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軍委各直屬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公開表明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立場和主張。在許多同誌的共同努力下，這場討論迅速衝破重重阻力，蓬蓬勃勃地在全國開展起來。

這場大討論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通過確立實踐標準，人們開始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實事求是地認識和處理撥亂反正中遇到的問題。組織工作部門開始提出以事實為根據，大膽地平反冤假錯案的要求，而不管是什麽人定的、批的；經濟領域開始從實際出發，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恢複了一些過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特別是在農村工作中，一些地方的領導從本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大膽地對農村政策進行調整、探索，而不顧多年來某些“本本”、教條或“禁令”的束縛。從而，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實踐中；不僅使思想理論界，而且使黨內許多幹部，都衝破了“兩個凡是”設置的禁區，為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曆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基礎。

（本章完）